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

文章采用扩展代际交叠模型(OLG)分析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机制,利用5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发现:(1)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和动力机制发生变化。经济发展初期,物质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以高等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发展新引擎。(2)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中等收入经济体极易出现阶层分化,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分别趋向"高生育—低教育"和"低生育—高教育"的"二元陷阱",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诱因。(3)人均GDP 4 000美元可能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门槛,物质资本回报率仍然显著,而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由之前的不显著变为显著,跃升为经济发展新的驱动力,开启"双引擎"模式。为此,升级义务教育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有助于经济跨越增长门槛,使经济向高水平均衡点收敛,也是破解中等收入经济体"二元陷阱"问题的根本途径。     

中国经济增长减缓与稳定增长动力

文章借助艾肯格林设定经济增长减缓需要满足的条件,基于跨国经验和中长期经济增长数据寻找经济增长路径的阶段性特征。结果发现,当前无论从增长率水平还是人均收入"门槛"看,中国经济均进入增长的连续减缓期。国际比较研究发现,成功跨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在跨越临界点前至少10年间均保持相对稳定增长,其连续增长减缓过程多集中于跨入高收入"门槛"之后。当前中国刚跨过中等高收入"门槛",2008年出现增长减缓态势,2015年可能再次出现增长减缓拐点,这将使中国向高收入阶段跨越变得相对困难。文章实证分析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之源,并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换挡期,经济增长动力不仅表现为引致经济增长,还要看能否驱动经济稳定增长。要结合"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阶段性特征,适时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迎接下一个稳定增长的关键时期。     

数字鸿沟、教育人力资本与劳动力收入北大核心

数字鸿沟阻碍了信息和机会的平等获取,是现代社会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深入分析数字鸿沟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有助于充分理解数字化时代的不平等问题,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依据。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数字鸿沟的相关理论与实证分析两方面考察教育人力资本协同作用下跨越数字鸿沟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跨越一级、二级数字鸿沟能够显著提升劳动力收入,教育人力资本可以加强互联网的增收作用,相比于低教育人力资本个体,高教育人力资本个体互联网技能溢价更高,高、低教育人力资本个体会形成收入差距,结论在采用互联网普及率和家人上网等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从小时工资、收入异常值以及收入样本选择三方面变换收入测度方式后依旧具有稳健性。分位数回归表明跨越一级、二级数字鸿沟对中等及高收入群体的增收效应具有统计显著性。建议继续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互联网可及性和渗透性;着力打造高质量教育体系,持续提升教育人力资本积累的广度和深度;加强“互联网+人才”的示范性作用,通过促进互联网技术与人才的结合从而推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竞争力,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CSSCI

