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转型与发展:上海个案

政党治理要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就要实现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这一转变不简单是活动内容的转变,而是思想观念、组织体系、工作方式和考核模式的系列性变革。创新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需要摆脱运动式的工作方法,注重服务的个性化、制度化、市场化、多元化和社会化的整体推进。把服务作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鲜明主题,将有效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我国70年城市基层治理的历程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基层治理经历了起步探索、社区建设和现代化治理三个阶段的改革,对社会结构的平衡机制作出了重大调整。社会组织化方式从"单位-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社会组织得到长足的发展,基层党组织也呈现出再组织化的趋势;治理模式从总体性治理向一定程度上的权宜性治理转变;治理结构从一元治理结构向多元治理结构转变;治理方式从单向管制变为协同治理。尽管城市基层治理的改革取得了众多突破,新时代的治理现代化之路仍任重而道远,今后在建立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整合机制、强化党建引领,以及培育扶持社会组织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完善。     

乡镇政府治理职能完善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而乡镇政府作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基础层级,是各项改革政策落实的前沿,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在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乡镇政府在基层治理职能的现代化演进过程中,表现出治理职能定位与基层治理实际存在偏差、公共服务职能扩张与财政投入不匹配、基层治理力量下沉不足及治理理念未转变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完成乡镇政府治理职能的现代化转变,应通过治理资源向公共服务领域倾斜、治理重心向基层下沉、构建协同合作的乡镇治理模式以及完成治理理念的现代化转型四个方面的调整与实施,层层递进,以期实现乡镇政府基层治理职能的现代化转型.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党微观逻辑

当前,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社会逻辑力量,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政治逻辑力量.基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与群众生存方式的多元化,作为政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基层党建发展必须以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与提高党的领导的有效性作为根本政治诉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而无论是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还是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都要求基层党组织建构枢纽型组织形态来予以承载.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为枢纽型党组织形态的构建提供了技术条件,探索运用信息技术来推进基层党建发展的尝试实际上是为全面推动党组织适应网络社会的组织形态转型与升级提供经验.     

党建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的高校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设研究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离不开党强有力的领导,能否通过党建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动高校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下一步发展的关键.高校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高校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其工作重点已经逐渐从传统的"管理"转变为"服务",在此过程中,高校基层党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仍存在内涵建设不足...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政治命题,蕴含着深刻的逻辑机理。从理论逻辑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集中彰显,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选择,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内在需要;从历史逻辑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实践的经验总结,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从现实逻辑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的需要。     

"乡村振兴战略"架构下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体系研究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乡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生长.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党组织积累了乡村治理经验,其乡村治理能力得到了锻炼,生成了具有独特历史品格的社会主义乡村治理范式.当前,在乡村振兴的战略框架中,回应时代考验,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乡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时代任务."三生并举"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生成场域,是检验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能力的重要窗口."三治融合"是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能力发展平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需要建构"四力协同"的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体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     

社会治理视域下基层维稳工作创新研究——以L县“大调解”工作体系为个案

社会治理既顺应了全球治理结构变迁的总体趋势,也为我国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减少基层不稳定因素提供了新的思路.L县“大调解”工作体系便是在社会治理视域下对基层维稳工作创新的有益探索.新时期基层维稳工作面临的压力与挑战是L县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创新动力;由科层式到网络式的治理结构转型,由各自为战到多元互动的运行机制转变,由分散规制到系统构建的制度安排,是这一创新实践的经验所在.同时,也必须看到,如何保证基层维稳工作中人力、物力、财力的供给和配置,如何进一步提升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自主性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基层党组织在社会领域的功能建设

加强基层党组织在社会领域的功能建设,不仅是夯实党的组织基础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治理活动有效开展的关键环节。一方面,党组织在社会建设领域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是社会治理活动的领导核心和组织枢纽;另一方面,党组织也要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开展基层党组织建设,并从社会认同和民众支持中汲取组织资源。积极发挥党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是党领导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也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工作重点。为了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需求,落实基层党建工作,应将建设扶助型、社会型、引导型的基层党组织作为当前党建工作的重点。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和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政党被视为具备政治整合、组织动员和参与治理等功能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发挥政党基层治理效能重要路径在于党建引领,基层党建也更强调治理和服务功能。通过理清政党、政府和村庄社会三者的治理关系发现,政党能够弥合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对政府进行政治领导和机制创新,对社会进行政治引导和整合动员,将社会的实际情况与需求反馈到行政体制,优化政府政策和政策执行。基层党组织遵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党组织结构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机制创新以及党员的政治培养和转化机制创新等,从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四个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建引领将是未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治理机制还存在大量值得探索的空间。     

经济治理现代化与产业政策转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我国推进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即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和核心问题一直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而产业政策则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集中体现.因此,推进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增强了推进产业政策转型的紧迫性,而且也为这种转型明确了基本方向,即产业政策需要符合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定位,需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助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和参与国际竞争.按照上述要求,中国产业政策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系统地转型:一是明确产业政策功能定位,使产业政策聚焦解决市场失灵所引起的资源配置问题;二是转变产业政策实施方式,实现产业政策向以完善产业发展环境为主转变;三是推进产业政策手段转型,实现产业政策手段向市场友好型方向转变.     

