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诗歌批评——杨慎建构六朝诗学的典型个案

作为六朝诗歌的集大成者,庾信以其“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的诗歌成就和文学史地位以及“绮艳清新”的诗风成为杨慎论述六朝诗学观的典型个案。杨慎在前七子宗汉魏、盛唐诗歌的复古诗学思潮中对庾信诗歌亲睐有加,倡导“尊唐”而不可“卑六代”,从诗歌声律、诗歌内容的承接和发展以及诗歌美学风格多方面建构六朝诗学观,将六朝诗歌的审美特质和诗歌史地位提高到了新的水准,显示出杨慎六朝诗学独特的理论价值。     

试析佛教“色”范畴对六朝诗学的影响

佛教“色”范畴体现着色空不二的本体论和“以色观空”的方法论;色空不二的本体论启示六朝诗歌创作不弃物色,“声色大开”,山水诗和宫体诗的兴盛;以色观空的方法论则促进了诗歌理论由“物感说”发展为“直观说”,开拓出诗学理论研究的新境界。     

从杨德豫译诗看其诗学观

杨德豫先生不仅译作丰富,对译诗也有独特的见解,是现代英诗汉译的名家。文章借鉴闻一多的“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对杨德豫的诗学观及译诗进行解读,从而得出：杨德豫坚持用汉语格律诗翻译英语格律诗,主张“以顿代步”,韵式悉依原著,在译诗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诗学观,并且在诸多实践中实践着自己的诗学观。     

海德格尔诗化语言观与中国古典诗学的精神相通

海德格尔诗化语言观和中国古典诗学在语言本体论上存在着某些精神相似性，因而可以起到互释的作用。对海德格尔诗化语言观核心范畴“道说”以及“诗思之辩”的解读有助于反观我国古典诗学的潜在思想体系，为当代因受西方话语影响而处于“失语”状态之下的中国古典诗学的重建起到拓宽研究思路、丰富研究视阈的启发作用。     

清代文坛上的六朝风

在清代骈文复兴的历程中，持续性地激扬回旋着一股六朝风，牵动文坛风尚的进路。如何为“六朝”涤去“金粉气”，洗刷所谓“齐梁小儿语”的污名，清初的有识之士利用时代与地域条件，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乾、嘉、道时期的骈文家拓展了更大的理论发挥与实践创辟的空间，不仅自觉靠拢六朝审美，而且确立了以“六朝”为高格和正轨的审美主导理念。晚清骈文界深化认识“六朝”作为典范的审美价值，积淀了深厚的理论与创作成果。清代的“六朝”观连缀着清人下逮民初精神史的重要内涵。     

“创造真和美的文学”：20世纪20年代上海神州文学社散佚诗集论

在早期新诗发生和发展史上，1923年上海新文化书社出版的“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具有重要的新诗史意义和史料学价值。这些新旧杂糅的诗歌在神州文学社同仁“真情论”新诗观念主导下，一方面秉承着胡适“诗体大解放”的原则，继续在语言形式方面进行自觉的革新；另一方面他们的“真情”诗学观又更生于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传统，在新诗想象和创作实践上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本文拟以“神州文学社丛书”三种散佚诗集为例，从“真情论”诗学观、社会功用诗歌、启蒙目的的诗剧特色三方面来讨论20世纪20年代初新诗创作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复杂关系。     

论《离骚》称"经"与刘勰《辨骚》

汉代关于屈原评价的一场论争,其实是围绕《离骚》称“经”这个问题来展开的,本质上是在两汉经学视野中儒家功利主义诗学观的价值之争。对屈原《离骚》的公允评价以及六朝以后《楚辞》在集部以一书而独立成类,则与刘勰《辨骚》对此所作的辨析和总结有密切关系。     

杨慎六朝诗学述论

杨慎的六朝诗学,从诗歌创作与诗学批评层面,通过考察六朝诗歌艺术为唐律之源,及为唐代诗人所借鉴,申明六朝诗歌对唐诗的开启意义。将文学批评运用于六朝诗歌的文献梳理中,拓展了六朝诗学批评的领域与方法。     

元人“唐诗分期”谫论

元诗多宗唐，推崇“盛唐”诗风。元人在前人基础上完成唐诗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诗学体系建构。元人唐诗分期标准的迥异，体现了元人在宗唐背景下多元的诗学观，而不同的诗学观的现实意义是元人指摘当时诗弊继而促进元诗的发展。     

“从盛唐回到六朝”:杨慎律诗学策略

杨慎于前七子近体唯学“盛唐”的诗学复古语境之中,将唐近体诗歌源头由初唐上溯至六朝,从声律理论和诗歌创作上肯定六朝初唐诗歌在律诗的产生、发展以至于成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杨慎采用“从盛唐回到六朝”这一溯流追源的律诗学策略,目的是主张整体而全面地继承前人的文学传统,博学众体、融会贯通,通过提倡学习六朝初唐诗歌来矫正复古派唯学“汉魏”、“盛唐”这两种诗歌范式而导致唯古是从、剽窃雷同的理论弊病,以此寻求明诗的另一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