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热爱生活的苏轼

我国伟大的文学家苏轼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新旧两党激烈斗争的时代。他二十一岁考取进士以后,做了主薄、签判等地方官。也就迅速地卷进了斗争的漩涡。在新旧两党的斗争中,他既反对革新派的新法,又反对保守派全盘否定新法,主张对新法“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在新旧两党激烈斗争中,他持着这种依违态度,自然就得不到新旧两党任何一方的全部同情和支持,因此,他的悲剧命运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苏轼一生中,曾多次被贬谪,还因文字狱坐过牢。在垂暮之年,竟被贬到辽远的海南岛。然而,面对这一个个的沉重打击,他却不屈不挠,把“一肚皮不合时宜”,在对生活的执着热爱中寻求排遣和解脱,自始至终地对人生怀着热烈和沉挚的感情,不懈地追求着美好的理想。身处逆境之中,并不悲观颓废,仍然执着地热爱生活,这种生活态     

苏轼在黄州

苏轼(一○三六——一一○一)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他是北宋比较关心民间疾苦,富有爱国精神的著名文学家。他同王安石都主张革新,但在改革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他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一些元老重臣因反对新法纷纷离开朝廷,王安石不得不重用一些“新进勇锐之人”,其中也混进了一些野心家、投机派。自熙宁四年(一○七一)起,苏轼离开朝廷,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山东诸城)知州、徐州知州。元丰二年(一○七九),苏轼改知湖州(今浙江吴兴),他在《湖州谢表》中说,神宗“知其(自指)     

苏轼的敌人

苏轼一生中树敌甚多,他的政敌不但包括整个新党,也有不少旧党中人.事实上苏轼从未进入过旧党的权力中枢,但是他那名震天下的声望和直言无忌的性格不但使新党将他视同敌方的党魁,而且使旧党中的不端之士将他看成通向宰执宝座的最大障碍,从而不约而同地将他视若仇雠,对他进行无休无止的诬陷、迫害.如果说从友人的身上可以发现苏轼的某种性格特征,那么在敌人的身上就可以反衬出苏轼的这些特征.忠谠与奸邪、直率与狡诈、坦荡与阴险、善良与凶恶,这些互相对立的性格特征,往往分属于势不两立的双方.本文考察了苏轼的敌人以及他们视苏轼为敌的缘由,为我们深入观察苏轼的性格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角度.此外,才高招忌也是苏轼树敌甚多的重要原因.苏轼的敌人中不乏忌恨其盖世天才而由忌生恨的人物,这也为我们理解苏轼的才学和成就提供了新的视角.     

邵伯温、邵博父子的苏轼评价论略

邵伯温《闻见录》、邵博《闻见后录》均有关于苏轼的材料记载,但由于父子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及各自人生经历的差异,形成了对苏轼不完全相同的认识与评价观念。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邵氏父子虽然都反对熙宁新法及新法派人物,但在交往和评价新法反对派的问题上,两人具有明显差别,并因此直接影响到对苏轼评价倾向的形成。     

苏轼判杭词创作的文化机制

熙宁四年底，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调离京城，通判杭州。在判杭期间，苏轼开始了词的创作。促使苏轼在杭涉足词坛、染指词事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地方官僚以歌妓歌舞侑酒为中介的社交方式和生活习俗，而非出于自觉，其近五十首判杭词几乎都是应歌体。然而，与花间词以来的应歌体不尽相同，苏轼在判杭词中突破了以往词体普泛化的抒情模式，寄寓了特定的政治情怀，为后来苏轼自觉提高词品、革新词风奠定了基础。     

“以意逆志”论苏轼

过去对苏轼居密一段的研究近乎空白，但这却是苏轼创作道路上的重要阶段。陈文将苏轼这期间的诗词作了迟异常说的解释，认为其中都有政治寓意，寄托了对王安石新法的意见，实乃苏轼对付变法之障眼法。     

