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孜尔中心柱石窟分期的再研究

“克孜尔模式”石窟是以新疆克孜尔中心柱石窟为典型代表的,是古代龟兹人在吸收外来佛教艺术的基础上大胆创新而开凿的,在我国佛教石窟遗址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缺少有关开凿石窟的纪年材料,对其进行分期断代非常困难。然而中心柱窟的分期断代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中外学者已经发表了不少包括中心柱石窟在内的龟兹石窟的分期断代意见,结论各不相同。通过考察克孜尔石窟的中心柱窟,从形制的变化、绘画内容演变、绘画风格以及克孜尔石窟在佛教石窟艺术中的地位入手,提出自己分期断代的观点。     

玄奘、义净法师译经——龟兹佛教义学的宝典

龟兹石窟的佛学内涵,即龟兹佛教的思想特质与属性尚未得到真正的揭示。义净对印度说一切有部之戒律、制度、仪轨的记载,是揭示龟兹佛教属性与特点的十分宝贵的间接资料,尤其是玄奘、义净携回的毗昙经典与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成为当今研究龟兹佛教最重要的宝典。玄奘、义净所译诸典,具有7世纪印度说一切有部流行典籍的时代特征,也是龟兹佛教和石窟的最鲜活的背景资料。     

龟兹石窟艺术谈片

本文论述龟兹石窟艺术，由于时代和画家风格的不同，反映出的历史风貌也就各具特色：人物形象始终处在对庄严佛教的笃信和对世俗生活的向往；人体艺术是生命的赞歌；天官伎乐是龟兹乐舞的再现。     

论龟兹石窟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的作用

本文认为,中原西北地区的石窟寺发轫于龟兹石窟,中原西北地区的石窟艺术以龟兹石窟艺术为嚆矢,由此提出,龟兹石窟艺术在不同程度上曾影响和充实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内容,甚至还改变过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进程。     

克孜尔石窟裸体女性形象源流考

克孜尔石窟裸体女性形象来源旧说——希腊说、犍陀罗说或龟兹本地说,经分析是难以成立的。印度本土艺术中裸体女性形象源远流长,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并随着佛教流布而传播开来。对克孜尔石窟与印度本土艺术中的裸体女性形象进行体态、姿势和装饰等方面图像学的考察、比对,可以确定克孜尔石窟裸体女性形象来源于印度本土艺术,其裸体女性形象无疑遵循了古代印度的审美法则。龟兹开放的社会和包容的心态,为裸体女性形象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论龟兹石窟艺术的宗教职能

本文认为，龟兹石窟艺术是一种宗教艺术，它的特点是创造赋有意识和意志的超自然物的虚幻形象。因此，龟兹石窟艺术本身就赋有三种宗教职能，即膜拜职能、教育职能和审美职能。     

鸠摩罗什少年时的龟兹石窟

本文阐述鸠摩罗什少年时的龟兹石窟，其中包括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五蕴、四禅、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佛教义理在龟兹石窟壁画中的表现及其对少年鸠摩罗什佛学思想形成的影响。     

论龟兹石窟中的伊朗文化

龟兹石窟包括今之新疆库车、拜城、新和地区的石窟,总数达500余个,其规模之大可以和举世闻名的敦煌石窟相媲美。尤其可贵的是,龟兹石窟在建筑、雕塑和壁画上融合了古代希腊、波斯、印度和中原汉族文化的成分,使龟兹艺术呈现出内容丰富多彩、风格纷繁多样,形象绰约多姿的风貌,为国内外学者所重。     

克孜尔110窟佛传壁画的意义

克孜尔石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大型佛教石窟寺遗址,其壁画以大量的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为主。对其进行分析,可以探讨克孜尔壁画的意义。古龟兹地区与新疆以东的中原地区及以西的犍陀罗等区域内的佛传故事有差异,差异的原因有地域的差异,亦有历史和民族的差异以及和佛教的传播和流行的佛教宗派有关。     

唐宋时期汉传佛教在龟兹地区的传播——以菩萨信仰为中心

唐宋时期是龟兹佛教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由于中原和龟兹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紧密,汉传佛教对龟兹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龟兹地区的汉传佛教菩萨信仰不仅包括弥勒、地藏、观音、大势至和文殊等菩萨信仰多种类型,而且内涵有所发展和演变,并与中原地区保持一致。艺术风格上,既有中原艺术的因素,又具有龟兹艺术传统的延续,更体现了回鹘民族独特的审美观念。     

唐代“税抄”在龟兹的发行——以新发现的吐火罗B语词汇sau为中心

吐火罗语官私文书在数量上远逊于其他古代西域语言。然而仔细研究龟兹语(吐火罗B语)佛寺账簿等出土文书可以发现,唐代龟兹也广泛发行作为税收凭证的"抄",这个现象与已知西州、于阗等地情况是一致的。     

