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实质及其操作释解

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是实地搜集异民族文化资料的过程,还是认知异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环节。田野调查要求调查人亲自观察、参与、访谈和体验被调查民族的社会生活,从而达到搜集该社会的实际文化资料的目的。但这种搜集并不是见到什么便搜集什么,听到或感到什么就记录什么。那样做,所得到的资料必然是调查人的主观臆断、被调查社会的个人和群体行为意志的混杂物。田野调查是为民族学的研究服务的。民族学研究的是文化,绝不是研究被调查社会的个人行为意志,更不是研究调查人的主观臆断。民族学的田野调查就是要有效地剔除这些不需要的部分,…     

乡村日志与学者跟踪——以清水江流域人工营林业田野调查为例的考察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的安身立命之本。对清水江流域人工营林业的田野调查实践表明,以“乡村日志与学者跟踪”方法为获取资料基础的“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界”,建立起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互动实验室”,在田野这一“互动实验室”里去理解和认识被研究者,在互动中去了知对方的文化事实,是跟踪特殊而复杂的研究环境与研究对象的有效途径。     

“我看人看我”——田野调查初期的身份猜疑遭遇之反思

民族志的反思揭示了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主、客体互为观察和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深刻意识到这种存在会显著影响到观察的结果和研究的结论。因此,在收集、记录各种田野资料的同时,研究者自身的具体参与过程及其与被观察者之间的各种交往和互动——田野关系——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研究者思考的范畴。但是这种反思大多是研究者对自身固有的身份及自己的参与对研究关系造成的影响的自我剖析,并未能充分考虑被研究者对研究者动机、行为的反应而造成的对研究者观察与研究的影响。只有当研究者在"我看人"——"我看我"/"我看我看人"的同时充分自觉地做到"我看人看我"时,民族志方法的反思才会更加完善,田野调查的效果才会更有成效。     

民间音乐会田野研究的一个范例

目前,村落正在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栖息地,也是许多民俗学家涉足田野的地方。现代民俗志的基础是田野作业,并最终由从事这种实践的学者来实现。田野点的选择是一个探索发现的过程。进入田野作业,建立田野关系,实现田野互动,田野工作者需要在这一过程中遵守田野伦理,这种行为规范不仅来自一般性的学术理念,也来自一种学术传统,它是学者个人、社会、历史文化综合作用的产物。一部民俗志的写作,反映了学者的身份定位,民俗志材料的建构过程也是学者的学术追求和思想表达的过程。     

美国“知华派”学者兰普顿及其早期中国问题研究

在当今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中,戴维·兰普顿是一位久负盛名的专家。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兰普顿致力于研究中国政治与中国的政治决策过程,开启了分析中国决策过程的独特模式。他非常关心中美之间的政治问题,对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兰普顿的田野调查方法,在众多学者中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政治、身份认同与知识生产——嵌入权力之中的乡村田野研究

在中国乡村做田野研究的境内外学者鲜有人系统阐述过基于诸多差异的多重权力关系如何影响其田野经历和文本写作。但基于村落田野调查的这项研究表明,民族志研究的全程——从选点、进入调查地到田野作业乃至报告撰述——都充溢着繁复而微妙的权力关系和政治敏感性。除了正规的政治性权力,笔者的性别、年龄、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权力范畴在研究场域中对于形塑研究者局内人—局外人身份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并对研究项目产生很大影响。研究表明,知识生产实践中的权力格局并非凝固化静止不动的,它们深嵌在笔者与县乡村干部、县乡干部与村干部以及笔者与普通村民之间不对称的权力互动之中。经由调查者和被调查者权力的双重过滤,民族志研究的凝视不可能是价值中立和没有盲点的。深入观察和回应田野作业中凸现或隐伏的多重权力关系,因而也应成为解读调查过程和乡村社会的一个关键因素。     

民间信仰的书写者 ———读《泰山香社研究》

民间信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社会民间生活与文化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而民间信仰组织作为这种文化所依托的主体,表达并传承着中国广大民众对神灵的崇拜与敬仰。民俗学家叶涛先生通过他在考察泰山香社时所搜集到的田野资料,运用文献学和田野调查的方法,来分析“以泰山神灵为奉祀主神、以到泰山朝拜为结社目的的民间信仰组织。     

历史文献与民族学研究

历史文献与民族学研究杨圣敏一般来说，民族学的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田野调查，而其它来源的资料，也应尽量地加以搜集和利用。这些其它来源的资料，往往可以作为我们在田野工作中所观察到的各种现象的背景、注解和渊源。在这些资料中，历史文献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本文...     