清晰与模糊的张力及其调适——以城市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为中心

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底座,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基本途径,包含了大量微妙的调适和平衡。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将各种社会事实纳入数字治理体系,对社会事实进行定义、测量和计算等,提高了治理主体、对象、过程以及结果等维度的清晰度,但同时也更近距离地面对难以识别和穿透的屏障,面临大量难以消除的模糊地带。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清晰与模糊的张力,构成了当前数字化治理的基本矛盾,体现在基层治理的各层面各环节,构成了基层治理的条件或约束。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承认社会事实的内在模糊性,适度地推进社会事实的数字化转型,从而实现更加精准和有效的治理,特别是要从不同的维度适应、调节和控制清晰与模糊的张力,提升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效能,但也要克制数字加载的技术冲动,尽力维系和保留社会的自主性空间。     

"重心转移"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特征研究

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社区下移,意味着改革开放前以单位这个工作空间为重头戏的社会管理在改革开放后向以社区这个居住空间为根基的社会治理转变.有别于过去以行政指令为整合手段的国家单一管理模式,现代城市社区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以及主体间互动关系的异质性,且明确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以对话协商为主要整合手段,以社区党组织作为刚性整合力量以及以社区认同感、信任感和归属感为表征的共同体意识作为柔性整合力量.从"重心转移"视角比较发生在不同空间场域里两种社会管理的差异性,对于深刻理解现代城市社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历史生成与路向诠释——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演进的视角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植根在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演进之中。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消极治理，其蕴含着国家消极无为与社会自然之治之意。晚清以降，中国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国家政权不断下沉，基层治理模式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产物，诞生之后又作为历史要素汇入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以“新”的面貌开启了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迈入新的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经过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辟和指明了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向，这种新路向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论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以治理与善治为视角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从管理发展到善治,必须在建立健全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框架内,社会组织才能得以发展壮大;实现社会治理与善治的理想状态,需要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变革,而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确立也必然有力推动社会治理的进步.从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的历史进程看,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因而也不存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和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社会组织逐步发展壮大,从管理向治理与善治转型,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革逐渐适应现代治理的要求.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仍然存在着体制性障碍,只有全方位的实施管理体制变革,才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由治理达到善治.     

社区自治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重构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基层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往实施的行政全能主义的传统治理模式正面临挑战.社区自治是培育基层社会自治能力的起点,也是重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基础,有助于形成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与服务型的治理模式.为了实现治理模式的重构,社区自治要实现三个转变,即自治主体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自治手段由简单向复合的转变,自治目标由行政管理向民主自治的转变.     

农村基层治理的主体变迁与机制创新——对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考察与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新时期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新变化,涌现出不少新做法。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农村基层治理由传统村(居)支部书记和主任二元主体发展为多元主体,形成治理主体职能分离和党的领导力增强双重结构。农村基层治理主体职能分离后,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党组织、村(居)委会、行政(综合)服务中心(站)、经济(联)社、社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职责更为明晰,共同协调推进基层治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正由"权力型"政党转为"服务型"政党,农村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服务日益专业化、职业化,村(居)经济组织采用现代企业制度和网络平台运营监管集体经济,社会组织形成"合力"新机制,发挥"乡贤"等传统政治资源在现代化转型和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新经验为实现党领导下的基层治理创新、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思路借鉴。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目标与挑战

现阶段,中国正经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急剧转变的现代化转型,其基本的发展趋势是经济层面的市场化、政治层面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二元化、文化层面的多元化、社会层面的信息化.在此趋势下,中国的社会转型应以效能化与民主化为目标取向,才能达致科学、和谐与可持续的发展态势.在转型过程中,政府治理面临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挑战,需要客观分析、积极应对,进行理性治理.     

双重嵌入：“国家—社会”视角下内生性社会秩序的生成机制——基于浙江D镇“信用+社会治理”创新的研究

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基层社会面临着社会秩序现代化转型的挑战。如何建立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需要重新构建适应治理现代化需求的社会内生性秩序。近年来，基层的创新实践为建设内生性秩序提供了案例样本。通过对D镇“信用+社会治理”的创新案例分析，发现基层社会依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嵌入，从而将传统社区的自发秩序和国家建构的制度秩序要求整合到基层社会生活实践中，推动了现代化转型中基层社会内生性秩序的生成和发展。这既拓展了微观层面的社会秩序解释框架，也为实现“强国家、强社会”的秩序格局提供了可能的思路。     

新时代社会组织党建的有效性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新时代随着社会组织领域的基本法律体系逐步完善,社会组织治理逻辑从“合法生存”向“有效治理”转变。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中的效能增进是新时代实现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是我国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目前仍处在摸索之中,加上传统弱社会治理实践的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影响,社会组织党建在实践中面临认知、结构、功能和资源等方面的有效性困境。妥善应对这种有效性困境,不仅是新时代全面落实从严治党、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的重要历史使命,也是新发展阶段实现社会组织有效生长繁荣和有序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格局的策略选择。为此,应通过价值重构、结构吸纳、功能共融、资源聚合等路径,助推党对社会组织的有序治理,让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起来、转起来、活起来,摆脱社会组织党建的有效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