中国和印度人口政策效果之比较

本文以中国和印度人口发展状况为出发点。论述了中印两大文明古国和人口大国近现代人口迅速发展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从50年代初期起,两国先后实行了控制人口政策,经40年努力,两国人口政策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由于70年代以来认真贯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为基本内容的人口政策,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解决人口问题,人口出生率下降速度很快,目前人口出生率已低于第三世界各国,也明显低于印度。由于中印两国的人口基数很大,按目前增长速度推算,2050年以后,中印人口都将超过15亿,那时印度人口比中国人口更多,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因此,中印两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控制人口政策。     

中国农村人口结构变化及就业选择

为研究中国农村人口结构变迁规律,基于2003～2012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跟踪调查数据,以山西10个村的样本为例考察了近10年来农村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和轨迹。研究发现,农村人口10年来平均年龄增长了4.3岁,而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增长5.6岁从性别和在家居住时间看,46岁及以上女性和61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是农村生产生活的主力军从工作时间和就业方向选择看,尽管农村劳动力仍以家庭农业经营为主,但外出就业和受雇用已成为农村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手段从文化程度和健康状况看,滞留在农村的农业人口质量较差。研究认为,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中国农村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已发生巨大变迁,农村人口“老龄化”和“空心化”、农业“女性化”和“老年化”特征突显,这些问题将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中之重是农村人口“老龄化”及养老问题,新农村建设与户籍制度改革应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需要关注农业生产的“老年化”和“女性化”特征,以及关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关系。     

人口流动会抑制城市碳排放吗?——基于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旨在平衡“流动人口”和“常住人口”差别化待遇，它为研究人口流动对碳排放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契机。为了弥补STIRPAT模型在政策评估上的劣势，可采用以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9年283个地级市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来考察人口流动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实施二元户籍制度改革能有效地抑制城市碳排放；在这一过程中人均收入、产业结构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技术水平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中国人口流动规模与城市人均碳排放之间呈现倒“U”关系。由此，政策上应深化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提高技术水平和优化产业结构以降低碳排放强度、分类控制不同城市人口流入规模，助力我国尽早实现“双碳”目标。     

“全面二孩”后的人口预期与政策展望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究竟能对人口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文章假定今后维持“全面二孩”人口政策不变进行了人口预测。结果可知：城乡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并不会带来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高峰期最多可以新增出生人口400万;政策调整会提高人口峰值,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延缓劳动力供给的衰减速度,但作用微乎其微。从其他国家的人口发展经验看,生育率的下降趋势似乎不可避免。因此,“全面二孩”并不是生育政策调整的终点,应继续监测生育水平,进一步调整生育政策;建立和完善“家庭友好”政策体系;从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应对负面影响。     

中国与印度人口控制比较研究

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人口大国,两国人口控制政策的形成都经历了曲折历程。两国人口控制都以国家调控为主,家庭计划为辅;都运用政策法律、经济等杠杆来控制人口,充分发挥传媒作用;都加强宣传教育,将人口与发展结合起来进行决策。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对两国人口控制政策的效果影响不同。中国的人口控制基本成功,而印度则不太成功。只有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才能最终解决人口问题。     

我国特大城市外来人口调控政策的发展

北京市自20世纪50年代起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限制人口过快增长的人口调控政策,并从90年代中期以来,以外来人口作为人口调控措施的主要管控对象。对北京市不同时期的人口调控政策进行系统地梳理,认为人口调控政策可以分为严格控制期、调整控制期、多策并举期和管理与服务并行期四个阶段。且在不同时期的调控目标、手段等依据国家政策变动、城市功能定位、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特点而转变。从人口调控政策变迁的历程来看,北京市的人口调控逐步从早期的行政性限制措施转变为人口服务与管理并举的服务性思路,调控手段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一致,且日益多元化。     

城市化影响人口控制的机理分析

自1982年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对控制我国人口数量尤其是广大边远贫困地区的成效并不明显,而城市化自然地应发挥着控制人口增长的机制作用。因此,为降低我国人口增长率,未来40多年应在继续狠抓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应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长足发展,并早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国21世纪下半叶人口的自觉控制。     

