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汶口文化束发器作用新探

一般认为,大汶口文化的束发器是一种装饰品,集中分布于鲁中南,而其他地区则较为零星。束发器形制的探讨明确了其发展历程。束发器不做平时佩戴、为少数人拥有、性别和年龄区分不显著、作为大汶口文化鲁中南类型的标识之一等特征,表明束发器不应是单纯的装饰品。通过引入文献学和民族学材料作进一步讨论,束发器应是当时猪神祈雨的象征,祈雨的主体便是巫觋。束发器应是巫觋的标识和通天的神器,而其产生的机制则是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家猪饲养的兴盛。     

试论秦汉时期岭南越族与汉族的关系

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表明,岭南地区是我国古越人的发源地之一。早在商周时期,这里的越人部落(先是瓯邓、桂国,后是西瓯、骆越),就已与中原王朝发生联系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自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岭南地区的越族和中原的汉族之间往来日益频繁,逐步形成了越汉民族相互杂居的局面,因而进入了越汉民族的大联合和大融合的新时期。由是岭南越族的大部分接受了中原汉族先进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跨入了封建社会的门槛。同时,越族本身     

历史上岭南诸神考源

雷神,是岭南越人的原生神灵。在历代汉族官员的推动下盛行了几千年。龙母原生于岭南越人中,但她成为神灵,是汉族文化传入的结果。伏波神却是汉族官员哄抬造成的。三界神和花婆神,一是岭南本地的首领兼巫觋,一是随汉族文化的传入而传入,因岭南社会的发展而先后为各地居民所接受。这些神在历史上先后为岭南人所奉祀,各为其用,控制了岭南越人及其传人的思维,决定了他们的价值取向,阻碍了他们的信仰从巫术阶段的向上提升。     

少数民族物质文化中的名物关系研究——以“椎髻”与少数民族发式特征为例

对少数民族物质文化的历史考察往往涉及实物与文献词汇之间的对应关系问题,常常会因文献词汇的模糊性造成少数民族文化特征描述上的偏差,对“椎髻”一词的使用就属于上述偏差中较典型的一种。古文献中常见的“椎髻”一词被大量运用在少数民族文化特征描绘的语境中,后人在考察少数民族发式特征的时候,由于其具体样式并不十分明确,往往会根据“椎髻”出现在历史文献中的地域归属作为当下同一区域少数民族发式特征的依据。但“椎髻”一词在汉统文化语境中的语义重心在于指代异族文化,这种指代背后的参照系就是汉统文化礼仪中的“冠礼”。因此,“椎髻”就并非古代某一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特征的专属特指。     

粤语中的壮侗语族语言底层初析

岭南地区秦代以前居住着西瓯、骆越两个族体,秦军攻略岭南后,大批中原地区移民纷纷南下定居岭南。封建统治者采取“和绥百越”的政策,岭南地区越人渐渐受到同化,未受同化的部分演变为乌浒、俚、僚、蛮等族体,与现代壮侗语族各民族有渊源关系。岭南地区“汉越杂居”的局面有上千年历史,在这漫长的民族融合、文化接触过程中,     

唐代岭南的开发及汉族与俚僚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

五岭以南地区(含今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自秦朝设置三郡、迁谪戍卒屯守以来,汉族便陆续移居岭南,和当地的越蛮俚僚等族一道,共同开发祖国的南疆。秦汉是开拓的初期。魏晋南北朝至隋代,中原汉族大量迁入长江以南,也有一部份人进一步南迁岭南,形成汉族与岭南各土著族交错杂居,使岭南继续得到开发;但进展较迟缓。迄于隋代,“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当时的岭南地区交通偏僻、生齿不繁,经济文化还相当落后。     

汉初越人北徙及其江淮、沔北苗裔考

秦末汉初,一批越人将领曾随刘邦进入三秦,以战功封于冀鲁。其后,武帝刘彻又把东南地区之东瓯、闽越人徙于江淮之间,把岭南瓯骆人徙于沔北南阳之地。北徒越人之苗裔,经过长期生息繁衍,到东汉魏晋时,形成江淮、沔北“蛮”族之主体。东晋以后,他们或同南下的中原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杂居、交往和融合,或被东晋南朝统治者强徙和同化。一战国中期,由越人建立的“于越”为楚所灭。其后,秦又灭楚而据有越地。秦始皇东巡     

关于春秋战国时代越国社会性质之商榷

一九六三年叶国庆等同志在《厦门大学学报》发表了《西汉闽越族的居住地和社会结构初探》一文。作者认为春秋时代“越族社会尚处在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到了战国时代,越被楚灭,“自此以后,越族贵族集团的组织崩溃了,加之以贵族间不断的内争,越族就依其原来的组织分裂为若干部落,各有其君长”。关于春秋战国时期越国     

秦汉通南越要道考略

越是我国南方广大地区的古老族群,《吕氏春秋·恃君览》有“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的说法,证明古代长江和汉水以南都有越人居住。春秋战国时,由于楚国在南方的扩展,至秦汉时,越人虽仍居于东南沿海及西南部分地区,但主要已移居于五岭一带及其以南地区了。此时期中,汉族与岭南百越的关系,构成了我国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原的华夏、汉族与五岭南北的越族交往的途径     

冼太夫人与俚族女权社会--兼谈民俗与民间信仰

冼夫人是南北朝至隋朝时期的岭南俚族女首领.当时的俚族尚处于母系氏族末期,女权仍受到尊重,而冼夫人家族世为岭南首领,她过人的智慧和胆略、卓越的军事才能,造成了其威服诸越的特殊地位;她与汉族太守冯宝的联姻,既起到了政治联盟和保境安民的作用,又促进了俚汉文化交流和俚族社会的进步.俚族的民间信仰有鸡卜、石狗崇拜和铜鼓崇拜等,其冼庙祭祀和闹军坡习俗在当代具有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人文精神内涵,值得珍视.     