利用2000~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综合系统GMM估计方法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社会保障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少儿抚养比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且社会保障支出的提升强化了少儿抚养比对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2)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3)老年抚养比与城乡收入差距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但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即以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为门槛变量,当社会保障水平达到门槛值后,老年抚养比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从区域层面看,东部和西部地区老年抚养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但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变化,其影响变化趋势呈现相反的结果,而中部地区老年抚养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需要加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城乡经济结构发展的匹配程度,转变社会保障的城市偏向性支出,合理考虑地区差异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口集聚和区域不均衡是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人口集聚除了具有静态的人口空间分布状态的含义外,还具有动态的人口向特定区域流动迁移的含义。人口集聚既是过程也是结果,研究人口集聚比单方面的人口空间分布研究或人口流动迁移研究更具挑战性,也更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以2000²015年省级数据为样本,根据人口集聚地区人口规模大和人口密度高的特点,利用人口密度的区域倍数指标来测量我国人口集聚水平,分析其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探讨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途径机制。研究发现我国人口集聚程度按东部、中部、西部顺序依次降低,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不断提高;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人口集聚程度每提高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将提高1.064%,西部地区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最大,资本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也具有显著正影响;城镇化、人力资本和人口抚养比是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人口集聚能够提高集聚地区的城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降低地区人口抚养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基于此,提出促进地区人口集聚、加快城镇化进程、积极发挥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等政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财政压力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基于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和财政压力加大的背景,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影响,选取2008~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模型的构建及比较,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在全国和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人口老龄化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具有显著正效应,而在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作用不显著。在全国和高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财政压力的增加显著降低了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具体而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在降低教育支出的同时,也会增加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支出;而财政压力会降低教育、医疗卫生支出,增加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在全国和高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人口老龄化和财政压力共同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最后,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优化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一些建议。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特征与变化趋势分析--基于1995～2014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人口年龄结构是经过多年人口自然增长和迁移变动等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客观状况,对未来人口发展的速度和趋势以及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整体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1995～201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20年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以下特征：少儿人口数量减少且比重呈持续下降趋势;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稳步增长且比重呈稳定上升趋势;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长且比重呈上升趋势,老龄化进程加快。总体人口年龄结构呈现老年型,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存在差异。各地人口负担系数存在较大差异,人均GDP与总抚养比和少年儿童抚养比呈负相关,与老年人口抚养比呈正相关。经济发达省市区人口负担系数较小;城乡人口比例呈持续升高态势;城乡人口总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呈下降趋势,城乡老年人口抚养比呈稳步升高态势;乡村人口抚养比高于城镇。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

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 000美元,标志着正式进入上中等收入行列。文章对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等国家进行比较,以跨越这个陷阱并早已进入高收入行列的东亚四小龙为参照系,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历和即将经历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4个阶段,以及3次跨越;目前刚进入效率驱动即上中等收入阶段;文章分析了中国在这个阶段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诱因,提出避免掉进陷阱和经济转型的动力问题,认为制度、政策和基础设施构成了动力组合。     

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

利用一个包含人力资本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索洛增长理论入手,分析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模型的推理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均产生不利影响。再根据理论模型的结果构造了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增长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模型,收集和使用中国1990～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的推理结果进行实证检验,证实了理论模型的推理结果。实证研究还表明:(1)初始的人均GDP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说明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条件收敛的情形;(2)人力资本投资、储蓄率和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我国各省份人口老龄化水平差异的多指标测度——基于2011年31个省份的城镇人口分析

本文在传统的衡量人口老龄化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和老年抚养比的基础上,先后引入城镇就业人员数量、用于教育和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和人均收入等经济变量,使用六个指标分析说明我国31个省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和经济影响,结果发现,仅仅使用老年抚养比和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两个指标容易误导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和政策选择,而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的因素加以考虑后,经济发达省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压力要小于经济欠发达省份,本文为分析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和测度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压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跨国人才外流与中国人力资本积累--基于出国留学的视角

人才的跨国外流,究竟是促进了本国的人力资本积累,还是导致了本国人力资本的净损失？回答该问题,对中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实施合理的人才开放政策以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开放经济框架内,将人才外流引入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决定模型,从理论上探讨了人才外流与本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使用世界上60个国家和地区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估计。实证结果表明：人才外流与中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呈倒“U”型关系,但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线性负相关;人才外流对本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受到本国技能劳动占比和其所生产产品替代弹性的影响。进一步鼓励和合理引导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国际流动对提升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意义重大。     

人口低生育率阶段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

随着中国人口进入低生育阶段,人口低增长最终会带来劳动力供给的低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在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从相对比重下降到绝对数量下降,将会诱发工资率的不断上升。在劳动成本上升和养老负担加重的情况下,保持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速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率的效应差异研究——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文章通过扩展世代交叠模型,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一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基于2000～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系统广义矩估计和门槛回归结果表明:在城镇地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均产生正向影响,且该正向影响都随收入增长率的提高而减弱;而在农村地区,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均产生负效应,少儿抚养比的负效应随收入增长率的提高而增强,老年抚养比的负效应却呈现“倒U型”特征.研究结论表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在中国只适用于城镇地区,并不适用于农村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率的效应差异十分显著.城镇地区少儿抚养比的大幅下降和农村地区老年抚养比的持续上升是中国居民消费率长期走低的重要原因.     