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重点

“三孩政策”标志着生育政策的进一步优化,它为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两次生育政策转型和优化分析的基础上,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人口问题的再认识、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改变的视角分析中国生育政策优化的基础和内在动力。研究认为,优化生育政策不仅提升了人口出生率,缓解人口老龄化,减轻社会保障制度压力,而且将生育权回归家庭,是对家庭福利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体现; 为此,在充分发挥“三孩”新人口政策作用的同时,还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将构建共享型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和劳动就业权、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等一体考虑,有助于新的优化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反思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三十多年,整体上取得了较好的人口控制效果,基本达到了政策的预期目标。但学界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得失的争论与调整的呼吁也愈演愈烈。梳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形成的背景、过程、内容、法规及配套政策,综观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如何评判,可以发现对于计划生育政策,正反两方的观点分歧在于对人口规律和中国未来人口形势的认识不同。坚持政策从严或维持现行政策,是以人口数量与经济社会发展为论据基础的;建议适度放宽政策,是以人为本、调整人口结构与提高人口素质为出发点的;后者更符合我国人口政策实践的实际状况与人口发展的需要。在低生育水平下,尽快调整完善中国的现行计划生育政策非常必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复杂而严峻的人口形势。     

金其镛主编《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之路》一书正式出版

由武汉市环境保护局资助、金其镛同志主编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之路》一书 ,1999年9月由武汉出版社正式出版。金其镛同志从 80年代末起 ,在环境科学领域开始了环境文化的研究 ,发表论文多篇。该书共分七章 ,从人类环境意识觉醒后的选择讲到世界未来的环境 ;从中国环境保护方针、政策、法律、管理等讲到 2 1世纪的全球研究和中国研究的发展方向。并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建立全方位的“决策、基础、容量、动力、过程”五大支持系统 ,以保证“中国 2 1世纪议程”的实施 ,使中国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和人口得以健康、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把“五…     

三论中国生育政策的系统模拟与比较选择——兼论"一代独生子女"政策"自着陆"

通过对全国和30个省区未来51种生育方案近百年模拟和对人口数量控制、年龄结构改善利弊得失的对比权衡可知,与2020年开始实行一代独生子女政策相比,尽快二孩方案在人口年龄结构上并没有显著优势,而它们的分年龄人口数和人口总量将会有较大差异,前者将稳定在一个适中的或较小的规模上,后者将稳定在一个庞大的规模上.研究生育政策,制定人口战略,既要考虑年龄结构不要过度老化,也要考虑年龄结构相对稳定;既要追求战术性的阶段性优势,更要追求战略性的久远性优势.结合中国已有的大规模人口和年龄结构优化的总体要求,可以选择在2020年实行大、中口径的一代独生子女政策.此项政策在公平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上具有九大优点,可以平稳地实现我国计划生育的"自着陆".     

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台湾的政策及其变化

本文主要阐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台湾问题的性质的正确判断,并根据时事的变化,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对台湾的政策经历了由武力解放到和平解放的发展过程,周恩来把其中的主要思想概括为"一纲四目"。     

中国环境政策变迁逻辑与展望——基于共词与聚类分析

基于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政府需要以环境政策等社会规制手段进行治理。自1973年以来,国家及各部委先后颁布了三千余项环境政策（不包括各省市区的环境政策）,用以全面推进环境治理,提高我国环境质量。运用共词与聚类分析的研究方法可以展示政策聚焦点的变迁轨迹,反映出我国环境政策的变迁逻辑。研究发现：中国环境政策变迁经历了“开创”、“调整”、“战略发展”、“深化”和“稳定成熟”五个阶段,显示中国环境污染治理尤其是大气污染治理能力日益提升。同时表明,生态保护政策在特定时期成为政策热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日趋完善以及环保标准体系日益健全等政策演进规律,这对以后的生态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降低税收政策不确定性能否提升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基于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的准自然试验

