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先生戊戌绝笔书跋》试释

1986年夏秋之间,我藉出差北京之机,拜访了同邑先贤麦孟华(孺博)先生之后人。蒙其哲嗣侃曾先生见爱,慨然将所藏清末维新志士的一批史料相赠。这批史料中有《南海先生戊戌绝笔书跋》石印件乙册,为四部份二十九页:一是《戊戌绝笔书》一页有零,二是《戊午八月一日跋》近三页,三是《戊午六月六日跋》二十二页,四是《辛酉初夏识》近三页。     

一士两著三事

徐一士的《一士类稿》、《一士谈荟》巳由书目文献出版社于1983年重排合印一册出版。近得《一士类稿》原刊本,为上海古今出版社1944年11月初版。取出书目文献出版社新版本对读,发现新版删去了四序一跋,而篇目全同。新版本有《出版说明》,其中说:“徐一士,字相甫,浙江嘉兴人。”但原刊本中的《周(黎庵)跋》,却一开头就叙明:“宜兴徐一士先生,享盛名垂三十年”。所称里籍不同。     

康有为《戊戌奏稿》研究综述

《戊戌奏稿》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的变法奏议辑录,戊戌政变后,由其长女康同薇搜集抄存,麦孟华编辑,清宣统三年(1911)在日本横滨铅印出版,收录康有为戊戌年正月至七月(1898·2—8)间所撰奏疏20篇,附录进呈编书序文5篇,共计25篇。此外,还开列有奏疏存月13篇,无正文。据麦孟华《南海先生戊戌奏稿凡例》所称63篇之数,所收录者仅占三分之一。《戊戌奏稿》所收康有为奏疏虽不完备,但刊行以来,长期被人们视为信史,成为学术界据以研究戊戌变法运动以及戊戌时期康有为思想和政治主张的重要史料。70年代,台湾学者黄彰健首次对《戊戌奏稿》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黄彰健根据《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等有关材料,对《戊戌奏稿》进行考察审核,认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读后

今年二月收到宿白教授寄赠这册研究论集,感谢之至!“论集”由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成,有周一良教授一九八一年八月的序言,于一九八二年五月出版。大约因为内容各篇都是手写影印(石印?)的,省了排字校改的时间,出版相当快。我认为这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办法,尤其在所研究的文书字体有问题之时。“论集”共收十七篇文章。第一篇《敦煌写本跋文(四篇)》是王重民遗稿。重民先生在三十年代就深入研究敦煌文献,著述美富。这四篇跋文,短小精悍,是刘修业夫人检出提供的,足可纪念这位受人敬爱的先驱者。以下     

关于闻一多的一篇佚文——《晨夜诗庋·跋》

前不久,我发现了闻一多先生的一篇佚文——他为彭丽天的新诗集《晨夜诗庋》写的《跋》。这篇《跋》,似少为人知,不仅《闻一多全集》未收入,连有关闻一多的年谱、传记、论著也未提及。众所周知,闻先生是一派诗宗。他影响、鼓励和帮助过一批青年诗人,彭丽天就是其中的一个。彭在《晨夜诗庋·后记》中说:“我在此尽忱谢谢闻先生给我许多的教益和帮助。”闻先生在《跋》中也说:“当丽天初碰见我的时候,我对新诗还是热心的,自己热心作,也热心劝别人作。丽天之走上诗的道上来,总算是因为我的鼓励而感着更起劲的。”《晨夜诗庋》出版于一九三七年四月,这时,闻先生虽然已停止创作,但他仍然作为这个诗集的发行人,使它得以问世(代售处是北平佩文书斋);还为它作了     

关于闻一多的一篇佚文—《晨夜诗庋·跋》

前不久,我发现了闻一多先生的一篇佚文——他为彭丽天的新诗集《晨夜诗庋》写的《跋》。这篇《跋》,似少为人知,不仅《闻一多全集》未收入,连有关闻一多的年谱、传记、论著也未提及。     

谈谈周原考古的意义——1979年4月22日在西北大学学术报告会上的讲话

本文根据苏秉琦先生家藏未刊文稿整理。文稿未署年月，据《苏秉琦往来书信集》所收叶迈致苏秉琦先生书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册225-226页），及《安志敏日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册539页），苏秉琦先生在1979年4月22日应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邀请，于西北大学做了“周原考古收获”和“考古学为历史时期任务出贡献”的学术报告。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整理录音稿，拟发表于《人文杂志》创刊号，后虽经苏秉琦先生多次修改，终未能定稿刊发。2013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郭大顺先生完成文稿录文，2021年苏秉琦先生长子苏恺之先生安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校核文稿，并据出版规范与郭大顺先生一起对文稿再做核理。     

