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概念的创制与清末政治改革

19世纪前中期，传教士引介西方政法知识时，并未将“政府”一词与西语对接。19世纪后期，日本语境中的“政府”概念在吸收西方政治意涵后回传至中国。受此影响，中国语境中的“政府”概念不仅与“government”基本形成对译关系，且逐渐成为流行词。此后时人开始在三权分立框架内建构和挪用“政府”概念。但因深受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结构影响，“政府”的定位没有真正突破传统君相结构的“相府”。在中央层面，这导致原本应作为建设现代国家体制重要环节的“责任制政府”改革，仍陷于维护王朝体制的窠臼。在地方层面，“地方政府”附着的分权、独立之义，使得“政府”概念很难被官方用于中国地方政治。自上而下、连贯一体的“政府”体系，在清末难以形成。辛亥革命打破原有政治结构后，“政府”概念脱离传统轨道，进一步转向现代政治概念，现代“政府”体系也由此开始。     

西方学界基于概念转义的“历史中国”叙事置换研究

在西方学界关于“历史中国”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存在一种概念使用上的“转义”现象,即西方学者基于西方学术语境、历史与现实经验,在理解中文相关概念时,为其导入了某些不属于它的异质因素。在这种导入背后,存在一种概念转义、概念互文、叙事置换的整体策略。本文以“王朝”与“empire”、“中华民族”与“Chinese nation”、“边疆”与“frontier”为例,探讨“历史中国”相关概念中的话语“转义”现象,并探究其背后隐藏的史学范式转向。     

西方理论语境中的“意象”(“image”)概念

“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 ,这一概念目前已被广泛地使用于美学、文艺理论及批评中。但现代中国学术的建构以及现代汉语本身实质上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 ,西方理论的翻译构成当下汉语学术的主要资源之一。“意象”在西方理论语境中的对等翻译概念是“image” ;但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因文化背景的不同具有一定的内涵差异 ;本文通过对image在西方的使用历史的考察 ,揭示出这一差异以及因此差异而显示出的两个概念之间的互补意义 ,为在当下汉语语境中重塑“意象”概念提供比较的视野和内涵的丰富。     

“本土化、民族化和精神化”——教育的日程表?

本文通过印度的两个不同但紧密相关的例证———将占星术作为“本土知识”纳入大学课程和让“原住民”接受教育———探讨了“本土知识”和“正规教育”的关系。将某部分知识确立为本土知识并纳入正规体制之中 (从而将其确定为合理合法的知识 ) ,靠的是宣称具有原住民地位的社会群体所享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力 ,而不是知识的实际内容。吠陀占星术在印度大学教育课程中占据一席之地 ,是因为支持这种做法的“印度教权利”这一群体争取到了“原住民”地位 ,并且具有将他们的信仰转化为合法“知识”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 ,原住民在政治上还没有发言权 ,因而他们的语言和知识体系仍处于边缘地位。所以 ,“本土知识”最终是一个政治和具体环境的概念 ,而不是具有实际内容的概念。     

理解中国语境中的“人民”概念

“人民”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的标识性概念。特有的实践赋予概念生成及变迁的特定语境,中国实践中生成的“人民”概念应基于中国语境来考察。在理论语境中,人民是受政治理论规制的概念,不同的政治理论必然呈现不同的“人民”,要从政治理论的转变及发展中对其进行理解。在实践语境中,人民是与政治实践相伴的概念,不同的政治实践必然呈现不同的“人民”,要从国家建构和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中对其进行理解。在价值语境中,“人民”以正面的符号、意义以及价值逐渐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要从价值塑造的对象和创造价值的主体中对其进行理解。     

从“农政”到“农学”——以晚清“经世文编”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中国以农立国,农政向为国家政要之一.甲午战后,西方的“农学”知识大规模传入,“农学”一词成为19世纪末开始流行、20世纪初风行的一个概念.从《皇朝经世文编》到《皇朝经世文续编》再到《皇朝经世文三编》,鲜明地昭示了农事内容由“传统农政”到“近代农学”的变化.从“农政”走向“农学”的时代意义,彰显两千年来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架构已到了最后的自立阶段,至19-世纪中叶起向“经世之学”转变,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了“分科之学”的知识建构.     