族群、民族与“Minzu”辫析——兼评《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 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

族群与民族两个词汇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是一组关系比较微妙的人群指代术语,都是指代一群具有某种特征,且能够 进行自我认同与对外区分的群体。但二者之间在严格的学术研究中具有很大的概念体系和意义实体的区别,为我们的研究提 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渠道,却又经常被混淆而产生系列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就族群与民族两个概念的演 化、指代的人群、二者间的关系及使用等方面进行了辨析,并且逐渐演变出“Minzu”这一中英直译的学术话语,在这些讨论中 均强调了概念性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而最先进行“族群”与“民族”概念辨析的学者之一便是美国人类学者斯蒂文·郝瑞教授, 在他的著作《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中结合自己的田野经历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书城掌故藏家史 别有续编在人间——《续补藏书纪事诗四种》整理记

我国学者对古代中国藏书的历史资料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整理,大致是以清末学者、江苏吴县人叶昌炽(字鞠裳,1847—1917年)着手他的巨著《藏书纪事诗》编集为发端的。这部成书于一八九○年的著作一问世,便以其资料收罗上的博大精深,成为当时和后来治中国古代典籍之学者所不可缺的案头便览;它对古代藏书家事迹的搜集和总结,更使得藏     

试论法律移植的主体

本文在明确法律移植主体问题既是我国法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是法律移植秩序化和我国法律体系完整性要求的基础上 ,从狭义的法律移植角度和宽泛的法律移植角度对法律移植主体构成进行阐述 ,认为法律移植主体应依法拥有法律移植权 ,而法律移植权属于立法权的范畴 ,故法律移植主体应具有专属性。就我国法律移植的现状而言 ,我国应尽快在法律中明确法律移植权的归属 ,使法律移植主体合法化、规范化     

国外意义协商研究三十年评述

意义协商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国外已经有30年的研究历史。意义协商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1)定性描述阶段(1980-1984年);(2)理论创建阶段(1985-1995年);(3)理论修正阶段(1996年至今)。本文分别对三个阶段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和归纳,指出其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意义协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性质命题及其对当关系审思

对性质命题的定义、种类、性质命题与性质命题形式、性质命题的对当关系做了全新的研究和解释。性质命题的定义不能以"性质"为种差,以"命题"为属概念;单称性质命题没必要与全称性质命题合并;性质命题与性质命题形式必须严格区分;主谓项分别相同的性质命题之间不存在真假不定的情况。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当事人取证能力的薄弱,法官倾向于将客观证明责任转化为主观证明责任来加以使用,笔者得出客观证明责任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取证方向的指引。而由于我国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在法律中规定的极为不明确,导致二审改判率的上升,因此笔者主张在实体法的制定过程中,要注意将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规定得更为明确,给法官以明确的指引。     

法治层次论与法治发展模式

法治层次论主张法治由治理方式、制度形态、秩序状态和价值理念等4个高低不同的层次组成,这4个 层次,从宏观上又可分为制度法治和观念法治两大部分。法治建构论强调的是制度法治的建立方式,进化论针对 的是观念法治的衍生过程,二者不仅不相互排斥,反而是紧密相连的依存关系。     

信息定义之我见

科学界定信息范畴,必须着眼于本体论,着手于认识论,并使二者相辅相成。从认识论视角看,信息是物质在相互作用过程中表达出来的内在逻辑的时空序,表现为实体态信息、运动态信息、基因态信息、反应态信息和思维态信息等五个层次。从本体论视角看,信息是标志物质间接存在的哲学范畴。信息与物质具有对等性,信息是全面的、浓缩的,是潜信息与显信息的统一。     

论我国高校的管理特色及其法治化建构

我国高等学校经过60多年的发展,在管理体制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种管理特色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国政治、经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高校的这种特色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必须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着力提升高校党委的法治能力,积极推进高校章程建设,努力培育现代大学法治文化,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法治制度。     

对研究型教学理念的认识

将传统的教学模式和研究型教学模式进行了对比,阐述了做一个研究型教师的条件以及学校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的制定标准.     

借鉴国际经验加强与改进税式支出管理

针对我国税式支出管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在总结国际上税式支出管理的主要经验及做法的基础上,就如何加强与改进我国税式支出管理,提出了若干对策和建议结合我国财政职能的转换及国情,重新界定税式支出的范围与活动领域;加快完善税收立法,特别是税式支出管理法;建立税式支出分析评估监督制度;逐步把税式支出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等.     

贸易中知识产权与物权冲突之解决原则——权利穷竭的含义、理论基础及效力范围

权利穷竭的前提是含有知识产权的产品被合法地首次投入市场。权利穷竭不等于知识产权穷竭,而是指相关知识产权权利群中的某一项子权利的穷竭,并且被穷竭的权利是为法律所明确规定的与商品的流通和购买者的使用有关的特定权利。商品自由流通和利益平衡是权利穷竭原则赖以成立的两个相辅相成的理论支柱。有关权利穷竭的空间效力范围包括领土、区域及国际三种情形,前两种已经获得内国或区域的立法和司法的承认,具有了确定性,国际穷竭由于涉及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至今尚未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