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士与盐商的超时空对话——明代士大夫与清代盐商的昆曲家班比较研究

明代士大夫有普遍蓄养昆曲家伶的风气，以苏州为盛。清代盐商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原因的需要，也大兴昆曲家班，首推扬州。本文主要从明代士大夫昆曲家班和清代扬州盐商昆曲家班组建的目的、规模、演员的身份、待遇等方面对明代士大夫家班与清代扬州盐商家班进行比较研究，归纳总结了两者的异同点。     

吴陵家班谱传奇——明清泰州地区昆曲家班及其主人考论

古称吴陵的江苏泰州地区的戏曲文化,作为泰州地域文化的突出代表,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除蜚声国内外的“梅桃柳——戏曲三家村”外,明清时期泰州地区众多的昆曲家班可谓泰州戏曲文化史上最辉煌的一幕。明代中后期至清代中前期,泰州地区曾出现过十多个昆曲家班。一定程度上使得明末至清中前期的泰州,成为地区性的昆曲创作与表演中心,谱写了泰州戏曲史的一代传奇。根据目前可见部分地方文献和中国戏曲史料,可对明清泰州地区昆曲家班及其主人、形成原因及对后世之影响等作初步考证。     

论乾隆时期扬州盐商与昆曲的发展

清代乾隆年间，扬州盐商以皇帝南巡为契机，纷纷置办昆曲家班以迎銮接驾，出现了昆曲史上著名的“七大内班”，对昆曲的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七大内班”班主的真实面目是昆曲史上一个久而未决的问题．本文对其中部分班主真实姓名进行了考证，并指出扬州盐商雄厚的经济实力、乾隆“商人奢用亦养”的经济主张、雍正和乾隆持续禁止官员蓄养优伶以及盐商从经营策略上的考虑，是扬州盐商介入昆曲发展的主要原因。     

论昆曲艺术在高校的传播

高校是继承和发展昆曲艺术的桥头堡,是培养昆曲观众的摇篮.文章认为,高校将戏曲艺术纳入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之中,是传播戏曲艺术、弘扬传统文化和培养戏曲观众的有效途径;充分利用多媒体等多种手段进行课堂教学,能增强大学生学习昆曲的兴趣;整合社会艺术资源,聘请戏曲专家和演员到学校兼职或举办专题讲座,是沟通昆曲艺术家和大学生的桥梁.     

论昆曲艺术的原生环境与文化特征

原生环境是戏曲艺术的“前生因”,并直接铸就戏曲艺术的文化特征。丧失地方性也就丧失了文化特征,而不具备文化特征的平庸艺术形式是缺乏辐射力和生命力的,也不可能成为全国性剧种或世界文化遗产。因此,任何试图割断昆曲艺术与它特定存活生态之间血肉联系的行为都是极不理智的,“泛戏剧化”趋向已经并正在对昆曲保护传承工作产生严重的干扰危害。必须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传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公告》的基本精神,就昆曲艺术植根吴地因而与生俱来的文化特征加以认真的分析理解,在此基础上提出保护昆曲遗产的准确思路和合适方法。     

昆曲:遗产价值的认识深化与传承实践——兼论苏州大学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

作为首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项目,昆曲的遗产价值几乎全部沉淀在数百个传统折子戏中。昆曲遗产保护传承的主要载体是剧团和演员,对老一代昆剧演员所传承的传统剧目进行抢救性保护整理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苏州大学白先勇昆曲传承计划通过师徒口传心授的传承教学,学者、艺术家与高校学生的对话推广,以及青年演员的个人专场演出,这样三位一体的内容设计和实施模式,致力于为昆曲遗产续写传承谱系,为昆曲遗产的保护传承积累经验,发挥推动促进作用。     

大诗人的昆曲情结——论吴伟业的戏曲创作

吴伟业的戏曲三种尚不能归之于后来的"写心杂剧"这样的案头之作。作为一位著名诗人,吴伟业具有高度的文化艺术修养,不仅酷爱昆曲艺术,而且深知曲理和曲律。吴伟业的三种戏曲作品,是在他戏曲观的指导下创作的,不仅文词华美,格律谐和,而且抒情性极强,诗情浓郁,意境深远。作者特别重视剧作的情感结构,与其七言长篇歌行有异曲同工之妙。换言之,吴伟业擅以戏剧的眼光来构思和创作其七言长篇歌行;又善用七言长篇歌行的技法来设置剧作的情节关目,精心撰写曲词。令人遗憾的是,限于主客观的原因,吴伟业未能像七言长篇歌行那样,"选取有关时事之大旨"敷演成剧,不得已,只能借古人古事抒发胸中之抑郁牢骚!     

论明清江南家族文化与昆曲艺术的互动

明清江南家族性的昆曲活动非常兴盛,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昆曲的存在方式、表演形态、美学风格和文化品格,也大大增强了它的文化功能和综合性;同时,作为家族文化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昆曲通过塑造性情人格,培养思想观念产生影响,对创造共同的文化颇有助益。很明显,家族文化和昆曲艺术对彼此的发展都产生了显著影响。     

论昆曲对小说《游园惊梦》的创作渗透

小说《游园惊梦》是白先勇将昆曲与文学高度融合的一部作品,对昆曲这一舞台艺术兼文学经典的巧妙运用,使小说不仅在艺术技巧上做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而且使其表现出更深刻的主题内蕴。昆曲对《游园惊梦》的创作渗透主要表现在:一是昆曲对小说创作技法方面的渗透;二是昆曲作为小说潜在的叙述话语对小说主题的深化;三是作家通过昆曲与小说创作的结合传达出的对传统文化的追寻和昆曲式微的失落。白先勇是将传统文化与文学融合的典型,研究昆曲对白先勇小说创作的影响,有利于深入了解作家的创作风格,并由此看到传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引起人们对日渐式微的昆曲艺术的关注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审视。     

