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朝前期对甘青藏区的施政方略

清朝前期对甘青藏区的治理历经顺治、康熙时期的以蒙治藏到雍正、乾隆时期的蒙藏分治,由间接、松散式的管理转变为规范化、法制化的直接管理;通过变革地方行政建制,设立西宁办事大臣,实行千百户制度,规范藏传佛教寺院的管理等等措施,使其对甘青藏区的治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它是清中央对甘青藏区的统治逐步强化和深化的结果,对维护甘青藏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甘青地区藏族及其对当地的经济开发（续）

本文按中国历史发展的顺序,论述了甘青藏族形成后,在元明清时期对甘青藏区的经济开发做出的贡献。     

甘青藏区民间工艺的传承与创新——以玛尼石刻和敲铜工艺为例

本文通过对甘青藏区传统民间手工艺中的甘南玛尼石刻和青海湟中敲铜工艺的田野考察,对两类民间工艺的制作工艺、宗教信仰背景、生产模式、文化内涵等方面做了详细分析,并且对甘青藏区的传统民间工艺在新时代的活态传承进行反思。     

国家权威阴影之下的宗教权威——以甘青藏区纠纷调解为例

甘青藏区基层社会中不仅存在着国家权威,而且还有宗教权威,这两个权威在藏区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应该以国家权威为主导、活佛等宗教权威人士参与作为藏区群体性纠纷调解的基本模式,单一的国家权威或者宗教人士权威都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些纠纷。宗教权威应该在国家权威阴影之下调解纠纷,这是维持甘青藏区国家权威与宗教权威理性模式。     

川甘青结合部藏区经济发展空间特征及俱乐部趋同效应研究

精确识别川甘青结合部藏区经济发展的区域空间特征是打好四省藏区整体扶贫攻坚战的首要环节。在构建涵盖川甘青结合部藏区48个县2009年到2015年经济社会数据的综合经济发展指数基础上,借助ESDA和空间计量方法对研究藏区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和俱乐部趋同效应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川甘青结合部藏区的经济发展具备典型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依赖性"叠加"特征;表现为整体发展不平衡下突出的"抱团集聚"现象,同时区域整体符合俱乐部趋同发展规律,但在次区域内部已经形成以经济发展空间为尺度的高-高和低-低俱乐部组团,空间俱乐部趋同速率分别为5.3%和11.2%。     

北宋真、仁时期甘青藏区的民族法规初探

宋真宗、仁宗时期,为了对抗辽、夏,北宋竭力经营甘青藏区吐蕃诸部,与恩信稳边、“联蕃制夏”的迪地民族基本政策相适应,在法律上,政府制定了许多针对甘青藏区蕃部诸族的民族法律规范,内容涉及行政、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此法律规范对当时民族地区社会稳定起到了应有的历史作用。     

“草场承包”为何姗姗来迟

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如果毗邻牧户草场之间设置阻隔性边界/栅栏的边际收益大于其边际成本时,这样一种界权费用将会由双方承担,即实现内部化.但是,在甘青藏区,基于草场禀赋、传统游牧方式的存续等诸多局限条件,毗邻村或牧户双方之间设置阻隔性边界的费用却不能通过自发商谈的形式实现内部化.由此导致甘青藏区,乃至全国大部分牧区,呈现出了“畜-草”承包不能同步推进的尴尬局面——牲畜承包早已进行,但草场承包却迟迟没有推进.当“拉动内需”即国家补贴下的围栏建设以及由于草原过密化而引发要素价格上涨等多种因素意外地出现并契合在一起时,甘青藏区的草场承包改革才真正得以启动,并籍此使草场承包经营权初级物权化的制度费用问题得到了解决.     

明代西域经略——以《明史·西域传》为中心

明朝时期,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明朝中央政府运用了一系列可行的方法。从《明史·西域传》(以下简称《传》)的记载可知。在军事上,坚决打击扰乱贡道的行径,并且设立卫所加强管控;外交上,积极派遣各类使臣出使各国,加强官方交流;经济上,运用朝贡贸易对西域各国、各部落加以制衡;文化上,遵循各地不同的信仰、民俗风情统治各地。这些方法的运用为明朝有效的经营西域,防御蒙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论明朝西域朝贡贸易政策的得失

明初统治者在"顺性而抚"、"以诚相待"观念指导下,在西域地区实行了"薄来厚往,怀柔远人"的朝贡贸易政策。在明朝中央政府主导之下,明初西域朝贡贸易规模庞大。为了保证朝贡贸易有效进行,明朝中央政府营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有明一代,西域朝贡贸易加强了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但是也造成了许多消极后果。     

明代河州的纳马番族

明朝统一甘青地区后,在西北番族区域内实行金牌信符制度,通过茶马司进行茶马互市贸易,向朝廷供奉上好马匹。而河州在甘青一代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仅必里卫西番二十六族一处就发放金牌二十一面,这在甘青纳马番族中是绝无仅有的。文章系统梳理了明代河州的纳马番族,对于深化理解明代西北的茶马贸易具有重要意义。     

