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华语,方言危乎?

为了整合华语表达方式,近段时间以来,上海市除了允许沪剧、越剧、滑稽剧等方言戏曲存在外,禁止报刊刊登上海方言文章,禁止电台广播传播上海方言,不准发行上海话歌曲磁带,不准讲上海话的电影电视片播出和方言话剧的演出,也不组织专家审定方言用字。无独有偶,国家广电总局日前也下发通知,要求在全国停播地方方言译制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通告指明一些广播电视播出机构播出了用地方方言译制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有违广播电视推广使用普通话的重要任务和使命。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域差异很大,各地方言繁多,为了交流与行政的方便,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官话”。普通话作为新中国的官方语言,在宪法中已得到明确规定。国家从1955年开始推广使用普通话,迄今已有整整半个世纪。半个世纪以来,在全国几乎所有的方言地区,人们都接受了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并努力学习它——方言与普通话基本“和平共处”。但时代跨入了21世纪,一方面人们的自我意识、地域意识以及由此延伸的方言热情不断被激发,如方言电视节目屡创收视新高;另一方面,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尤其是近段时间以来,在广电总局一次次地对各级传媒下发限制使用方言的有关文件之后,人们开始感到了方言与普通话之间越来越凸显的矛盾。到底是方言重要,还是普通话重要?二者是否水火不相容,能否并行不悖呢?     

藏语方言学研究与语言地图：如何看待“康方言”

本文介绍藏语方言学研究中的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并利用此方法对所谓的藏语“康方言”进行分析,探讨其具体语言现象,并提出在以往藏语研究中常见的“康方言”并不成立,应将其理解为“语言复合体”之见解.由于方言学研究涉及的领域除了语言本身之外,还需要考虑地理关系及历史关系,其研究不同于普通的方言研究.本文主要讨论有关“康方言”的三个问题,通过实际问题的讨论了解到,方言学研究中绘制语言地图是一种不可回避的过程,通过地图能了解到各个方言群的分布地域,并加上地理、历史等人文信息探讨方言的形成,才能得到可信的方言分类.     

论甘肃“花儿”的演唱特征

在中国西北卓越多姿的民间音乐里,有一种音乐形态以它热情高亢的旋律、耐人寻味的曲词、变化多端的演唱方法而历久弥新,它就是被称作西北之魂的地域歌种——“花儿”.在历史车轮的前行中,“花儿”的发展也因地域文化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流派.本文从甘肃“花儿”入手,了解“花儿”的起源和发展,从艺术的角度去分析“花儿”这一经久不衰的民间山歌是如何从山村田野步入学术大雅之堂的.     

关于民族形成说质疑

在民族学研究中,大家都以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为理论根据。这个定义就是:“民族是人们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但是学术界在对民族四特征理解上却有分歧。我们认为,民族共同语言是在民族形成过程中以某种方言为基础,同时吸收其他方言的有益成分发展而成的。它并不等于方言。我们不能望文生义,认为凡某个共同体共同使用的语言就是民族共同语言。如把原始社会里的部落语言说成是民族语言。摩尔根认为部落和方言是     

我看学智

我和学智相识,已经快三十个年头了。我们属于那种平时来往不多,但却很合得来的朋友。这“合得来”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有书法这个共同的爱好,因而共同的思想与语言便多;二是在为人处世方面,我们也有些共同的地方,譬如做人的耿直、待人的诚恳、追求的执著、办事的认真、作风的俭朴等等。这两个原因之中,我更看重后者。因而可以说,我们之间友情的牢固存在,也是我对学智的人品道义的一种赞赏与肯定。 学智给人的“表面”印象,总是慢条斯理、不温不火,不见他有匆匆忙忙的时候,也不见他有“着急上火”的时候。但这只是学智的一个方面,是一种尚属“表面”的现象。这“现象”背后的学智,实际上是一个很有主见、很有激情的人。因而,无论对人对事,学智总有自己的想法,而他只要有了自己的想法,便是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因而,学智写起字来总     

