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法治话语的“法律渊源”

法治话语是以塑造法治认同为目标的法学表达。将“法律渊源”这一法学术语作为法治话语，一方面是建构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的时代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化解司法裁判必须援引法外规范这一可能诱发法治话语危机的现实诉求“。法律渊源”作为法治话语具有丰富的法理意涵，其既预设了语用视角的内部性，又预示了裁判规范来源的开放性，还预决了“所指”的制度事实属性“。法律渊源”作为法治话语具有多维功能，其不仅能为法律获取经验提供理论构造，为“据法裁判”观念提供证立依据，还能塑造法治运行的现实结构。     

中国法治建设的法文化障碍

20世纪是中国试图重建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的世纪。自晚清“新政”改革传统法制引进西方法律制度以来 ,近百年的中国“法治”建设历程可谓艰难曲折。本文从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入手 ,考察和分析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传统的政治文化、法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在紧张 ,进而揭示了中国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碍 :即传统政治文化的“权力至上”传统对现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则的排拒 ,传统“礼治”的特殊性精神与现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则的冲突 ,以及传统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与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作者认为 ,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效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尽快地确立一种机制 ,使执政者以及一般民众都能养成尊重法律、自觉守法的习惯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试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中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深入揭示中华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蕴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可称之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明了中华法治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及其清晰制度表达；中华法治文明的直接载体是中华法系，《唐律疏议》是其精华要素的集中呈现；中华法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法治领域的典范，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动力，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智识来源与方法论指引。     

法治的目标及其实现

现代社会制度的两大特征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法治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然要求把法治作为一项战略目标确立下来．要实现法治理想，重要的问题是明确法治理想的目标及其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笔者试仅对这两方面作一些理论探讨．一、法治的目标（一）法律正义什么是法治？亚里土多德所下的定义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胭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①亚里士多德在此指明了法治社会最根本的目标；良法的至上性。首先，法治社会的法律应是良法。唯有良法才能构建法治社会，恶法也可以控制社会，但绝不…     

市民社会理论:法学现代化的重要基点

把市民社会理论作为法学现代化的重要基点,并非出于主观臆想,而是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建设法治国家的新形势下,用新视角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进而服务于依法治国实践而应作出的客观选择。一、市民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得以确立的重要基...     

布莱克的“法律行为”学说

唐纳德·布莱克不但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行为法学的内容,而且还发展了关于维持治安、犯罪和诉讼程序的各种理论,这些理论力图仿效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的研究方法。布莱克的《法律行为》一书体现出现代法社会学的三个重要特征。首先,布莱克的著作代表了价值和效果倾向的法社会学研究的传统方式。这种研究方法是对传统法学和法律体系方法的法理学观点的研究。第二,布莱克在理论     

“法律至上”论析

随着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人和拓进，“法律至上”这一概念也由开始时人们小心翼翼的谈论①，成为目下法学界和一切倾向于实行法治的人士之共识。然而，任何一个概念，只有把其置于特定的论域中才有效，否则，便只能适得其反。“法律至上”这一概念也不例外。那么，“法律至上”的论域是指什么？他与“主体至上”是何种关系？这是本文拟探讨的两个论题。一、法律至上的几个论域所谓“论域”，是指一个概念或一个结论所能适用的具体时空范围。法律至上必须符合其合理的论域，否则，这一结论便会产生负面的后果。比如在我国，有些学者因…     

从基督信仰维度对法治的追问

我们正面对的社会危机是整体性的,而这个整体性危机与宗教信仰和法律信仰的丧失有关。真正的法治需要人们对法有至上感、可信赖感、神圣感及对法制之于我们人类的自由幸福有可依托感。但是现实情况绝不容乐观。法律自身如何能被“信仰”?法律自身如何能“至上”?法律自身如何能“神圣”?法律自身如何堪承保障人类自由幸福之重任?法治怎能自我完善?法治的完善不在自身乃在对于超验真理的坚信,只有这种坚信才能使人生发仁爱、公义、责任感、使命感,使人类不仅能够制定良善的法律,而且能够忠心地遵从和执行法律,建立善义的社会秩序,使人们共享公义的生活。法治的完善以爱为它的最高价值目标,但法治本身并不能生产爱;惟有以牺牲之爱成全律法的基督是我们真正的自由之源、爱之源,基督的牺牲之爱能够带给人们仁爱的能力,只有这种爱能够胜过世界短暂的利益之争,法治的所有理想在基督信仰里得以成全。法治与基督信仰的完美联结是我们可以向往美好社会、美好生活的智慧选择。     

重大行政决策 听证制度研究

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是世界范围内较为成熟且不断发展、完善的法学课题之一。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要反映人民的需求和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通过对重大行政决策制度在各国行政法治中的实践，以及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理论基础和价值内涵的分析，指出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听取意见”、“兼听则明”等工作方式，它是由众多特别法律原则支持的一种法律程序。     

从“伦理人”到“科学人”——以民法为例看近现代中国法律上的“人”的变迁

自清末修律中国法律开始了近代化转型以来,我国法律对“人”的想象也发生了变化,由宗法伦理义务本位逐步转向了以人格平等为基础的权利本位,实现了从“伦理人”向“科学人”的转换。这种转换表明我国法律关注的核心从人一人关系转向了人一物关系,这是我国法律发展的进步,但这种进步的文本意义大于实践意义。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就在于让“科学人”从文本走向生活。     

