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文革文学”研究十年综述

"文革文学"研究自潘凯雄、贺绍俊在<钟山>1989年第2期发表第一篇研究论文<文革文学一段值得重新研究的文学史>以来,对1966-1976年的文学研究,在学理层面上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和可喜收获.有众多专著出版,多篇学术论文发表.无论是总体研究、文学思潮研究,还是作家研究、诗歌研究、小说研究、戏剧研究、民间文化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绩.对"文革"期间的样板戏、"潜在写作"和"文革文学"的文学性、现代性以及与"五四"文学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逐渐引起学界争鸣.     

从生态翻译学看广告翻译中的“三维”转换

根据生态翻译学,广告翻译是译者适应广告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而广告翻译生态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体内各因素相互联动.在广告翻译中,译者要从整体广告翻译生态环境出发,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方面综合权衡,在不断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过程中进行恰当转换,力求创造出“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中国文学译介——以葛浩文、杨宪益为中心

当前中国文学输出与西方文学输入之间存在巨大的逆差,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当中仍处于边缘地位。依据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生态学原理和机制,对葛浩文、杨宪益这两位翻译大家的翻译行为以及各自译本的接受效果进行描述和分析,可以发现译者所处的特定翻译生态环境以及其中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文本选择、翻译策略、译者地位与责任的定位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遵循翻译规律,用发展的、动态的眼光理性地看待当今的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国文学才可能实现在海外的有效传播和广泛接受。     

戴乃迭《中国文学》译介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生态翻译学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或者选择翻译生态环境的行为。作为一种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方法,它从有别于传统翻译理念的全新视角对翻译作系统的探讨。从生态翻译学的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中心、多维度适应/选择等角度,解读翻译家戴乃迭在英文期刊《中国文学》数十年的译介活动及翻译成就。     

张培基翻译思想的生态翻译学诠释

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来看,张培基的散文翻译标准将忠实与通顺有机结合起来,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达到翻译生态系统的“和谐统一”,翻译材料的选取彰显了译者的“适应与选择”,翻译注释再现了翻译过程的“汰弱留强”,译文完美呈现了“生态美学”,其散文翻译意图体现了“译有所为”的精神追求.     

文学翻译伦理的生态解读

翻译伦理大多建立在文学文本分析之上,主要从语言、文化、意识形态等角度进行分析.借鉴生态翻译学中的生态视角审视已有的翻译伦理,提出以生态视角重新奠基伦理理论,抨击狭隘译者中心主义,融合翻译伦理与自然生态,探讨生态视角的翻译伦理能否作为普适伦理的可能性,试图挖掘翻译伦理的生态意义.     

从"视界融合"看文学翻译的实质

翻译, 无论是文学翻译还是非文学翻译,都离不开对原文的理解和解释;而理解又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在理解过程中,应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从而达到"视界融合".本文根据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Gadamer)的"视界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哲学解释学原则探讨文学翻译的实质.     

策略化与20世纪中国文——以"文革"文学为出发点和中心

策略化,亦即将文学作为从意识形态和情感一心理角度巩固新生政权的基本手段,是"文革"文学发生的根本原因.文学策略化的本质在于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和工具理性化.包括红色文学传统和所谓启蒙主义文学传统在内的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都具有这个特征.因为忽视了对批评本身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前提的反思,从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出发的多种对"文革"文学的批判都没有切中这一要害.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活动作为一种有着戏剧行为属性的自我表述行为,具有自身的基本规范和有效性要求.文学的策略化改变了这种规范和有效性要求,促使审美表达蜕变成为有目的的宣传.     

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看《围城》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围城》中使用了大量的文化负载词，使得整部作品富含深厚的中国文化内涵，读者可以从中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在此试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讨《围城》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看其是否实现“三维”转换，旨在帮助更多的外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化，同时也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另类的"红色经典"——"文革小说"再评价

"文革小说"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与文学生产的"一体化"和"制度化"有密切关系.意识形态色彩比较突出,文学的审美价值不高,但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文革"结束后,鲜有人提及,甚至被"集体遗忘".我们从文学史的角度不能一概否定它,不要政治定性,要用理性的态度给予客观的评价,分析不同类型的小说的认识价值和它对文学现实的借鉴意义.     