论南越王赵佗

西汉南越王赵佗,是河北历史上最早走向岭南、并建立政权的政治家。他于秦始皇时代率军南下平定杨越,之后任龙川县令。秦失朝纲、群雄逐鹿中原之际,他审时度势,腾骧而起,以南越武王雄冠百越。不仅在汉代波谲云诡的政治舞台上成功扮演了一个智慧的角色,而且和集百越,俯身开拓,扎根岭南,建邦立国,在岭南大地矗立起一座不朽丰碑,成为河北永世的骄傲。     

广信与岭南第一代文化名人

岭南文化至汉代开始崛起,而其崛起之地是在古代的广信县。广信曾是交州州府和苍梧郡治所在地,它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一度成为岭南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的中心,并诞生了岭南第一代文化名人。     

福建古代海洋文化历史轨迹

在漫长的洪荒年代,勤劳勇敢的闽族先民依靠富饶的海洋资源,艰苦卓绝她开创出独具福建地域特色的海洋文化。经过先秦发展,从秦汉到隋唐五代,伴随中原百姓南迁入闽,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进一步融合。降至宋元,福建古代海洋文化得到全面发展。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弱,面向海洋的福建地区中外文化交流、生活方式、社会生活出现新的变化,呈现出一条福建古代海洋文化历史发展的轨迹：源于先秦,成于汉晋,兴于隋唐五代,繁荣于宋朝,发展于元代,盛极而衰于明清。     

论岭南的汉化和儒化历程

岭南先秦时期还是蛮荒之地 ,秦朝统一岭南后 ,随着先进的中原文化的带入 ,岭南文化开始走向汉化。随着“独尊儒术”政策在汉帝国的普遍推行 ,岭南又进入儒化的时代。岭南的儒化过程 ,实质上是汉代经学在岭南的普及和消化的过程 ,其中古文经学在岭南的发展尤为突出     

试论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及其措施

五代十国时期,沙陀人在中原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四个王朝。同时进入中原的还有契丹、回鹘、吐谷浑、奚等少数民族。沙陀人建立的王朝完全采用了中原王朝的官制及礼乐制度,在用人上蕃汉一体,不分民族畛域。再加上少数民族统治者与汉人通婚、收养义儿及对汉文化的认同,仅过了半个世纪左右,这些少数民族便融入到汉族中。     

汉代越地楚歌诗及越文化的走向——以《吴越春秋》为中心

楚歌诗是汉代的主流艺术形式。《吴越春秋》中的楚歌诗并非先秦成诗,而是汉代越地文人赵晔的自创,或自出机杼,或改写史料,是汉代越地楚歌诗的代表。这些楚歌诗既继承了楚歌诗以＂悲＂为主的情感特征,同时也表现出越文化特色,在情感表达上更加强烈、复杂,篇幅增加,语言更为丰富细腻,有明显的文人案头创作痕迹。汉代越地楚歌诗的出现是在汉代大一统社会背景下楚文化风尚及地域文化转向的产物,它反映出越文化在汉代与主流文化逐渐趋同、融合的走向。     

论秦征南越的进军线路与方略

汉武帝时征讨南越国,《史记》记载三路主力都是循岭北南下进军.照此实战经验,秦代征南越,当无《淮南子》所讲“分五军”之理.史学前辈吕思勉已经指出淮南说法的荒谬.据各可能的进军线路的地理、水文状况和地上考古的发现,驳正淮南的旧说,重新检讨秦征南越的线路和军事策略问题.     

论郑献甫的骈文

广西文人郑献甫的骈文表达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态度,体现了他的骈散观,抒发了他对岭南秀丽风光的喜好,表达了他与朋友之间的深厚友谊。其骈文作品格调清新,少用典故,既有典雅厚重的气息,又有清新秀丽的特点。郑献甫骈文成就体现了中原文化对岭南文化的影响,体现了岭南作家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和自觉接受。     

赣南客家婚俗及其社会文化功能分析

客家乃汉民族一重要民系,是由数次南迁的中原汉人与当地土著交往、互动、融合而成的群体。他们徒居赣南后,除了守护自己的中原传统外,还大势吸收异族、异部落文化,形成自己丰富多彩、独具客家风情的文化形态。婚俗作为客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它是客家人生五大习俗中最为重要的礼俗,其形式多样、仪式复杂、功能丰富,体现了浓郁的客家特色。本文拟就赣南客家婚俗予以详细表述,探析其社会文化功能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