清代苏州昆曲艺人在扬州的流布与影响

清代乾嘉年间,扬州成为仅次于苏州的重要的昆曲演出中心,究其原因,与苏州艺人在扬州的活动有着极大的关系。苏州昆曲艺人大多为扬州戏班的中坚力量,成为此时花雅之争中雅部的重要力量。苏州昆曲艺人在扬州的流布促进了昆曲唱腔与扬州地方歌舞的融合,形成了带有扬州特色的扬州昆曲,从而丰富了中国戏曲舞台。     

论以昆曲唱词——以薛绍徽唱词观为中心

薛绍徽用昆曲唱唐宋词是逼近唐音宋调的有效手段,她提出的"无词不可唱,无词不合乐"的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唱唐宋词颇具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具体到唱词,她提出的"长音使短,短音使长"的方法即是昆唱中的"依字声行腔";她认为词之唱"不在于谱",通过分析,可知其原因实在于腔;她由词唱的角度去看待词之韵脚平仄,这是注意到了音乐对歌词的重构作用.其唱词方法和观点与当今词乐专家洛地、刘崇德主张的唱词方法和观点在学理上相通.可以说用昆曲唱唐宋词是目前最好的方法之一.     

晚明皖籍家乐对戏曲发展的影响

家乐是明清时期重要的戏剧文化现象,也是昆曲发展过程中的特有现象。家乐即家庭戏班,是指由私人蓄养的以满足家庭娱乐需要为目的的家庭戏乐组织以及这一组织从事的文化娱乐活动。明中叶后整个社会痴迷昆曲,蓄养家乐盛行一时,梅鼎祚、吴用先、吴琨、阮大铖、汪宗孝等安徽籍的家乐对于剧本创作、戏曲理论、戏曲表演和昆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明清戏曲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吴中昆曲发展史考论

作为吴文化的结晶，昆曲自明代经魏良辅革新后，即以苏州为中心传播到南北各地，但始终以苏昆为正宗，形成了“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局面。在昆曲的剧本创作和演艺方面，也以苏州派及吴中的昆班为上乘。特别是“虎丘中秋曲会”，更显示了昆曲发展中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的深厚的群众基础。     

北京的昆曲艺术

我国的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授予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北京从明万历年间便成为昆曲艺术的重镇和中心之一,在宫廷和民间出现了持久的广泛流播、大红大紫的局面.其后虽然屡遭磨难,仍爝火不息,成为昆曲艺术的重要流派.     

三雅园的经营策略与昆剧的命运

三雅园是晚清上海长期专演昆剧的戏园,也是当时昆班艺人的主要活动基地。在同光年间,因昆剧急遽衰落、戏园间的竞争异常激烈,其经营陷入空前的窘境。为扭转营业状况、挽救与其命运相联的昆剧,三雅园利用《申报》刊登广告,采用灵活多变的营销手段,并不断编演“新戏”等。这些经营策略顺应了晚清上海时代发展的要求,迎合了观众的审美情趣和消费心理,因此为三雅园赢得了部分观众,也给昆剧带来了些许生机,但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昆剧和三雅园的命运,其中原因复杂,但与经营策略失当有一定的关系。本文的探讨将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昆剧在晚清上海的生存状况,对于今天的戏剧经营出路和昆剧变革问题或许有所启发。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跨文化传播的意义

青春版《牡丹亭》不仅在中国本土掀起了昆曲热潮,而且为昆曲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经典个案。回顾20世纪以来《牡丹亭》跨文化传播的历程,青春版《牡丹亭》对昆曲的播扬可谓居功至伟。它将商业运作与社会运作相结合的战略、立足本土与辐射世界的双重定位、坚持传统与调和现代的审美准则,为当下中国传统戏曲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     

昆曲曲律与《牡丹亭》之《惊梦》曲词英译

文章以《惊梦》曲词为研究范本,探讨昆曲曲律与英诗格律之相通性。尽管昆曲曲词与英诗之语言载体迥异,但其艺术表现力之共性则为可译。昆曲曲词翻译原则在于昆曲曲词原文与译文实现“交际性对等”。该原则在《惊梦》部分曲词自译版本中得以体现与检验。     

论海盐腔的起源及在南戏发展中的地位

文章在南戏起源和发展的大背景下,对有关海盐腔的创始人或腔调来源的重要史料作了认真的分析。认为现存史料关于海盐腔来源最重要的两条表述——元代姚桐寿《乐郊私语》和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涉及的唱曲方式,仅是宋元文人词唱或乐府曲唱方式,是一种文人"雅唱";而南戏的起源是民间的"俚唱"或"俗唱"。海盐腔是两者融合的产物。它是在明代民间戏曲蓬勃发展过程中,文人濡染、参与和推动南戏改革的结果。     

边界视角下家庭对女性创业意愿的影响

以393位潜在女性创业者为研究对象,利用SPSS 22.0软件及Process 2.16插件实证检验并比较了家庭需求及家庭资源对女性创业意愿的推动和拉动作用。研究发现：（1）家庭生活会通过需求和资源两个方面正向促进女性创业意愿的产生;（2）家庭需求和家庭资源通过由边界属性（家庭弹性意愿/边界渗透性）到工作-家庭关系（冲突/增益）的链式中介作用分别对女性创业意愿产生推力和拉力;（3）目前,我国女性创业意愿受家庭资源的“拉力”作用影响较大,表明我国女性的创业活动已由被动的兼顾家庭需要型转变为主动的家庭资源驱动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