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以来中国交通扶贫的政策演进与实践经验

深入理解交通扶贫的政策演进与实践经验,强化交通扶贫的成功模式是防止脱贫地区规模性返贫的关键环节.以交通扶贫政策文本为对象,对精准扶贫以来我国交通扶贫的政策演进及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以有效反馈、校正交通扶贫的理论研究体系,为新阶段乡村振兴战略下交通运输发展提供方向指引与经验借鉴.研究发现:精准扶贫以来,我国交通扶贫的区域由老少边穷地区向贫困人口地区全覆盖,扶贫对象更精准、措施更丰富、成效更显著;交通扶贫政策向精细化、专门化、体系化发展;三种类型(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的交通扶贫政策工具选择呈现差异性和不均衡性;交通扶贫的实践路径在于完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提升交通运输水平、强化"四好农村路"建设、推进"交通+"特色扶贫是其为乡村振兴战略下交通运输发展提供的有益实践经验.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政策衔接、扶贫转型与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的政策方向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后,中国将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核心的扶贫工作新阶段。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扶贫工作不仅要重视脱贫攻坚与相对贫困治理政策的衔接,同时也应注重乡村振兴与相对贫困治理的政策衔接。相对贫困要求扶贫工作进行工作范畴、工作机制、工作目标、财政投入与使用以及政策框架等维度的转型。在此基础上,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需建立国家与地方相结合、实现城乡融合的相对贫困识别标准,强化政策过渡期的脱贫攻坚质量提升与成效巩固工作,做好政策延续与政策创新的统筹工作,实现扶贫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与城乡融合发展政策的统合。     

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第一手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贫困状况及其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5个维度,借助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考察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对当地扶贫政策落实满意度较高,但也对政策完善心存期待;陕南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减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利民”之举,也是“利国”之举,能极大增强贫困农户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时,要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与政策的相关性着手,以“农民知不知道、需不需要、参不参加、满不满意”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工作成效的依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评价权,以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精准扶贫的政策建构及演化逻辑

精准扶贫是我国当前扶贫开发的主战略。文章从政策情境、政策诉求、政策问题界定三个层面出发,揭示精准扶贫政策建构的逻辑关系及演化机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以及偏远落后贫困地区与贫弱失能人群叠加,共同形塑了当前的精准扶贫政策情境。由于所处角度不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贫困农户有着不同的政策诉求。对此,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贫困人群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合理的责任分担,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明确不同责任主体的责任范围、行动方式和行动目标,形成规范化机制,实现贫困的有效治理,可被视为精准扶贫政策问题的实质。     

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现实困境与治理策略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是将脱贫政策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过程,要求从公共政策视角审视目标群体参与对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意义。研究表明目标群体参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有利于其认同、配合及监督政策执行,促使精准扶贫政策目标“零偏差”的实现。但受传统政治文化束缚、目标群体政策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政策信息公开度较低以及制度化参与渠道或方式阙如等因素制约,当前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贫困识别阶段形式化参与、帮扶贫困户阶段被动式参与以及脱贫考核阶段参与失灵等问题。为此,可以考虑采取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提高目标群体参与意识和能力、加大政策执行信息公开力度以及拓宽目标群体制度化参与渠道和方式等治理策略,走出政策执行过程中贫困户参与不足的困境。     

农业供给侧改革与精准扶贫衔接机制研究

农业供给侧改革与精准扶贫具有逻辑关联性,适合构建二者的衔接机制。农业供给侧改革具有制度供给与改革对象明确化的需求,而精准扶贫在制度典范、数据共享、产能化解以及内向监控方面可与农业供给侧改革形成具体的衔接领域。同时,农业供给侧改革也为精准扶贫的纵深发展提供了机遇空间。农业供给侧改革中配置型资源和权威型资源的下移使精准扶贫的内在动力发生明显变化,而因农业供给侧改革市场化原则的引入,扶贫治理规则也发生变动。农业供给侧改革和精准扶贫衔接机制的建立,表明政府应在双方协同关系的基础上实施“整体性治理”,以此克服碎片化的制度和政策对农业供给侧改革与扶贫治理时机的延误。     

中国精准扶贫的政策过程与实践经验

当代中国的精准扶贫成就令世界瞩目,是值得深入总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实践。本文基于精准扶贫政策文本提炼了35项政策工具,全景呈现了中国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做法。中国精准扶贫成就的取得建立在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上,这一体制以先进理念指引精准扶贫道路,以科学方法推进精准扶贫施策,以多种工具提升精准扶贫成效,通过理念指引、方法施策、工具推进"三位一体"共同创造了脱贫攻坚的卓越成效。精准扶贫实践探索出来的减贫道路,为中国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实现共同富裕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消除绝对贫困提供了有益参考。     

新常态下构建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途径探究

新常态大背景下扶贫工作表现出困难群众陷入贫穷的风险增大、扶贫资金难以快速上涨等新特征。我国传统扶贫工作中存在扶贫识别机制不完善、干部帮扶机制不完善、产业扶贫动力不足等问题。应从建立精准扶贫工作识别机制、构建完善的帮扶机制、建立精准的扶贫管理机制、健全考评机制等方面去探索新常态下精准扶贫工作的有效途径。     