苏轼的人生态度与人生体味

苏轼早在出仕之初就把人生视为一个不定的和漫长的持续过程。为了减轻人因生命有限、宇宙无穷的强烈反差而产生的悲观绝望和心理失衡,他主张把人的有尽的个体生命纳入人类生命延续的无穷过程,实现新的心理平衡;人的得失沉浮组成了人生起伏不定的漫长过程,主观意志不能完全左右,他主张只有采取随缘自适、超然于物外以观物的态度,才能不失时机地抓住新的希望。熙宁时期,苏轼被新法派排挤出朝廷,他开始适当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从直陈政见到寄寓托讽,从满怀信心地追求政治抱负的实现到淡化功名意识而追求精神满足,对人生采取一任陶铸的态度,把人生视为一个不断超越现实与自我的精神追求过程。“乌台诗案”与黄州之贬,使苏轼深切感受到苦难遭遇中的人生况味,从此,他由追求社会公认的人生价值,转向探求心灵和宇宙的奥秘,努力寻求自身存在价值的实现。因此,黄州之贬,对苏轼人格境界的升华,对他更深切地体认生命,对他后半生坚定地走自己选定的生活道路,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谪琼三载 遗泽千秋——苏东坡贬琼三年的思想和功业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坡对自己一生功业的概括总结.苏东坡名苏轼,字子瞻,四川眉山人.他是北宋文坛上一颗璀璨的巨星,他以大量优秀的诗词文赋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人们誉为“一代文宗”.他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位占三席.“一门三父子,皆是大文豪.”在文坛上传为佳话.苏东坡二十岁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先后做过翰林学士,龙图阁大学士.但四十五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从此,开始了他宦海浮沉,屡遭贬谪的仕途生涯.在黄州,由于苏东坡官卑职微,对人民生活的疾苦比较了解,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写出了上千首诗词,成为他一生创作的黄金时期.又由于他在黄州没屋可住,就在郊外东坡旧营垒处盖了一栋房子,因在下雪天房子落成,便取名为“东坡雪堂”,并赋《东坡》诗八首记之,从此苏轼便自号为“东坡居士”了.公元1094年,五十九岁的苏东坡又以“诋斥先朝”罪,“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1097年春,贬居惠州的苏东坡年已六十二岁,在贫病交加的逆境中,挥毫作《纵笔》     

论晁补之词

晁补之(1053—1110),字无咎,是北宋后期一位较活跃的作家。与黄庭坚、秦观、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他的诗与张耒齐名,词则比肩苏轼,独能得苏轼之神髓。翻开他的《琴趣外篇》,苏轼新词风的影响是明显可见的。而他也正因在当时正统词风占统治地位的情     

论苏轼黄州时期的文学创作及思想

由于"乌台诗案",苏轼干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初被贬请到湖北黄州,并在此地生活了四年又两个月.这一时期既是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他文学创作上的第一个高峰期.从苏轼被贬黄州开始,解读他在黄州期间的文学创作及其心路历程,探究这一时期苏轼的思想隶变对他以后人生的影响.     

关于苏轼的文学理论批评

苏轼(一○三七——一一○一)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是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他的诗、词、散文的创作都达到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最高的成就,但他的世界观中存在较复杂的矛盾。在政治上,他一定程度同情人民痛苦,有改革弊政的要求,但又反对王安石比较激进的新法。他的基本思想属于儒家,又出入佛老。他有儒家关心现实、积极入世一面,但也有中庸调和的保守观点;他借助于佛老思想使自己观察问题比较开朗通达,却又带有严重的消极虚无主义倾向。这些观点在他思想中相互冲突着,又相互渗透、制约、影响着。例如他企图以无为而治来实现政治改革,曾说:“智者所图,贵于无迹。”(《上皇帝书》)“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王者不治夷狄论》)他又企图以超然物外来认识现实,适应现实,曾说:“君子可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宝绘堂记》)以及《超然台记》所谓“游于物之外”,以达到“无所往而不乐”;都是具体的表现。他这种思想的社会阶级根源是:在政治改良运动中新旧势力斗争和党派倾轧日益激烈的条件下,苏轼作为一个从中小地主阶级逐渐上升的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当时社会危机,企图改变现状,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比较安定,这是符合他本阶级长远利益的;但又反对这种改革过多地触动他本阶级的狭隘利益。他为了本阶级的利益投入复杂的政治斗争,又企图从政争的旋涡中逃避出来,保全自己。这些矛盾构成了他思想的复杂性,而上述这种复杂的思想观点或多或少地反映在他的文学观中。苏轼在文学理论批评的领域中,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并作出了不少发展,推动诗文革新运动的前进,但其中存在许多消极因素,必须严肃批判。他的文学理论批评主要有下列这些特色:     

苏轼的诗歌理论

苏轼的诗、词、散文俱佳，又擅长书画。他的诗歌理论，除了吸取前人的理论成果外，主要是结合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而形成的。苏轼主张诗歌要有为而作，以“济世”、“救时”为目的。与此相联，他还主张“不能自已而作”。在艺术表现上强调随物赋形，文理自然。在艺术风格上，提倡“自成一家”，但又力主风格多样化。苏轼的诗歌理论．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从苏诗的用典看苏轼晚年“忠君”思想的变化