“异域之眼”与“同文之心”:文化心理学视野下东亚汉学家的学术生产研究

考察海外汉学的学术生产,中国学术界往往重点关注来自西方异质文化背景中的汉学研究,而轻视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东亚汉学。其实,东亚汉学家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知识群体。与西方汉学家相比,东亚汉学家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异域之眼”和“同文之心”的双重性问题上。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东亚汉学家深受中华汉字文化的影响,与研究对象长期处于同一文化圈界域,这种“同文”的知识背景极易使他们丧失西方汉学家那种明确的“异域”眼光和“他者”意识。同时,东亚汉学家又在不断质疑、反思“同文”这一知识背景,意图寻求“独立”“自我”的文化意识。这种“同文”与“异域”之间的悖论,是贯串东亚汉学研究的思想主线。探察东亚汉学“异域之眼”与“同文之心”的独特性并阐明这一独特性的内在原因,对于我们了解东亚汉学和认识东亚汉学家的中国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确证性文化语境”下中西文化关系研究

对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确证性语境”进行分析,提出其具体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的可分析性认知和对“中西方文化关系”的逻辑性认知。对“西方文化”的可分析性认知体现在对“多元的西方文化”的可分析性梳理和对“文化背景”的可分析性认知;对“中西方文化关系”的逻辑认知,体现在对本土性“文化立场”的本位认知和对西方文化中的“东方学”逻辑性认知。“确证性语境”下,中西方文化交流表现出“可分析性与逻辑性”的特征,呈现出“互为文本”的关系。     

“文道论”与“理念论”

中国古代文艺是以“道”为核心的,反映在文艺理论上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首屈一指的“文道论”。西方文学艺术也有个类似“道”的东西,称之为“理念”,反映在文艺理论上,就是西方文论中赫赫有名的“理念论”。本文试图将“文道论”与“理念论”加以比较研究,以期探索中西美学与文论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在中国,各家“文道论”皆是各道其所道,歧说纷纭,五花八门:有“自然”之道,有“阴阳”之道,有“圣人”之道,有“义理”之道。西方美学与文论中的“理念论”,也是一个歧说纷纭的概念,     

大众文化:词语的政治学

大众文化(mass culture/popular culture)本来是一个西方语境中的概念,它在进入中国语境时发生了深刻的语义变化,但是中国学界常常把“大众文化”当成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然而任何一个社会的词语都不是纯粹中性和客观的知识,它背后都隐藏着历史渊源和权力斗争。文章描述了“大众文化”概念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及其深刻的语义变化,并试图揭示其中的政治权力关系。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明”话语——基于中国视角的回顾与反思

19世纪,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形成了一种以“文明国家”概念为核心的“文明标准”,世界由此被划分成“文明”与“野蛮”两个部分,这种观念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产生了长期影响。20世纪下半叶,英国学派率先展开了对全球化时代“新文明标准”的讨论。而在回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过程中,学术界开始关注多元文明和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但西方学者的讨论大多没有摆脱单一西方文明的视角,仍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由不同文明共建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其构建过程中,中国传统文明观中的和平思想有可能成为破解西方文明观中的“文明—野蛮”二元思维和“文明冲突”论,构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国际新秩序理论的重要非西方思想资源。     

从“东方”对“欧美”到“东方”对“西方”

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文学史著作中,“东方文学史”常用于书名,却很少有西方文学史著作在书名用到“西方”,多用“欧美”一词.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首先,“欧美文学”的提法是约定俗成的.其次,由于西方列强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早期对中国的侵略,“西方”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带有明显的负面政治含义,因而被文学史研究者刻意回避.近十年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西方”从被回避到逐步被接受.     

“寻根”作家的认同焦虑与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作为一种后发植入型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始终伴随着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意识。这种困境意识在“寻根”作家那里表现为一种认同焦虑。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大幅渗透,他们试图寻找“传统”作为立身根基,但对“传统”的发现却又必须借助现代性知识的透镜。以民族志的形式回归“本土”“传统”是其显在的叙事鹄的,借助现代艺术手法走向‘世界”却是其最终目标。二者之间的悖论,恰是中国现代性困境意识的叙：事表征,也是“寻根”作家在现代性语境中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存在方式”:中国水彩本土现实主义方法论

