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构建中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思考

中国正式批准<反腐败公约>后,即应当按照公约资产追回机制的要求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进行缺席审判还存在一些质疑,但经过评析以后发现,只要在刑事诉讼程序上加以精心安排,建立这种制度利大于弊,并且不致损害被告人的基本人权.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域外考察及本土建构

缺席审判制度是现代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为实现被告人缺席庭审时公正和效益价值的双赢,西方法治国家均在本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详细而周延的缺席审判制度。但在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还处于立法缺失的无序状态,在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背景下也未受到立法者的重视。基于对西方国家现行制度的考察,应立足中国国情,建构本土化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中国刑事制度的发展完善与人权保障

随着我国刑法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人权保障机能体现得越发明显。本文从“从类推适用制 度到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和“增加‘无限防卫权’”等几方面探讨 了刑法制度的发展完善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我国刑事人权保障的理念与实践

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实质就是要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人权。这要求我国要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使现有法律框架之下的人权保障内容能够充分、及时地得以实现,并以此为依凭,将刑事人权保障渗透到立法、执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之中。人权保障观念的养成和信仰,是刑事人权保障的先导和基础;刑事立法的科学与完善,是刑事人权保障的法律依托和前提;人权保障的司法实现,是刑事人权保障的途径和关键。     

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与刑事缺席审判比较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特别程序中第三章以4个法条规定了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其实质理应是缺席审判的一种特殊形式。但与一般意义上普通的缺席审判相比,法条的精简导致缺乏相对完整和规范的制度设计。其实,普通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本身符合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多元化的价值追求,有其存在的合理的价值基础。通过借鉴普通的刑事缺席审判,可以通过一个合理的程序设计,解决因被告人不出庭造成的权利失衡所可能导致的审判结果的不公,实现诉讼效率与社会正义兼得的诉讼目标。     

论宪法对公民刑事司法程序权利的保障

新的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通过宪法确认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是法治国家的标志。而公民基本权利中最重要的是涉及保障公民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的权利,即公民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权利。借鉴各国宪法和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我国应当修改宪法加强和完善公民刑事司法程序权利的保障。     

论法治与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

我国现行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离法治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更重要的是执法人员的观念离法治的要求更远,这就要求我们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改进,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基本权益,在刑事司法领域实现法治。     

论构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

为保障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提高诉讼效率,在各国相关法律和联合国反腐公约中规定了缺席审判制度。我国已参加联合国有关公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如何与国际立法接轨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已日益重要。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完善自诉方和辩护方的缺席审判制度,严格缺席审判的条件,保障当事人权利,具体规定缺席判决的可撤销制度,以期能对于保护被害人和公共财产权益,保护无罪被告人以及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所助益。      

刑事辩护的法律思考

在我国的法治进程中,我们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困惑,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建构刑事法治,而刑事辩护制度则是衡量一个国家刑事法治进程和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准.要从根本上解决"刑辩难"的问题,应以现代法治观念培育为路径,对整个现行法治进行价值判断,思考整个法治的建构问题.     

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再审制度的司法建议

我国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理念、具体程序设计上存在不足,在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再审制度时应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引入一事不再理原则,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取消法院再审主动启动权,将检察院再审抗诉纳入司法审查范围,赋予当事人再审申请人地位,提高再审的审级,细化再审理由,使再审案件在没有法律规定的不公开审理的情形下公开开庭审理。     

基本人权保障的刑事公正与刑事法律更新

文章在肯定我国刑事制度对惩治犯罪、稳定社会秩序、保护国家公共利益和公民基本人权诸方面的重大作用的基础上,直面现行刑事法律存在着自身结构和制度上的缺陷以及基本人权保障局限所表现的许多问题,并提出刑事法律修改和刑事司法改革的具体意见,期盼使我国刑事制度朝着国际化基本人权保障的目标前行,促进刑事法律更新,保证刑事司法公正。     

我国行政审判制度之问题及完善

我国行政审判制度之问题表现为:法院行政审判权威问题;审判独立重构及制度保障问题;行政诉讼执行难与司法地方化问题;司法行政化和法官官僚化问题.针对我国行政审判制度问题,构建行政法院是根本目标.     