在过去的苏轼研究中,不少人认为苏轼的忠君是绝对的、“不容置疑”的,甚至把苏轼说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忠君主义者”。对这种观点需要加以分析。应当承认,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苏轼确实具有儒家的忠君思想:但这种思想在黄州以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乌台诗案”使他险遭杀身之祸,晚谪岭、海,又使他几乎不能生还。统治阶级的残酷的打击迫害、长期贬谪的痛苦的生活现实教育了他,使他逐步改变了对封建君主所抱的幻想,在思想上与统治阶级发生了明显的背离。本文即试图通过对苏诗中若干典故的分析,对这一观点加以说明。宋神宗元丰二年八月,“乌台诗案”爆发,苏轼被诬以“包藏祸心、怨望皇上、讪     

黄绍竑与广西近代建设

黄绍竑,字季宽,广西容县黎村乡山咀村人。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生。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国民党陆军上将。20年代中期,在孙中山和国共合作的广东革命政府支持、帮助下,他与李宗仁、白崇禧等打败陆荣廷、沈鸿英等旧桂系势力,统一广西,取代了旧桂系在广西的统治,建立了新桂系在广西的“一统天下”。他历任新桂系军长、副总司令、广西民政长、广西省政府主席等军政要职,曾是新桂系军阀集团的第二号头目,其地位仅次于李宗仁而在白崇禧之上。1930年因内部矛盾,他脱离新桂     

从三件事看苏东坡的务实精神

近日偶读东坡的《石钟山记》,颇为他不轻信前人的结论,必亲自做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务实精神所感。石钟山山名何由而来?北魏郦道元,唐代李渤都先后下了结论,但东坡深思细究而提出疑问。最后终于乘月夜泛小舟,夜游石钟山,探明了究竟,他说:“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种追根寻底的认真精神,今天仍值得提倡。对王安石的新法,东坡也抱实事求是态度,他并不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对新法中不便民而有流弊的地方,他反对;但当旧党重新     

匆匆五日 风韵长存——论苏轼的登州之任和对登州风物的歌咏

苏轼因对王安石变法持有异论而不容于朝,自请外任。先任杭州通判,继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七月在湖州任上,被人指控写诗讽刺新法,突遭逮捕,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四年后平调汝州。在赴任途中到达泗州的时候,全家二十余口皆病,一个孩子病死,资用罄竭,饥寒交迫。于是上表请求离职居住常州。满以为从此能彻底退出险恶的官场,依靠常州的薄田安身度日,终老此生。可是不久又受命复职,出任登州知州。     

香糯不腻东坡肉

东坡肉,浙江杭州传统名菜,因出自北宋苏轼之手而得名。据传,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常常亲自烧菜与友人品尝。他的烹调,以红烧肉最为拿手。他曾作诗介绍其经验:“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苏东坡第二次贬至杭州时,西湖已被葑草湮没了     

苏轼的政治态度剖析

目前,学术界对苏轼政治态度的评论仍然有较多的分歧,下面谈一点个人所见。问题的复杂性围绕王安石变法而展开的北宋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虽以新党、旧党为标帜而出现,但其内部的对抗,则不仅限于新、旧两党,且是党內派系之间的利害冲突,层出不穷。所以不久,旧党分裂为朔党、蜀党和洛党,新党内部也发生分化。新、旧党之争和派系之间的互相倾轧交错在一起。充分反映了这一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复杂性。这场党争持续有三十年之久,斗争出现过几次反复。一党得势,对敌党肆意报复,党争愈演愈烈。于是相互报复和政见冲突,也交织在一起。从而使得这场党争的复杂性也就更突出了。苏轼毕生的政治生涯都是在这场复杂曲折的党派斗争中度过的,因而他的政治表现不能     

苏东坡的成长故事

苏东坡,即苏轼,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三苏”。他的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天真烂漫的趣味,喜画枯木怪石。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由于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之后,那时已过而立之年,结果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8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教诲。母亲成了他最早的启蒙老师,母亲程氏出身书香门第,人品、学识都相当好,对儿子的教育也非常严格。     

真骨傲霜：浅论苏轼的文化性格内核

苏轼的文化性格一向被认为是旷达。本文认为 ,实际上他的旷达来自于他的真率。苏轼的性格核心是真率。他的真率是与生俱来的。苏轼一生仕途蹭蹬 ,就是他真率性格的结果。苏轼的真率同样影响了他的文学。后人对苏轼的真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