生态文学与"生态人"的亲和性生存体验

生态文学的亲和性关系不仅针对人,而且包含对自然与环境,或以亲和的态度与方法融通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生态和谐关系,进而展示对人的生存活动的亲和性与意义.生态文学活动要塑造具备亲和性活动状态的"生态人","生态人"在现实生存境域中总是要倡扬一种生态精神所激发的生命体验,以基本的做人准则塑造生态人格."生态人"的人格构成既要内存一种包容精神,还要激发人们的生态责任感.生态责任既是个体及自我的责任,更体现着人类责任,其目的指向必然是明晰的,表现出一种节奏化、韵律化、诗意化且可持续性的目标指向.     

论"十七年"文学的审美主流

颂歌美学与红色史诗是"十七年"文学的审美主流.从建国初期的"新华颂"到大跃进民歌再到六十年代初期的政治抒情诗,时代颂歌的抒情模式成为政治化的审美规范,对"干预生活"创作潮流的批判则是巩固其权威性的重要环节.红色史诗在建立其排他性的审美范式的过程中,通过对"中间人物"论的清算以及对人性化的爱情描写的排斥,逐渐定型于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与符号化的人物塑造.构建健康的文学生态,应该尊重不同审美追求的差异性与丰富性,才能维持文学发展的总量与结构平衡.     

后苏联俄国最初十年的历史文学：苏联作为被否定性再叙述的生活

后苏联到来过程,伴随着对苏联的批判、否定。这种潮流,既是文学的产物,也推动着文学的发展,由此推动了后苏联重新书写苏联文学的潮流。这种文学,包括回忆录、人物传记、苏联历史题材的小说等文类,成就了后苏联看来属于历史文学的潮流。这种历史文学潮流,在1990年代,其作者多为苏联的亲历者,苏联也就成了被否定性的叙述对象。历史文学潮流的这种否定性叙述持续到1990年代末,此后被对苏联的怀旧性叙述所替代。     

从图腾文化看生态翻译学的适应与选择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图腾源于原始人对自身起源的追问,图腾文化则是形成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原始积淀层。《狼图腾》作为生态思想的言说,在文学界与文化界引发了热议。其"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导着现代生活,并彰显着图腾信仰的回归。而"天人合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理念也是生态翻译学客观存在的重要理据。在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下,译者主要在语言、交际、文化这三个维度进行多维度地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保留了蒙古族宗教的神秘性,有效地把蒙古族独特的图腾文化介绍给西方读者。     

功能翻译理论的生态翻译学诠释

功能翻译理论的生态思想集中体现在功能翻译的翻译原则、翻译类型理论两个方面。     

从文化观看文学翻译的指导原则--"取长补短"浅论

打开文化交流大门后首先出现的"有与无"、"长与短"、"同与异"三对宏观矛盾与文学翻译实践中不可回避的"如何对待自己文化中的缺项、如何对待别人的优势和长处、如何对待与己不同的异质文化成分"三个相应问题,都可以在"取长补短"原则的指导下,得到正确的、合理的、科学的解决.本文试从文化交流的广角出发,在语言、文学尤其是文化层面上,论述"取长补短"作为文学翻译指导原则的必要性、可行性、实证性和必然性.     

论"开明派"的"真诚"文学观

20世纪20年代,出于对文学自身本质和价值的理解,也出于对时代特征和时代任务的把握,开明派作家提出了“真诚”的文学观念。它修正了文学研究会“再现”说和创造社“表现”说各自的理论偏执,既体现了对社会的人文关怀,符合启蒙时代的社会吁求,也更能揭示文学的本体意义,从而实现了文学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统一。这种文学观念的独特内涵和价值在于,它从“立人”的角度,揭示了文学从作者到作品、从题材到风格、从创作到批评的内在关联和核心要素。     

论翻译文学的"二重性"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翻译文学称为"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的作者是由原著者与译者共同构成的,译者拥有著作权.文本是中文方式的,具有中国文学性.读者也是按照中文的方式来阅读的,其意义与价值深受汉语语境的制约.翻译文学具有"二重性",既具有外国文学性,又具有中国文学性.     

从"新民"小说到"人的文学"——清末到"五四"域外小说输入研究

清末到"五四"是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不少学者从多种角度描述了这一转型的过程和特征,但对推动转型的动因没有给予充分观照.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国民性改造对文学格局的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其中的"新民"小说到"人的文学"的演变,带来了域外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变化,最终推动了中国文学格局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