论《金瓶梅词话》中的证诗

我国三十年代初发现的《金瓶梅词话》,在欣欣子序、甘公跋与东弄珠客的序之后,有一篇名为“词曰”和“四贪词”的题词,在题词前赫然标出这样的书题:《新刻金瓶梅词话》之字样。这个书题向人们表示出:三十年代初发现的这部词话本《金瓶梅》并非《金瓶梅词话》本的原刻,而是一种新刻本。不少研究《金瓶梅》的专家学者还发现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同崇祯说散本《金瓶梅》相比,多了一篇欣欣子的序与一篇廿公跋,但这序与跋虽放在前面,却没有署写作日期。只有东吴弄珠客的序却标明“万历丁巳季冬”,这篇序既然为明崇祯本《金瓶梅》和《新刻金瓶梅词话》所共有,人们自然     

《破釜沉舟集》拾零及其他——鲁迅收到的一本新诗集

一九二七年二月九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收陈梦韶所寄诗稿一本。”这本诗稿,即陈梦韶的《破釜沉舟集》。这是一本新诗集,油印稿本,用彩色丝带装钉,颇为美观。由于种种原因。世人不知道这本诗稿的内容;新版《鲁迅全集》亦无注释。一九七五年酷暑天,梦韶先生在逆境中“为纪念往事”,将“旧作拾零”(即《破釜沉舟集》原本诗稿)十二篇,加上选译《诗经》、《楚辞》、《古诗》、《乐府》、《唐诗》,总共是八十七篇白话诗,复写三份,装成卷帙。其中一册赠我。卷面仍题为《破釜沉舟集》,     

茅盾小学时代的作文《选举投票放假纪念》

茅盾小学时代的两册作文本《文课》,是去年二月在他的故乡——桐乡乌镇发现的。这是文学巨匠茅盾一生中留存于世的最早的文稿和手迹。现在要介绍的是其中的一篇《选举投票放假纪念》。在这册作文本的扉页上,茅盾亲自注明启用日期“己酉”,在这篇作文标题下面又写明     

《<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序

余明光同志《〈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一书近日杀青,蒙示全稿,要我在卷首写几句话,使我甚感欣幸。《黄帝四经》指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帛书中的四篇佚书,原来是和《老子》乙本合抄在同卷上的。帛书发现于1973年末。1974年,成立了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首先整理出来的就是《老子》甲乙本及同抄的佚书。这些帛书的图版、释文和注释,当年即出版为《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线装本,这四篇佚书遂为世所知。1976年,四篇佚书的释文、注释单行出版,书题是《经法》。1980年,又印行了《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的精装本。我自己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1976年初才到整理小组工作,因此没有参加过这部分帛书的整理和讨论。     

读《宋诗选注》札记二则

钱钟书先生的力作之一《宋诗选注》,1989年9月出第二版,就重印而言为第六次。钱先生在《第六次重印附记》中写道:“—九八五年重印后,我又有些增改,主要在注释里。这书又将重印,而纸版损旧,得全部重排;出版社容许我有机会,把修订各处都收入书里,我很欣幸。”对于钱先生的修订工作,王水照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很好:“钱先生的所有著作,从《谈艺录》、《旧文四篇》、《也是集》(两书又合编为《七缀集》)到《管锥编》,都有反反复复的‘增补’、‘补订’、‘补遗’,而且都是‘明码标价’,而不是暗中‘改头换面’‘自我整容’。……这些修改,除少数属于订正外,绝大多数是增补例证,发展和完善论     

谈张献忠时期的一部蜀刻书

《华岳全集》十三卷,是明朝末年一部介绍华山情况的“山志”,其中有一篇跋文,署名为“大顺初元开国第一令曹士抡”,无疑是张献忠时期的蜀刻书,而且有可能是唯一的一部。 藏书家潘景郑先生于一九三六年见到此书时,把它写入《著砚楼书跋》,并说:“大顺初元,当明崇祯十六年”,这是偶尔疏忽。查张献忠改成都为西京,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元年,是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而不是崇祯十六年癸未,潘先生偶然记错了。     

评[日]堀毅著《秦汉法制史论考》

由法律出版社于1988年8月出版的日本学者堀毅所著《秦汉法制史论考》一书(以下简称堀毅书),近28万字,由十三篇从法制史角度研究云梦秦简的论文组成,书末附有《有关云梦秦简的资料与著述目录》及作者简历。蒙堀毅先生惠我一册,收到之日,立即展诵。颇有感于该书     