中国古典小说第一人称叙事缺席的文化思考

历史叙事需要干预的绝对自由,它只能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这就排除了采用第一人称限知叙事的可能;史传的实录原则又要求客观冷静的第三人称叙事笔调,而拒绝主观色彩浓郁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源于史传,它从其母体继承的只能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这就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古典小说第一人称叙事的缺席。受史官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尚实审美心理,导致人们狂热的考据癖,加之小说作者与叙事者的等同合一,作者力避以第一人称写作。因为受约束个性为本质特征的儒家伦理文化的长期浸润,作家潜意识中排斥富于个性色彩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及小说家卑微的社会地位、小说家受文字狱等影响而形成的惧祸意识,都使小说家对第一人称叙事心怀顾忌。     

浅析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证明标准

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诉讼部分与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应有不同的证明标准,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审判者却常以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取代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证明标准,导致了大量的非正义。本文探讨了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和附带民事部分中的差别的法理基础以及附带民事部分证明标准的独立性,并指出我国在此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采取补救措施的必要性。     

评刑事证明中的客观真实论

在现有的刑事诉讼证明理论中客观真实论占有“显赫”的地位 ,然而客观真实论自身尚有一定的缺陷 ,这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 ,并积极地加以研讨。本文试图从其内容和理论意义两个角度对客观真实作简单剖析 ,以求客观真实论的完善并加深对刑事证明理论中若干基本概念的理解 ,尚乞方家教正。一、评客观真实的内容“客观真实即绝对真实”,这是较早的一种表述。如 1 989年版的《证据法学新论》中说 ,应当查明的案件事实 ,应当是“事实本身的真实 ,也即事实的真情 ,事物的真相”1。又如 1 996年版的《刑事诉讼法学新编》中说 ,“认定案情必须…     

刑事自诉案件证明标准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自诉是刑法公法化之前人类社会纠纷解决的普遍形态,尽管适用范围被逐渐限缩,但仍有其独特的制度理性和价值。在立法层面,虽然自诉制度同公诉制度有诸多差异,但由于对刑事自诉制度缘起及社会功能的认知模糊,当前的刑事自诉案件证明标准在制度设计上与公诉案件混同,以致实践中自诉案件无罪率畸高,未能发挥自诉制度的实效而使该制度虚置,即为制约自诉制度功效的最大桎梏。为此,应当澄清自诉制度的本质,还原其作为"私犯"救济的历史真相和社会属性,基于提高诉讼效益和自诉人举证能力偏弱的现实,剔除公诉案件证明标准中对公权力进行限制的制度设计理念,重新建构不同于公诉案件的自诉案件证明标准,在语言表述上可以将其界定为"证据基本确实、充分,事实基本确信",以此推进刑事自诉的实行化。     

本土化视野下的刑事搜查制度研究

我国搜查制度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法律条文规定较多,但缺乏可操作的技术性规定;搜查决定权采取自我控制的监督模式,但缺乏有效的外部制衡;划分了有证搜查和无证搜查,但缺乏内容的充分性的特征。启动搜查程序无明确的证明标准、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较高和协力型的诉讼结构是造成非法搜查的重要原因。通过调整无证搜查的条件,增设同意搜查制度,设置不同层次的搜查理由和证明标准,由检察院行使搜查审批权,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搜查执行程序,彻底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途径,可以健全我国的搜查制度。     

刑事证明标准之探析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主导着刑事诉讼的进程,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争论是观念之争而非标准之争。两大法系的证明标准都是从实践中提炼而成,富含法官的主观因素,都具有相对确定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双重要求,是理性化的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