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研究——以政策执行过程为框架

精准扶贫战略是应对当前区域性贫困的系统工程。按照政策执行过程理论,作为政策执行的精准扶贫在政策价值定位、政策执行权能配置、政策目标群体靶向以及支持性配套环境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偏差或不精准。为有效推进精准扶贫,相应地以赋权容错、标准识别来瞄准有效扶贫的政策靶向;从扶贫政策的"精准"出台与落地、基层组织建设和社会治理互促共生的维度做好执行资源再配置及其增效;以"精准"宣讲的脱贫共识和内生动力的不断增强来调整目标群体脱贫行为范式;秉持科学脱贫考核观和对接乡村振兴的持续观以完善"精准"减贫的政策支持环境。     

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结合世界银行与国家扶贫办合作开展的第六期扶贫项目实践,对项目中形成的农民合作社扶贫结构和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重点研究了农民合作社实现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政府—市场—社区—合作社”四位一体的扶贫模式,可以促进政府、市场、社区扶贫资源与合作社对接,吸纳和再造贫困农户自有资源;通过发挥合作社这一重要载体的作用,增强贫困农户的自主发展意识和话语权,形成一种贫困农户资产收益长效机制,转变产业链中贫困农户的角色与分工,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扶贫精准对接,推动长效扶贫机制的形成。     

政策张力、公平观念与扶贫工作的合理性

目前精准扶贫已经成为我们党和政府的核心工作。通过调查发现,精准扶贫工作的合理性正在村域范围遭遇到严峻的挑战。公共政策差异化的利益对象和政策非连续性容易导致公共政策间张力的出现。当公共政策间出现张力时,人们就会对政策本身的合理性产生质疑,尤其是政策张力与政策断裂相叠加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政策张力带来了对村庄原有公平观念的冲击,最终导致了人们对精准扶贫工作合理性的质疑,这种质疑带来了多方面的负面效应。精准扶贫工作要取得更大成效,需要平衡好不同主体的相关利益,同时也要做好不同政策的衔接工作,注重公共政策合理性资源的积累。     

财政扶贫政策精准减贫绩效研究

理论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对财政扶贫政策绩效考察主要集中于综合绩效和部门绩效，对贫困户个体绩效考核严重不足。通过对我国财政扶贫政策阶段性特征分析，认为精准扶贫背景下，政策趋向实策手段精细化、实策对象微观化，存在政策运用的合理性和政策运用的精准性要求。因此，采用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对微观政策绩效展开分析，认为主要存在短期政策有效、长期政策耗损、一般贫困者成为政策短板等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以贫困户满意度作为绩效判断标准、以完善制度保障作为绩效改进基础和以发展为导向兼顾公平作为政策绩效目标的优化路径。     

教育扶贫政策的理念蕴含、机制解构与未来接续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举措,是社会实现脱贫攻坚的关键环节。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政策体系,在价值取向、行动定位、扶贫内涵和工作机制等方面与时俱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教育扶贫的政策制定、贫困识别、措施落地和脱贫巩固四个行动中渗透着激发教育扶贫内生动力、提升教育扶贫主体自觉、精准教育扶贫手段、重塑教育公正价值、调整教育扶贫目标及行动的理念蕴含。教育扶贫政策的未来接续在于进一步完善教育扶贫主体参与共同体、建立综合性专项教育扶贫措施、健全教育扶贫政策联动协作机制、创新教育扶贫政策评估工作和逐步完善教育扶贫政策保障机制。     

论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

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着明显的不精准执行现象,表现为识别不精准、帮扶不精准、管理不精准和考核不精准等问题。立足于基层组织的视角,考察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问题。基层组织在运动式治理和官僚体制的双重规制和压力下,面临着一系列的执行约束,基层治理资源有限、权责不匹配、压力考核等因素影响了基层干部的政策定位与具体执行。在国家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国家、基层组织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基层组织承担的任务剧烈增长,并接受来自国家与农民的双重压力和监督。在双重挤压之下,基层组织表现出权威导向的选择性治理、风险规避的规范化治理和硬任务的软执行,严重影响了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和政策的执行能力。为了避免国家资源浪费和政策执行偏差,各级政府在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时,应当在资源投放上注重分寸,执行政策时切合实际,对下考核时留存自主空间,从而保障精准扶贫政策有效落地。     

精准扶贫“超常思维”的政策意蕴与创新空间

围绕中央《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创新扶贫机制与模式,采取超常规措施"的科学论断,从政策科学和政策发展的角度论证了精准扶贫对政策设计的"未来性"诉求,提出基于内生性政策发展的扶贫政策系统观点;突显了政策行动者的主体能动性功效,主张扶贫系统兼顾"存在"特质和"生成"机制的双重特征;充分考虑政策设计的情境性和多样性,以及相应的容错机制和竞争/选择机制的融入;"超常思维"下的政策创新应锁定扶贫的主体与客体二元性、贫困性质的主观性与客观性、扶贫时限的长与短、扶贫范围的点与面,以及扶贫理论与救助实践的实质性结合,进而实现扶贫政策的延伸,保障救助工具的前瞻性和有效性,使扶贫政策不断地在"渐进精准、动态修偏"的进程中得到修正和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