旅游背景下贵州安顺屯堡族群认同与族群关系

贵州安顺屯堡是明朝洪武年间为平定西南,朝廷派驻军队而形成与当地少数民族相对隔离的区域。本文从社会历史背景与实地调查现状分析屯堡的族群以及族群意识的变迁。由于历史社会原因屯堡族群意识从强化到弱化,在旅游开发中,随着屯堡文化成为发展旅游的支柱产业,从旅游开发中看到实际的经济利益,族群认同重新被建构起来,族群意识重拾并被强化。族群关系随着族群意识的变迁,从对立到缓和到无猜,屯堡文化成为当前屯堡族群认同的符号而走向区域化,族群边界淡化,族群关系也逐渐走向和谐。     

古代丝绸之路文学概述

古代丝绸之路文学是丝绸之路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为进一步廓清丝绸之路文学的发端、演进和成熟的全过程,拟从文献学、比较学和传播学的视角对其进行多方面的考察。经过对先秦至明清时期沿丝绸之路一带的中外各国及地区内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和发生的文学现象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古代丝路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特殊的历史和地理背景,依据它的这种特殊性,大致可将其分为散文、诗赋、说唱、戏剧、小说、神话传说及其他共七类。古代丝路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对于世界和中国文学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明代永顺土兵军事征调述论

明代的土家族土兵制度作为中央王朝军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双重影响下飞速发展。永顺土司区作为明代最大的土司区之一,其土兵的发展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发展的直接表现就是明代永顺土兵频繁受到中央王朝的军事征调来维护明朝地方社会稳定。而永顺土兵受到频繁征调的原因也与明代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     

陕西贡院的历史变迁与价值

陕西贡院位于陕西西安,实为陕甘乡试考场,故也称＂陕甘贡院＂。明清时期来这里参加乡试的考生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河湟地区以及新疆乌鲁木齐、哈密一带的书生,最多时有近万人。陕西贡院遂成为西北地区广大学子参加科举考试的集中地,造就了西安作为西北文教枢纽的历史地位,体现并发挥了重要的科举价值、教育价值和文化价值,同时也折射出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学校教育的极端落后。     

当前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因素分析

文章就当前影响我国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与发达地区差距拉大,一些地区农民负担较重,国家发展民族地区的有关政策没有完全落实,国家在民族地区兴办的大型工程考虑民族地区利益不够,包括民族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民族权益没有得到完全保障,这些因素影响着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要消除民族地区不稳定因素,促进民族团结,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包括大力进行扶贫,发展民族地区经济;采取各种措施,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此外,要对全国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民族政策教育,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全面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加大民族立法的力度,保障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各项权益。     

明代边地佛教述评

历史上云南、蒙古、西藏等地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受佛教影响十分巨大,明代佛教具有由内地向边地转型的新趋势。明朝政府以佛教作为维护祖国统一、稳定边疆民族地区、促进民族交流的纽带,其中的历史经验,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晚明清初督抚辖区的"两属"与"兼辖"

晚明清初,省域巡抚与区域巡抚的辖区是互相重叠,而不是此盈彼缩,出现了较为普遍的"一地两属"现象。省域巡抚总管一省的行政事务,区域巡抚专管辖区内的军事行动,双方有时也会协商处理一些事务。由于两类巡抚长期共存,在实际政务运作中,"两属"地区的道员会同时向省域巡抚、区域巡抚请示、汇报一些民政事务。晚明的总督名义上管辖数省,实际上只管辖一省的军事、行政事务,对其他各省只是"兼辖"相邻区域。     

朱元璋的"中原"观及其对汉语的影响

为显示其统治中国的合理性以及为择地建都寻找理据,并为恢复汉人的礼乐文物制度正名,朱元璋在立国前后对“中原”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对《洪武正韵》的命运乃至整个明朝的汉语官话产生了重大影响。《洪武正韵》与《明太祖集》诗歌分韵的一致性表明,《洪武正韵》中的所谓“中原雅音”实际上是朱元璋的家乡口音,其本人从“建业(南京)非中土”到“江左(南京)乃道里之均”的观念转变,使以南京音为代表的江淮方言成为官话基础,以致丽末鲜初的朝鲜使臣与通事们的汉语集体失效,只有移民自江左地区的偰长寿一人的汉语为朱元璋所称道,偰长寿因此成为朝鲜初期司译院汉学发展的顶梁柱;也正因如此,《洪武正韵》成为摆设,明朝文人赋诗仍然依从基于江左之音的“沈韵”。     

明代五开卫“华款”初探——兼论明代汉侗民族关系与文化交流

华款是明代五开卫等地汉族移民效仿侗款而结成的民间武装组织。明中叶,华款的活动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遇命案按照侗款款约处理,二是联合侗款共同打击五开卫官员的腐败统治。明朝末年,随着地方叛乱的增长,官方比照侗款推广华款,使之成为整合地方各种武装力量的重要组织形式。侗款不仅是侗族社会重要的文化现象,而且也深刻影响到周边汉族社会。这对我们反思明代汉侗民族关系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陕西历代进士数量及地理分布统计分析

为探究陕西历代进士的数量及其地理分布,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陕西从隋朝至清朝历代进士进行核实和分析,由于明代以前相关文献资料的缺乏,陕西进士数量及其地理分布反映的主要是明清两代陕西情况。分析认为,历代陕西进士共有2 530人。分析还认为,陕西进士数量集中在明清经济文化中心的西安及其周边、咸阳地区和经济富庶的渭南地区;陕南、陕北较少,这与当时陕西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情况基本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