略论中国古代的"天下"、"国家"和"中国"观

中国古代先民心目中包含“中国”和蛮、夷、戎、狄五方之民在内的“天下”具有某些现代国家的 属性。“中国”一词之“中”,并非源自地域位置,而是源自“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在春秋大一统学说中,“中国”和“天下”终究是要合一的。     

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人

立陶宛人从遥远的荒古时代起就一直居住在波罗的海沿岸。语言学方面的资料对此提供了很好的证明。此外,地形学方面的一些名称和大量的其他历史资料也能充分地说明这一点。立陶宛人与斯拉夫人的关系、长期以来十分紧密。就是在印欧语系各族人已经分化而各自独立的时候,立陶宛和斯拉夫人之间仍保持着一个统一的“波罗的-斯拉夫”共同体。退一步讲,即使这种共同体算不上十分完备,其间关系之密切也足以概见。双方虽存在着方言的差别,但可构成一个统一的波罗的-斯拉夫语族,彼     

从方言词语看绥宁苗族的婚嫁习俗

方言与民俗的关系,也就是地域语言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其实就是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方言映射民俗,民俗渗透于方言之中。本文透过方言词语,具体研究绥宁苗族独特的婚嫁习俗以及这些习俗所反映的独特的地域文化——"熟苗"文化。     

打造商贸物流生产基础 科学发展民族特色工业

我的家乡溆浦虽然也属大湘西，本土民歌却并不兴盛。我只会唱一首溆浦民歌：“这边（那个）坳，那边（那个）坳，那边坳上黄牛叫。黄牛黄牛哟你莫叫，三亩旱地要你犁呀。”这调子只能用溆浦方言唱，粗犷而苍凉。我有时兴来，糙着喉咙吼几声，也是蛮有兴味的。     

猴女子

我是一个猴女子吗?这怕不会错,因为这是外婆的话。 我说不清猴女子是什么意思,外婆也未必,这是一句方言。方言就是这样,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想想外婆叫我猴女子时的情形,我大体上意会了哪种女子叫作猴女子。 小时我太野。我想起,我淘气的程度,胜过了一块与我玩耍的任何一个男孩或女孩。而我们一起做出的那些荒诞不经的事,有许多缘于我的策划。那应该叫做鬼点子。     

西藏西部佛教壁画中的降魔变与西域美术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在西藏西部（令阿里地区）的考古调查中，一批新的佛教遗迹相继发现，不仅填补了以往西藏地区佛教美术遗存的诸多空白，也为我们提出了不少新的研究课题。本文拟通过对西藏西部佛教壁画中“降魔变相图”这一题材的探讨，由此比较分析其与西域、敦煌佛教美术之间的关系。所谓降魔成道，表现的是释沙成佛过程中，面对各种邪魔的威逼利诱而毫不为之所动，并向大地伸手，请大地作证，最后终于降服魔军的故事。在敦煌石窟遗书的《破魔变文）中，曾记载了这一故事。“西藏流行的降魔变文与汉地文献所述基本情节相同，但也有地域特点，在西…     

论楚俗的形成

<正> 楚人起自中原,封于南域,其风俗与中原华夏诸国差异极大。中原乃仪之乡,而楚处蛮夷之间,蛮气氲氤,华夏诸侯素以蛮夷视之,“荆蛮”、“楚蛮”、“南蛮”的名称也由此而来;楚人一向也以“蛮夷”自称。楚子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武王三十五年(前     

"日""月"形义新证

“日”“月”分别为太阳和月亮的象形,似乎已成不争的事实。但历代学者对“日”“月”的形中之义都没有作出圆满的解释,而“日”“月”为男根女阴之象形的新解,圆通地解释了二字的形中之义,并得到了字形、字义、方言、外族语及神话文化等方面的证明。     

蒙自行随感

在一个月前我去了一趟蒙自,呆了将近十天。蒙自是云南南部的一座美丽的小城市,距离中越国境线只有一百多公里。它的交通、经济和政治的条件,决定了它成为新近扩大建立起来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首府。我有机会参加了为建州而召开的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听到地方政府的七年多来各项工作的报告,听到各民族代表们的生动而亲切的发言,此外还和部分代表有些个人接触。这一带地方我在抗日战争后期是到过的,而且不只一次。所以这一次旧地重访,如遇故人。可是“故人”的变化太大了,给了我很强烈的感受,也使我多一次更明确地得到对于革命事业的认识。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最根本、最深刻的变化是在社会基层里运     