论北朝的慈善事业

北朝的慈善事业比之前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在官方、民间和佛寺慈善活动三方面均得到体现。该时期官方慈善事业呈现出在地域、时间上的不平衡性和总体上十分活跃的若干特征。佛寺慈善事业具有和官府关系密切、出现了佛寺慈善机构以及相对前代和南朝更为兴盛几个特点,这些特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该时期慈善事业对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僧肇佛学哲理探微与新知

僧肇所弘扬的大乘中观般若学曾经盛极一时,且使具有较强理性思辨的魏晋玄学从此终结,将般若学从玄学中析分出来,同时从认识论、本体论、解脱论等哲学理论高度,为中国佛教建构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圆融体系,并对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及思维方式,以及隋唐时代的天台宗、三论宗、禅宗,直至宋明时期的中国哲学思想,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纵深发展.然而,僧肇佛教哲学理论也有其局限性,不仅运用了玄学的词句,思想上也与玄学划不清界限.     

论王维山水诗中的禅理意蕴

王维因受社会和家庭的影响 ,不仅对佛教有精深的研究 ,而且还虔诚笃信佛教 ,因而被人称为“诗佛”。这使得其山水诗在充满诗情画意的同时 ,还透露出一种浓郁的禅理意蕴 ,表现出一种清新自然而又空灵蕴藉的独特诗风     

现代建筑壁画艺术创作谈

现代建筑造型及室内外环境愈来愈重视文化的载体——壁画艺术的溶入,而壁画艺术如何对应于建筑,确立相应的艺术形式是现代建筑壁画所面临的任务,为此,应从设计理念及其理论的高度确立现代建筑壁画艺术创作的模式。     

从泗州大圣到僧伽信仰

僧伽和尚是初唐一位传奇式的佛教人物,因其生前在泗州一带传法,被后世尊奉为“泗州大圣”。自唐宋以来,关于僧伽的传奇故事和神异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一大批佛教居士的推动下,历经唐、宋、明、清,更形成了全国性的僧伽信仰。僧伽信仰作为一种宗教现象,是佛教与中国居士阶层特别是唐宋的居士活动融合的产物,唐宋的居士佛教造就了僧伽信仰。     

论寒山子及其诗作──兼谈僧诗创作的文人化倾向

在僧诗创作历史上,寒山子是一个关键性人物。他具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修养。且有着与传统文人相似的生活经历,他又接受了天台宗与禅宗的佛学思想与禅法,表现在诗歌创作中,他的诗作充满了内外学之间,及天台宗止观王法与禅宗禅法的矛盾。而超越这种矛盾的禅境诗,寒山子取得了独特的成就。寒山子是王梵志白话僧诗到文人高雅的禅诗之间的过渡人物。     

1924年以来的中印画家交往拾遗

近代中印画家的交往始自泰戈尔、高剑父和徐悲鸿。1924年,泰戈尔和鲍斯访华,与中国艺术家近距离接触,对近现代中国绘画有了全新的认识。1932年,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访问印度,临摹阿旃陀石窟等佛教遗址,探索印度绘画的美学元素,与泰戈尔等艺术家展开艺术对话。印度之行归来,高剑父的画风明显受到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1940年,徐悲鸿应邀访问泰戈尔创办的圣蒂尼克坦艺术中心,受印度美学启发,形成独特的绘画艺术风格。近代中印画家之间的艺术对话,促进了中印美术的深层交流。     

略论太虚佛学教育观及其当代价值

民国高僧太虚佛学思想深刻,其佛学教育活动蔚为大观;而＂教育＂本身即是作为宗教形态＂佛教＂的题中之意。因此,太虚佛学思想中也蕴含着辩证而极富时代价值的教育观。太虚的佛学教育观具有强烈的应世色彩,这是其所处的变革语境决定的。太虚佛学教育观以＂适化时机＂为基本理念,从中开出了＂应导相恰＂的教育原则,这典型地表现在太虚对＂理性＂与＂事相＂的论述上。此外,太虚化用＂体用合一＂为教育方法,具有严整的三层次论断。整套太虚佛学教育观都是以当世实践为基本目的的,这对当代佛教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僧伽教育的建设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唐代僧人与科举

有唐一代,文人因科举而逃禅与僧人因科举而还俗屡见不鲜。相对僧人还俗后的坎坷,道士还俗后确多显荣。随着科举考试渐趋激烈,对僧道还俗应举之事,由唐初的“不问僧俗”,而变为宋初的“贡举人内为僧道者,并须禁断”。唐代僧人除了亲自参与科举考试外,还以种种方式影响科举。唐代试经度僧制度深受科举影响,其中有僧人试经得赐明经出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