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新世纪:多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站在世纪之交的临界点,既对比较文学研究走过的百年历程进行回顾和总结,又展望了新世纪比较文学研究的走势和前景。本次大会的重要学术收获有：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已成为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从“失语症”、“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到“汉语批评”主张的提出,以及对中国传统诗学“异质性”的研究,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对比较文学学科和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文化层面上的翻译理论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探源主要方式之一;异质文化中的华文文学研究以具体的个案展示中西文化的冲突和文化迁移的复杂和曲折;从文化人类学、传媒学、形象学等不同层面对文学和文化的关切正全方位地形成比较文学研究的新型学术形态等等     

跨文明"异质性"研究--21世纪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与传统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相比,研究的关注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就是对于“异质性”研究的强调。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这一研究思路的转向具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一是能够促进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以及世界文明间的和谐共处;二是能够促进文明间文学的对话与交流,能够促进世界文学乃至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三是能够促进世界性理论的不断生成。     

双向融摄:跨文化研究与中国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最新学术动向

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最新学术动向是从不同侧面突出强调文学的文化功能，作为一种自觉而清醒的学术选择，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学术思路，反映了当今国际学术界的发展态势，也与国际潮流暗合。本文认为，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是一种学术范式的跳跃与转型，旨在向文学“普遍的文化价值层面”迅速推进，以提高比较文学研究的科学品位，因此，当国际学术界普遍将９０年代所谓“后文学时代”的全球话语认定为“文化研究”时，中国比较文学界突出比较文学的跨文化功能无疑是对国际学术潮流的一种积极应答，而跨文化研究也将在世纪之交成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双向融摄的显性话语     

以个案考察切入跨文化研究

乐黛云先生主编的“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是近几年来最重要的比较文学研究成果之一，也是凸显比较文学学科成熟性的一套丛书。这套书的编撰不再停留于“显示”比较文学的观念与方法，而是把目光很专注地落在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景观”的细致分析上，即如丛书《总序》所言：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沟通中西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卓有贡献的中国学术名家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在古今中西文化交汇的坐标上，完整地阐述他们的生活、理想、事业、成就及其对中外学术发展的贡献。特别着重探讨20世纪一百年来他们如何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形成完全不同于过去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景观。”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之我观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之我观尹允镇近来要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呼声越来越高，固然这是一件好事。比较文学发展到如今坎坎坷坷，多次危机。但每到危机就产生某种理论、方法或学派，使之“死而复生”，真可谓“车到山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综观比较文学的历史...     

树立面向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观——关于多元和谐文化观的思考

中华和谐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对于实现中国和平崛起意义重大。儒家倡导“仁和”为核心的仁爱和谐观,道家崇尚“人和”为特色的自然和谐观,佛教推崇“心和”为境界的和平和谐观,中华和谐文化传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起了积极历史作用。在当代社会实践中,应当深入发掘和充实和谐文化思想,坚持“一元主导,多元辅补;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多元和谐文化观,摆正和处理好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竞争机制与社会和谐、少数与多数、道义与功利、道德与法制等诸多关系,从而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远大目标提供战略性的软实力。     

中国历史上的人权意识和人权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性善论”，倡导“民本”和“仁政”思想，强调平等与和平。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但是，由于中国在历史上缺乏作为法律权利主体的个人和集团，缺乏对人权概念的现实要求，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人权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人权健康发展的意识和思想，如“和谐”观念、“仁政”和“民本”思想以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的人权思想，应该加以坚持。同时，从发展人权的角度看，应从平衡权利和义务、弘扬法治精神和提倡现实主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创新     

林语堂与比较文学

林语堂与比较文学阎开振作为一位著名作家和学者，林语堂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赢得了“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和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的美称，但具体到“比较文学”领域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里且不说林语堂是否有资格成为“中国著名比较文学家”，但有一点却是无可置疑的事...     