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对地区收入水平的影响——基于劳动力结构的研究

文章使用中国199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是否通过改变劳动力市场结构对地区收入水平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地区制造业和服务业收入水平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政府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能显著提高地区收入水平,相比服务业,这一增长效应在制造业中更为明显。(2)2009年以后,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提高对制造业收入的增长效应显著增强;文化、体育与传媒、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支出对制造业增长效应更为明显;而科技支出则需要更长时期的积累才能提高制造业的收入水平。(3)劳动力结构的改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2009年以后,基本公共服务的提升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逐渐形成劳动力的“素质红利”,从而带动地区制造业收入增长。(4)社会保障支出的提升不仅能在长期提高地区内的制造业收入水平,还能明显提高区域间制造业的收敛速度,从而促进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发展。     

萧山老龄事业发展的探索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固然反映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等方面的蓬勃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明显提高，但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总量和比重不断增长，给家庭结构和社会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产生广泛的影响。     

内蒙古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

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复杂的,内蒙古是民族自治地方,人口有其独特性,运用OLS模型实证分析各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的上升及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对1990年以来的内蒙古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作用;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少数民族人口比重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负相关作用;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性别比及平均受教育年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     

余命延长条件下养老保险制度选择的劳动力供给质量效用分析

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变的改革潮流是缓解人口老龄化对已有养老保险制度冲击的意愿体现。基金积累制的精算平衡解决了养老保险制度收不抵支的问题,却未能缓解宏观层面的长寿风险和微观层面的制度替代率下降,若考虑养老保险制度对劳动力供给质量的影响,这一变革潮流的合理性就更需斟酌了。本文选用包含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世代交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在余命延长条件下分析基金积累制、名义账户制、现收现付制等养老保险制度类型对理性个体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进而分析其对单个劳动力素质和整体劳动力供给质量结构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基金积累制和名义账户制可提高技术工人占比,优化劳动力供给质量结构;收入关联的现收现付制不仅有助于提高技术工人占比,还可以进一步提高技术工人的人力资本存量,也就是单个劳动力素质和整体劳动力供给质量结构均得到提高;与此同时,稳态经济增速取决于技术工人占比及其人力资本存量,这显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收入关联的现收现付制优于其他养老保险制度,但由于非技术工人的单位养老金缴费更多,它不是精算公平的。研究结论从劳动力供给质量提升、经济增长的视角为养老保险制度结构调整提供新的依据。     

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

中国人口规模已经进入负增长阶段,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使用1991-2020年省级数据,利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研究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考虑实际经济运行的条件下,以人口老龄化作为门槛变量,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为负,且人口规模扩大或缩小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强于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而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为正;在人口规模变动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数量和经济增长质量均呈“U”型的关系。在生育政策调整的情况下,还需要依靠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投资、资本集聚、开放对外市场等途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扩大人口规模有助于经济增长数量的提高,但规模扩张却不利于实现效率优先的发展目标,即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在人口规模巨大优势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变量,在人口老龄化不断深化并不可逆转的背景下,如何利用仍然规模巨大的劳动年龄人口,提高劳动力资源与其他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基本路径之一。     

老龄化下的中国未来职工抚养负担的测算与分析

文章通过建立精算模型对中国未来40年的理论抚养比和实际抚养比进行测算和分析.结果发现,虽然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老年人口抚养比逐渐增大,但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而导致少儿人口抚养比逐年下降,最终使得社会总抚养比在未来40年里保持稳定,增长幅度不会太大.由此作者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会过分加大未来在职职工的抚养负担,从而不会对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产生严重冲击.     

“人口红利”纵横谈

"人口红利"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最早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大卫·布鲁姆与杰佛瑞·威廉森于1998年提出。什么是"人口红利"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换句话说,一个国家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形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