深化税收政策改革激发企业活力,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基于中国2002年实施的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这一准自然试验,借助断点回归设计（RDD）识别税收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回报率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降低税收政策不确定性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资本回报率;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相比,私有企业资本回报率受上述政策变化的影响较小;税收政策不确定性通过税收负担和投资波动两个机制影响企业资本回报率。规范税收执法降低税收政策不确定性,有助于降低企业税负并稳定企业经营预期,因此应成为深化税收政策改革的重要举措。     

稳定低生育水平战略决策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决策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对我国国情的理性判断.而当前我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同于实行计划生育以前的人口问题,除了人口数量依然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外,人口质量、结构、流动迁移等问题比以前更为复杂多样,也需要得到充分关注.如果不能把低生育水平稳定住,各种人口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重大战略决策的继续和完善,是理性的选择.通过节约人口投资、推动城乡改革、提高我国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提升两代人的人力资本创造条件.稳定低生育率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此外,稳定低生育率还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创造条件.虽然继续稳定低生育率也必将伴随一些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利大于弊.生育水平并不是越低越好,根据人口发展的特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总和生育率(TFR)稳定在1.8左右在一个时期内是较优的选择.     

新中国对西方政策探源——以对美英政策为例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西方国家采取了"不急于建交"的政策。在"一边倒",的前提下,新中国决心"另起炉灶",而美国则坚持要求新中国继续"履行其国际义务"。中英关系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但是,英国"门内留一只脚"的政策使其与新中国存在着发展关系的可能性。由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新中国既定的外交方针,中英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没有实现建交具有必然性。     

生育政策调整及其风险规避

现行生育政策对遏制中国人口过快增长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政策本身具有阶段性和局限性,不宜长期实行,否则会因下一代人口的过快衰减而影响家庭、社会甚至国防安全。为了让公民满足在生育上的刚性需求和实现平等的生育权利以及降低政策的负面影响,建议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全国统一的“补偿一孩,允许二孩,控制三孩”,并将这一政策延续到2033年前后。调整生育政策可能会出现生育率波动、推迟和抬高人口峰值、计划生育工作滑坡、独生子女家庭总负担加重、人口与资源生态环境关系更加紧张等风险,需要切实规避。     

我国人口转变模式及其形成机制

通过对我国近 5 0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统计数据的分析认为 ,我国已经完成了由传统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向现代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人口转变过程。又通过对我国 5 0年来的人口转变模式的分析 ,探讨了其转变机制 ,指出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是人口转变的根本原因     

社区研究、社区养老与社会政策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回顾社区研究、社区服务及有关历史,反思中国的"社区"及其在社会政策实践中的作用。分析中西方养老模式与理念之异同以吸取有益经验,对中国式"社区养老"与西方的community care(社区照顾)以及近年来流行的aging in place(AIP,就地养老)作了回顾比较,并在更广阔的社会经济背景下探讨未来发展趋势。社区养老将成为中国养老方式的主流,但社区养老不是变相家庭养老。家庭的养老功能急剧减弱,不久的将来,当大批"空巢"(包括孤独鳏寡)老人进入高龄阶段后,尤其是需要长期照顾(long-term care)的时候,"以居家为基础"更不能简单理解为以自我或家庭照顾为主,居家社区服务必须跟上,机构养老一床难求的局面要尽早改变。正视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城市化发展的后续问题,针对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养老需求,大力发展社会服务(包括机构养老),这是非常时期应对"潮独"(婴儿潮出生、成为独生子女父母)一代特别突出的"空巢"家庭问题积极开展研究的必然思路。综合社会服务体系框架设计、分户不分居的代际支持方式、城乡老年人健康分化等,都是与社区养老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中国总体公共政策已经由"经济国家"向"后经济国家"转型,为社区养老事业朝正确方向发展提供了历史条件,国家"十三五"规划为此做了新的战略部署。政策研究还要注意避免这种有针对性的养老举措在将来过时而造成国家负担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