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三重维度分析

文章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理念为分析视角，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三重维度分析中国和合文化的内涵，认为历史上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内敛型国家，现在选择的是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共建和谐世界是中国实现崛起的终极目标。文章对“中国军事威胁论”进行驳斥，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     

论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及方法论体系

比较文学的方法论是指在比较文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指导下，如何展开比较文学研究的学问。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应不排斥西方学派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论，摸索出一种适合于我们的“综合性研究”方法论，从而建立起包括比较文学本体论、研究对象与内容、研究方法在内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东西方“比较诗学”及其历史建构

从东西不同文化区域的“诗学”涵义及其演变来看,现代意义上的“比较诗学”实质上是指对于不同诗学体系和理论的比较研究。作为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交叉影响而形成的一个新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不同民族传统和不同文化体系之中的文学理论。从历史建构过程看,比较诗学既是诗学自身深入发展的要求,也是比较文学趋于深化所提出的必然结果。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相互依重又相互参照,成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统一体。     

传统"天人合一"思想与构建和谐图书馆人文文化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其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天地万物是相互依存的，是一个和谐整体。建立和谐生存世界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人是自然界生命价值的承担者与呵护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主体。传统“天人合一”思想运用于现代图书馆文化建设中，就是要在图书馆工作中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和精神，提供人性化服务，为读者创造一个亲切、温馨、宽松、和谐的读书环境。     

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热"

近年来,包括中国比较文学在内的国际比较文学界掀起了一股文化热潮,给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带来了挑战与机遇。不少学者倡导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向,也有一些学者予以抵制。笔者在分析比较文学“文化热”的现状和产生背景的基础上,认为比较文学学者应以全球化的视野,积极吸收文化研究中的有益成份,同时坚持比较文学自身的文学性,注重个案研究,努力具备跨语言研究的能力,以促进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     

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     

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     

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以台港澳文学作为“引桥”而逐渐拓展,也逐渐与国际上的移民文学、离散文学接轨,形成一个极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文学“圈”。它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外移与外族文化相互影响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本期发表三篇文章:饶芃子的《海外华文文学的比较文学意义》从跨学科的视角论述海外华文文学对相关学科的促进,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崭新的探讨对象和研究空间,为传统的国别、地域文学比较,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学科“边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点,海外华文文学和比较文学在开拓文学研究新视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文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新的阐释内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对传统思维模式的反思;王润华的《文化属性与文化认同:诠释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模式》是从文化视角切入东南亚华文文化,作者从不同国家、不同层面、不同视角来谈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讨诠释中国以外边缘地带华人建构的另一种“中华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华裔美国小说中的“唐人街”叙事》是对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华裔美国作家笔下频繁出现的“唐人街”叙事的分析,在华裔美国文学书写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导地位,随着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笔下的“唐人街”再现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早期“他者导向”的叙事、“亚裔感性”的追寻到华裔第二代逃离或固守“唐人街”的种种诉求,表现出美国强势文化俯视之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华裔要冲破“玻璃天花板”的艰难。     

论吴文化的开放气质与和谐精神

在中国文化地图中,地处长三角的吴文化特具一种开放气度,凸显一种和谐精神,此与吴文化生成的历史元素、特殊的地理区位以及长期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吴地文化精神传统有着重要的文化关联,在当下中国“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建构中,研究吴文化的这一特性,探究“长三角经济文化圈”形成的文化秘密,应是一个极有价值的课题。文章在中西文化的纵横坐标系中着力搜寻吴文化的“开放”“和谐”因子,以纯文化的思维拨开历史迷雾,解读吴文化潜在的文化内质,这种学理性的探讨,或许对进一步认知吴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价值、解开“长三角之迷”能提供一个有效的学术途径。     

和谐社会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天人相应”、“中和中庸”、“修身正己”等思想是促使人、社会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以及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思想源泉,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儒家和谐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启示

“和谐”在中国文化史上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命题，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和谐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谐思想是其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所提倡的修身为本促进身心和谐，推崇忠恕仁爱追求人际和谐，重视群己之和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提倡“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等和谐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凝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今天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有着深远的社会意义和重要的现实启示。     

浅析中国传统和谐思想

社会的和谐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研究、借鉴历史积淀下来的极为丰富的“和谐”思想,是这一课题的基础环节。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持和和谐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