“和而不同”思想与法治的文化认同

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对法治的文化认同具有许多有益的启示。它要求关照各种不同的利益需求，形成和谐的利益关系，这有利于形成法治文化认同的合理的现实利益支点。“和而不同”思想对提高公众的民主与法治方面的素质和能力，培养合格的法治文化认同的主体，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和而不同”思想还有利于建立合理的法治文化认同的内容体系，形成全面的法治文化认同：从“和而不同”思想的视角出发，我们要创造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形成中国特色的法治发展规则，正确认识法律的作用，进一步促进国家法律对民间规则、习俗的认可、接纳力度，使法律成为公众内心习惯的一部分，增强法律的亲和力。     

柏拉图理念论的法治思想评析

柏拉图是西方法学史上第一位经典作家,他最早提出了法治思想。柏拉图法治思想内核主要表现在:法律价值目标追求的是和平和谐与安宁;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即使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也要成为“法律的仆人”;国家公职人员必须通过依法民主选举产生;要加强执法和法律监督,建立一个包括监察人员、护法官以及其他国家各级官员在内的监督网络,为法律实施提供保障。柏拉图法治思想的理论特点,具有一定自然法倾向,蕴含着浓厚的宗教主义色彩,渗透着理想主义乌托邦情怀和法治人治结合的理念。柏拉图法治思想的提出开创了西方法治理论的先河,即使在我们今天的法治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仍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治国方略的根本性转变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应的一种治国方略。法治以程度不同的人民主权为前提，强调依法治国、崇尚法律至上、严格法定和分权制衡；人治的实质是各种形式的专制统治，崇尚贤主治政、务德不务法，容忍以言代法、因人废法、权力集中、个人专断。人治在古代社会以及社会变迁剧烈的非常时期有其必然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法治愈来愈显示其优越性，为现代化建设国家所普遍认同。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欧美各国已先后完成了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厚人治传统的国家。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其中儒家主“人治”，法家倡“法…     

法治和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用法治的观点来透视依法行政是进一步推进我国依法行政的有效途径。在我国依法行政的过程中 ,必须始终坚持法治的原则 ,包括人民利益原则、法律至上原则、正当程序原则、公平救济和道德生成原则。符合法治理念的依法行政是这些原则的普遍化。由于依法行政的深入 ,为人民服务因其政治学和法学的意义及依法行政的本质特点 ,成为我国依法行政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行政控权因其法治的本质特点成为依法行政的根本内容。在这个过程中 ,行政平等成为依法行政的法律保障。     

法律思维认识的矫正——以法学教育为视角

法律思维是衡量法律人准入或水准的折尺,亦是法治实现的前提.然而,在我国,由于相关理论的粗浅、认识上的错误甚或制度上的因素,法学教育因此迷失了方向,与此相应的法学教育自无效率可言,更无法律人或高精尖法律人适量涌出的可能.走出法学教育困境的当务之急乃是要基于法的自然属性、法学的主要任务、法学教育现状、严格实证主义的观念与制度等问题的反思而确立"法学教育就是法律思维之铸成"的理念,以使法学教育的结果应是使学习者获得"渔"而不仅仅是"鱼";并对法律思维的意义及其与法律逻辑、法律方法、法律知识等要素间认识上的错误予以矫正,亦是说,要明晰:法律思维与法律知识的割裂性及非等量性,法律逻辑对法律思维作用的局限性,法律思维与法律方法的关联性与差异性等相关问题,以期在法学教育中为法律思维的培养独辟蹊径.     

“法制”与“法治”概念再分析

“法制”与“法治”概念再分析孙育玮笔者曾在１９８７年写过《“法制”与“法治”概念分析》一文,发表于《学术交流》杂志１９８７年第６期上。当时该文的基础观点认为：“法制”与“法治”是法学和法律生活实践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由于它们意义有...     

浅谈当代中国的法学教育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富民强国的必然选择。法学教育作为传播和交流治国之道的科学活动 ,承担着法治建设中的神圣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 ,成为中国成功实现依法治国的决定性因素。实现“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关键之一在于司法改革 ,而与司法改革相配套的条件之一便是法学教育的改革。我们的选择应当是基于中国本身的法律 ,形成真正充实、统一的法学教育。     

论公法与德、英"法治国"思想传统

文章从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理论背景中确立公法与“法治国”的关系,指出公法在德国“法治国”和英国“普通法法治国”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和作用。德国的法治国是一种以立法理性为基础的治理,而英国的法治国是一种司法理性形态的治理。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很难撇开康德的“法治国家论”和黑格尔的“伦理国家论”理论谱系来进行公法问题的研究。     

法律规范之为法学体系的核心

2000年,北京大学法学院曾组织国内部分学者以“法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为题,召开了一次小型学术研讨会。会上,张文显等对当代中国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做出了“从阶级斗争范式到权利本位范式”转换的估价。这确实是中国法学50多年来、特别是近20多年来发展的事实。 严格说来,“权利本位范式”应当和“以法律规范为核心”具有一定的逻辑关联。但如果站在谨慎对待该范式当年提出的背景上,则不难发现,它是以某种价值呼唤为背景而提出的一个法学命题。在逻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论要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是人类法律思维的宝贵结晶.要增强中国法学的科学性和理论的彻底性,就须积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中国化--使之与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学发展有机结合,为构建和发展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的中国当代法哲学和法学理论提供理论支撑.因此,应该努力探寻马克思主叉法哲学中国化的前提、条件、环境、方式、途径、步骤等重要课题,即厘清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历史功绩和时代使命、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维度和实践依据、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及法学发展等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