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乃迭《中国文学》译介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生态翻译学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或者选择翻译生态环境的行为。作为一种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方法,它从有别于传统翻译理念的全新视角对翻译作系统的探讨。从生态翻译学的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中心、多维度适应/选择等角度,解读翻译家戴乃迭在英文期刊《中国文学》数十年的译介活动及翻译成就。     

"隐含读者"观照下的文学翻译

翻译中译文与原文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我国翻译界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译者感到棘手的问题。本文通过文学翻译探讨了"隐含读者"中读者与原文本之间的关系和译者对原文本的"具体化"。阅读是翻译的前奏,根据"隐含读者"中强调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作者阐明了一点,即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对原文可进行再创造,但所译之文又必须基于原文;文中还粗略分析和归纳了译者对原文本"具体化"的因素。     

译者的诗和远方 ——《月亮和六便士》傅惟慈译本风格

文学翻译家傅惟慈于上世纪90年代翻译的毛姆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风格简洁而精致、细腻而旷达、通俗而不庸俗、朴实而不失文采.从词语、句法和修辞手法方面对译本的翻译风格进行探讨,剖析译者对文学翻译过程的操控,旨在为今后毛姆作品的译介和译者翻译风格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狄金森在中国的诗名显晦

美国诗人狄金森在中国的文化旅行有赖于中国读者的译介与阐释.早在20世纪上半叶,文坛已对狄金森有所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崇尚集体的主流意识形态把她排斥在翻译选择之外.新时期的译者有意彰显她的社会关怀.八十年代以降,大陆渐渐兴起一股阅读狄金森的热潮:狄金森的个体特质得到认可与赞誉,甚至成为商业炒作的卖点.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文化气候影响了狄金森翻译的面貌、读者对她的接受、以及她的文学声誉的显晦.     

文学翻译伦理的生态解读

翻译伦理大多建立在文学文本分析之上,主要从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等角度进行分析.借鉴生态翻译学中的生态视角审视已有的翻译伦理,提出以生态视角重新奠基伦理理论,抨击狭隘译者中心主义,融合翻译伦理与自然生态,探讨生态视角的翻译伦理能否作为普适伦理的可能性,试图挖掘翻译伦理的生态意义.     

短暂而集中的热爱——论戴望舒与俄苏文学的关系

在冯雪峰等革命文学家朋友的影响和催促下,戴望舒曾经在短时间内翻译了不少俄苏文学作品和有关俄苏及其文学的理论文字;但是后来,在翻译了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一书后,受到纪德的深刻影响,他对苏联文学的价值产生怀疑,尤其是对革命文学的信念产生动摇,从而停止了俄苏文学的译介工作。不过,苏联文学或者说革命文学从质地、理念到措辞,都已经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象,对他的手笔产生了影响。     

另类的"红色经典"——"文革小说"再评价

"文革小说"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与文学生产的"一体化"和"制度化"有密切关系.意识形态色彩比较突出,文学的审美价值不高,但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文革"结束后,鲜有人提及,甚至被"集体遗忘".我们从文学史的角度不能一概否定它,不要政治定性,要用理性的态度给予客观的评价,分析不同类型的小说的认识价值和它对文学现实的借鉴意义.     

新时期"新批评"译介在中国的命运

"新批评"在新时期的译介主要集中在艾略特、瑞恰慈、韦勒克等作品的翻译与传播上,新时期的译介状态表现出系统化、规模化的特点.究其原因,可归结为深层文化语境对文学译介的规约作用.     

从意识形态的变迁看经典译介背后的操纵力量

传统的翻译研究只注重文本之间的转换,而近年来翻译研究的操纵学派代表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强调"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这语言外的三因素对翻译的操控。他将翻译置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背景中,深入探讨翻译过程中影响翻译的各个层面。在此结合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以翻译经典文学的流变为中心,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翻译活动的研究,从而说明意识形态的变化对文学翻译过程的限制和引导,以使其符合译者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而达到使译作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的目的。     

论翻译文学的"二重性"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翻译文学称为"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的作者是由原著者与译者共同构成的,译者拥有著作权.文本是中文方式的,具有中国文学性.读者也是按照中文的方式来阅读的,其意义与价值深受汉语语境的制约.翻译文学具有"二重性",既具有外国文学性,又具有中国文学性.     