语言选择:聚合与背离--以台湾的大牛栏语言社群为例

大牛栏是多语社群,主要的语言大牛栏方言是一种独特的台湾闽南语方言.过去,大牛栏方言是低阶语言、弱势语言,仅在家庭、氏族内使用;而客语是高阶语言、强势语言,也是语族之间的沟通语言.大牛栏社群在不同领域的语言使用并不相同.他们在外遇到客家人讲客语,这是一种语言聚合(convergence);在家庭中对婚姻移入的客籍妇女讲大牛栏方言,这是一种语言背离(divergence).两种不同的语言选择显示大牛栏社群在家庭内、外与客家人对话时,彼此的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不同,也显示他们在公、私领域心中运作的社会结构不同.     

兴边富民:蓝图早日变现实——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龚学增

记者:在您的印象中,“边境”这个概念是如何界定的?您认为“边境”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龚学增:提到边境,我们自然会想到与之接近的边疆、边界等概念(这里主要指陆地部分)。我认为,边境的涵义介于边疆和边界之间。一般认为,边疆是一个国家比较边远的靠近国界的较为广阔的地域。边界也就是国界,它是划分国与国之间,被双方都认可的地理界线。所谓边境,那就是边疆地区与边界线相连的比较狭小的地带。我记得国家民委倡议发起的“兴边富民行动”所涉及边疆9省区135个陆地边境县(旗、市、市辖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8个边境团场,共190多万平方公…     

岭表之风——《粤风》

《粤风》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被誉为“补三百篇之遗”的多民族民歌集。《粤风》中的“粤风”,实际上是岭南汉壮瑶各族共同创造的具有地域特征的民歌特质。明清时代,在刘三姐歌谣的涵化下,岭南各族民歌渐趋靠拢,汇为“歌海”。虽个性尚存,然共居一隅,互相渗透,面貌逐步趋近,终于在形式、内容、风格、手法、意境各方面形成了特定地域的文学风格——粤风。反映了岭南多民族之间文化交融的深度。     

河州型爱情“花儿”男女对唱试探

“花儿”，也叫“少年”，是产生于河州地区（包括今甘肃省临夏州、甘南州部分及青海省东部农业区），流传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部分地区的汉、回、东乡、保安、撒拉、土、藏、裕固等民族中的一种以爱情为主要内容的山歌，用河州汉语方言演唱，格律独特。“花儿”流行地区之广、传唱民族之多、唱词之浩瀚、曲调之丰富，可位列中国民间音乐艺术之首。     

站话对黑龙江方言及其格局形成的作用

黑龙江方言是在民族融合和语言接触的过程中,融入了不同时期、多来源、多层次的汉语方言特征,同时受到少数民族语言影响,经过长时间的整合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站话是黑龙江地区早期的汉语方言。本文主要从站话对黑龙江方言的形成在时间、地域上的影响条件,移民的历史以及语言内部因素的对比考察等方面,论证了站话是黑龙江方言的基础方言之一,对黑龙江方言及其东西两区的格局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世界观看人类学的历史

本文以近代西学的源流为主线,叙述了学科的“大历史”。作者将人类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他者’及其与我们之间的关联、对我们有启迪的学问”,把“他者”界定为“非我”或“非己”,指出这个概念超越文明的我他之别,不仅指人,还包括“物”和“神”。接着文章追溯了从“后中世纪”的科学到19世纪人类学,及其在“两战”之间、战后人类学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变化。漫长的学科史的追溯表明西方人类学也是世界观的历史显现。本文也评论了西方人类学对近代世界格局的回应,述及中国的“三个世界”理论和“南方人类学”的兴起,最后落脚到“我们对世界人类学会有什么贡献”这一问题。本文开篇强调了非西方人类学史和区域民族志史的价值,结语部分则指出中国人类学能否为世界提供思想,取决于我们是不是“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