《古今图书集成》同文版小考

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史》载:光绪七年(1881)粤人徐裕子(鸿复)投资创立同文书局,石印“翻印《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因成本浩大,遂创用预约订购办法,从光绪十一年起两年为期,认股订购,每股先交半价银一百八十两。原订一千五百部。这是一种缩印本,字体较小。光绪十六年,户部侍郎张荫桓时充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奏准石印《古今图书集成》百部,由同文书局承印,于光绪二十年告成,增入《考证》二十卷,凡五千四十四册,计用安徽所出料半三开纸,照殿本原式,印刷甚精,与原本无异”。张先生在书中还说:“现在国内外仍能见到黄纸表皮殿本式的本子,而缩印的     

《波艇》创刊号出版日期考

鲁迅的《厦门通信》最初发表于《波艇》月刊创刊号。由于该期刊物未注出版年月,这篇通信的发表时间也就成为悬案。一九五六年七月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三卷作过注释:“本篇最初发表于《波艇》月刊第一号(原刊未注明出版年月,应为一九二六年末)。”一九五六年十月,俞荻在《文艺月报》上发表的《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一文中说:“十一月间,草绿色封面的、精致可爱的《波艇》月刊创刊号,终于在鲁迅先生的支持下出版了。”一九五八年八月出版的《鲁迅全集》第九卷对此又作注释:“《波艇》……一九二六年冬出版两期后即因鲁迅和负责撰稿的学生陆续离开厦门而停刊。”(《两地书·七三》的《波艇》注)此后,这问题似乎就没有人再探讨了。一九七六年九月,内部印行的《鲁迅在厦门资料汇编》(第一集)中的《培育两株文艺幼苗——<鼓浪><波艇>》(以下简称《幼苗》)一文,重新考证出《波艇》的出版日期:“创刊号出版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左右。”以后,内部印行的《两地书》(征求意见本),《鲁迅手册》(试编本)中的《鲁迅著译系年》,丁言昭同志的《鲁迅和<波     

《庄子·天下篇》与“庄子·惠施篇”

《庄子》的传本,仅郭象编注的三十三篇流传下来,其中是没有“惠施”这一篇题的。但《北齐书·杜弼传》云:“(弼)注‘庄子·惠施篇’。”王应麟根据这句话,疑《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庄子》五十二篇旧本,原有“惠施”一篇。谭戒甫先生又进而推考:杜弼注的“庄子·惠施篇”,其实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惠子》一书,刘向校定群书时,按“篇名互见例”附入《庄子》五十二篇,其后晋人删注《庄子》,又将其     

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两条注释的商榷

在学习与使用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过程中,觉得其文选的两条注释值得商榷。其一: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齐桓公伐楚》)其注释[4]对“楚子使与师言曰”的解释是:“楚君派使者跟诸侯之师说”。释“与”为“跟”。我     

中国语法学的萌芽——《公羊传》解说“春秋书法”表现出的语法结构分析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语言学在“文字”“音韵”“训诂”之外,应该再立“语法”这个部门。笔者这样主张,是因为笔者初步肯定中国古代有语法学。笔者这样肯定,是由于笔者认识到并发现了历代注释书,尤其是两汉注释书如《诗经诂训传》《诗经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孟子章句》《楚辞章句》《战国策注》《吕氏春秋注》《淮南子注》中有丰富的、多方面多层次的语法分析材料,这样,笔者认为中国语法学产生于汉代。又经笔者较为仔细考察,发现《春秋公羊传》(下称《公羊传》)解说“春秋书法”(又名“春秋笔法”)中巳表现出对语句的语法结构分析。《公羊传》的传授与成书年代已有定论,无疑早于包括西汉毛亨《诗经诂训传》在内的汉代注释书。因此,似可作     

蜀州名胜录(上)

蜀州宋明图经,但遗佚文数事,清修《崇庆州志》,四种并存,互见短长。始为康熙吴志,前有康熙二十五年丙寅知州吴昌荫序云:“余自莅兹郡,旁求志册,竟鲜全书。盖蜀遭兵燹,典籍久湮,名山之藏,烬于劫火。兼之贤哲殆尽,文献无征,询访者唯此一二父老而巳。爱摭简篇,参之刍荛,采葺成册。”书分二册,凡五十番,标目二十八类,每类或只数语,每从万历《四川总志》抄录,虽云创始,仅具规模。原刻未见,传本艺文类收张象文诗并跋云:余牧此邦,“思欲举旧志增补之,而力有未逮”,末署康熙四十年辛已,则因旧志而增附。下卷之后,又附知州田廷锡《续纪州志》十番,记增建诸祠祀,乃雍正十年间事,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