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翻译——以达文波特英译《萨迦格言》为例

《萨迦格言》作为有重要影响力的藏族文学经典作品,已被翻译成四种英译本流传世界各地。达文波特的英译本虽然深入、详尽,但存在很多对汉藏文化的误读。其原因在于译文中采用的归化翻译策略受到了后殖民主义影响。译者主体性作为翻译策略选择的先决条件,使得文本建构中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     

翻译的选择与渐进的理解——勒克莱齐奥《沙漠》的译介与评论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在中国已有近三十年的译介历史.中国对勒克莱齐奥的选择与翻译,具有明显的特点.<沙漠>一书是勒克莱齐奥在中国译介的第一部作品,译者的选择与理解,对其在中国的传播着多重的意义.本文针对勒克莱齐奥获奖后中国文坛对其褒贬不一的评价,以勒克莱齐奥在中国最早译介的<沙漠>一书的选择与理解为例,通过中国的法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界对该作品渐进的认识与理解的过程的描述与分析,说明对一个作家的思想和创作的理解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其中涉及包括意识形态、社会语境和文学价值观等在内的多种因素.     

论鲁迅的翻译策略

鲁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他致力于翻译,出于实现"醒世、觉世"的政治抱负.他针对不同的作品,运用多维度、独异性的翻译策略,不仅达到了其政治目的,还开拓了中国翻译文学的新路,创一代翻译之新风.鲁迅的翻译策略不仅体现了其政治取向,还体现了翻译与政治、翻译与文化的密切联系--即翻译不是远离政治、意识形态和利益冲突的行为,翻译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联系密切,译者深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中国文学译介——以葛浩文、杨宪益为中心

当前中国文学输出与西方文学输入之间存在巨大的逆差,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当中仍处于边缘地位。依据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生态学原理和机制,对葛浩文、杨宪益这两位翻译大家的翻译行为以及各自译本的接受效果进行描述和分析,可以发现译者所处的特定翻译生态环境以及其中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文本选择、翻译策略、译者地位与责任的定位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遵循翻译规律,用发展的、动态的眼光理性地看待当今的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国文学才可能实现在海外的有效传播和广泛接受。     

试析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

翻译不只是简单的语码转换,也是复杂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意识形态对翻译有很大的影响。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译者从选材到翻译策略的运用无时不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这种操控有时是无形的、隐蔽的;有时却是显山露水,通篇译作流露出意识形态的痕迹。本文从选材和翻译策略方面就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作一探讨。     

论“文革”时期俄苏文学在中国的命运

俄苏文学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有着特殊的遭遇。它受到了当时中国批评界史无前例的激烈批判,而这种批判也体现了独特的"歪打正着"式的特征。同时,虽然"文革"时期对俄苏文学的猛烈批判与"十七年"间对它的顶礼膜拜形成鲜明的对照,但这种批判背后仍然显露出与"十七年"相似的文艺观,同时也与苏联主流文学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文革"时期对俄苏文学的这种批判与后来俄苏文学在当代中国遭到的冷落有着必然的关联。     

社会转型时期期刊翻译文学的社会性解读——以民国初期《小说月报》为例

作为翻译文学的一个主要源头,期刊翻译小说研究远未展开。将上个世纪初大型文学期刊《小说月报》翻译小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其译本生成的"适应"与"选择"作出客观的描述与解释,是期刊翻译研究的一种新尝试。"文学功利性"、"家族翻译行为"、"译入语杂合"、"演译"是民国初期译者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学、语言生态系统的优化选择。     

试论苏联文艺对土改文学的影响

苏联影响是四五十年代的土改文学发生的不可忽视因素。从宏观上来讲,中共承袭了苏联的文艺政策,将文学纳入政治轨道,土改文学成为推动土改的宣传手段,参与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从文本角度来看,土改文学在主题、框架、人物形象以及叙事模式等方面均受到了苏联文艺的影响。     

文学操纵:文学译介的一个特殊时代——十七年间英美爱情诗歌译介述评

文章论述了1949～1966十七年间英美爱情诗歌在中国的翻译与阐释.因时代语境、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英美爱情诗歌的翻译呈现出迥异的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爱情诗歌遭到冷落与排斥,而劳动人民的爱情言词得到热情的翻译与接受.英美爱情诗歌的译介折射出此间特殊的文艺观念及价值判断.极富私密性和个人化的爱情被高度政治化、阶级化和理念化,在红色革命理念和群体意识的操纵下,被译者和读者纳入到了单一类型化的文学图式之中.     

策略化与20世纪中国文——以"文革"文学为出发点和中心

策略化,亦即将文学作为从意识形态和情感一心理角度巩固新生政权的基本手段,是"文革"文学发生的根本原因.文学策略化的本质在于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和工具理性化.包括红色文学传统和所谓启蒙主义文学传统在内的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都具有这个特征.因为忽视了对批评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前提的反思,从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出发的多种对"文革"文学的批判都没有切中这一要害.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活动作为一种有着戏剧行为属性的自我表述行为,具有自身的基本规范和有效性要求.文学的策略化改变了这种规范和有效性要求,促使审美表达蜕变成为有目的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