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水彩艺术创作内涵的体现要立足于本民族文化语境。深度挖掘中华民族文化自身内涵是中国水彩未来发展的重要途径,而要体现本民族所特有的人文精神与本土意蕴,必须在创作题材方面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并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明确客观看待现实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因此,秉承坚守本土性、整体性,使艺术作品保持一种理性美、质朴美和充满真情实感的本土之美,便成为构建中国水彩本土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之要义。尤其在当今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现实社会,如何呈现中国水彩的本土性,实现其独特符号语言的转化与建构,是一个肩负着历史使命的时代课题。本文利用“跨文化性”概念,结合海德格尔存在主义论和苏珊·朗格艺术符号论进行比较论证,试图探索中国水彩本土现实主义表现中的存在方式及方法论。     

“领域化”理论范式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和前景

“领域化”理论范式在西方语境中已有较大发展并被广泛使用,但在中文语境中却局限于政治地理、国际关系等学科的研究中,在人类学学界中并未获得足够关注。梳理“领域化”理论范式产生的背景（即空间的社会属性研究转向）、发展现状以及在人类学中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相关研究存在中英文互译和东西方社会性空间观差异的问题,而这正是人类学可为之突进的方向。此外,全球化中多维度、多尺度复合空间的领域化耦合以及领域空间内容和属性的研究,也同样是人类学应当关注和讨论的议题。     

广义视域中的“学”——为学与成人

“为学”在宽泛意义上既涉及外部对象,又与人相关, “成人”则指成就人自身.狭义之“为学”主要与知识的掌握和积累相联系,以“成人”为指向的广义之“为学”则以知与行的统一为其内容,这一视域中的“为学”与“成人”相应地意味着在知与行的展开过程中成就人自身,其中既涉及本然、当然、实然的关系,也关乎本体与工夫、性与习的互动.     

宪法概念的起源及其流变

constitution一词,首先经由英国政治实践固化为一个确定的政治概念;接着通过美国的政治试验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律性概念;而那些社会契约论的信奉者们则运用“社会契约”方法,重新赋予了它新的含义,使其演变为一个优越于其他政治类型的现代立宪体制的代名词。近世以降,constitution一词东渐吾国,复又激活了“宪法”这一古老的汉语词汇。被深深地嵌入中国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宪法概念由此获得了西方现代政制与中国本土性的双重蕴义。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构建的传统人伦基础——以康有为“天民”论述为中心

近代中国政治身份的观念构建,可以通过与“民”相关的概念集群来考察。既定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研究主要基于外来观念框架,只关注“国民/公民”作为政治身份构建的基本概念;而“天民”作为本土性的身份概念,更富有传统伦理层面的基础性意义,为晚清士人熟知却被后人所忽略。其实,在康有为对“大同至公”理念的论述中,“天民”与“国民/公民”只是同一身份观念的不同表述,天民观念以男女夫妇为逻辑起点,依照人伦秩序逐层展开“独立”与“平等”的价值讨论：“独立”运用于“人道”语境,并非论及个体理性,而是重申合乎公理的“人欲”;“平等”运用于“人伦”语境,并非讨论自然权利,而是抹平等级差异的家国天下关系重构,由此呈现的逻辑顺位是,“民”首先是道德主体,其次才是政治主体。以康有为的“天民”论述为中心,回到晚清政治反思与伦理重塑的问题域,发见近代政治身份观念构建过程中的伦理基础,及其在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自有其必要。     

现代化语境下中国“公共性”之困境及其再生产

公共性是政治哲学的永恒关切,也是现代国家建构和社会组织的重要内容。现代性自身内含着自我矛盾性,需要外在的、可以提供聚合力的精神之根来补救,公共性就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公共性是现代性的当代主题。中国社会公共性议题需要嵌入到现代化的语境下进行分析,公共性话语的构建迫切需要破除现代性“产品”的桎梏,同时亦要求在本土现代化的继续推进过程中持续获得再生产的资源要素。     

中国古代墨家“当”的语用学思想

“当”是中国古代墨家辩学的核心概念 ,对“当”概念的理解关系到对墨家辩学的认识。依据西方言语行为理论的“恰当性”对前后期墨家“当”的分析 ,可以看出墨家“言”的依据标准不是客观事实 ,而是墨家政治伦理思想 ,即符合其政治伦理思想的“言”就是“当”的 ,否则就是“不当”,也就是说“当”要与语境相符合 ,因此墨家的“当”有丰富的语用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