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武陵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

族际通婚是反映武陵地区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变量。该地区历史上的族际通婚大致经历了先秦时期、秦汉至唐宋时期、元明清至民国时期等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由个别通婚向集群通婚发展、由上层统治者通婚向下层民众通婚发展、由一般通婚向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轨迹。影响该地区族际通婚的主要因素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自然因素五种因素。     

族际通婚在测量民族关系中的信度与效度——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族为例

在族际关系研究中,族际通婚被学界长期视作为一个敏感度极高的指标,其比例的高低常被用来判断族群之间的亲近程度。然而,这个指标在现实中却存在着信度和效度上的风险。以安徽省亳州市回汉两族的族际通婚为例,较为详细地说明了亳州地区回汉两族之间三种通婚模式的具体内涵,从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角度指出,基于一般性的统计数据来研究中国特定区域的族际通婚及其对中国式民族关系的影响,其结论必然是低信度与低效度的。由于民族身份更改情况的普遍存在,安徽亳州地区的族际通婚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该地区回族内部民族构成的复杂化,进而造成其文化认同的多元化。这些相当数量的虚假的族际通婚情况的存在,致使以族际通婚为关键性指标来检验族际关系不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因此,对于族际关系的衡量还必须参考其他的指标。     

少数民族的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

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表明,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政治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重要内核;民族心理交融是族际通婚的深层根源;地理和社会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客观条件;族际通婚不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弭。在族际通婚逐渐增多的情况下,通海蒙古族仍然具有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这表明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实践路径具有复杂的多面向,族际通婚是一项实现深层次民族文化交流和心理交融的方式。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仍需少数民族在更多领域文化适应的支持。     

农区蒙古族村落中的族际通婚及其演变——以烟台营子村为个案

通过对一个农区蒙古族村落——烟台营子村的蒙汉通婚状况的田野考察,归纳整理了村落中蒙汉两个民族从历史到当下的从族内婚姻到族际通婚的演变历程,分析当下该社区的语言转用,族际通婚过程中的“硬找蒙汉兼通的介绍人”等现象,探讨蒙汉通婚家庭中子女的族属选择的问题与原因。总体上从“日常生活经验”的角度对蒙汉婚姻缔结过程中村民们做出的文化选择予以诠释。     

从族际通婚看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的演变

武陵地区的族际通婚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其族际通婚曲线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曲折发展的历史过程;族际通婚范围逐渐扩大、对象逐渐增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该地区民族关系由恶性循环逐渐向良性循环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     

当代湘西土家族苗族族际通婚与文化互动

通过调查三个湘西土家族、苗族杂居的集镇和村落族际通婚情况,从族群选择、地区选择和人口规模等方面对族际通婚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考察了政府政策和公众态度对族际通婚的影响.土家族苗族的族际通婚及其文化互动有助于保持和改善湘西和谐的族群关系.     

四川甘洛县新市坝镇尔苏藏族族外婚姻情况研究

通过对四川甘洛县新市坝镇尔苏藏族族外婚姻情况的调查研究,对尔苏藏人族外婚姻人员的家庭背景、个人文化程度和社会经济状况作了简单分析,并与族内婚姻情况进行比较,提出了影响族外婚姻的主要因素.通过调查找出了这些族外婚姻的下一代对于尔苏藏族文化的传承方面出现的问题.由当前影响族际通婚因素的变化情况,预测了今后族际通婚的前景和面临的问题.     

族际通婚：一个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桂林龙胜里排壮寨族际通婚的人类学考察

族际通婚是社会整合过程中的一个十分敏感的指标。桂林龙胜里排壮寨虽然壮族占总人口的98%,但是族际通婚率却非常高,全寨48户人家中,有40对夫妇是族际通婚。这种现象促进了民族交流、消除了民族隔阂、沟通了民族心理、增强了民族团结。可见族际通婚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族际通婚对族群认同的影响——以贵德县加莫台村为个案

本文以青海省贵德县加莫台村的族际通婚为个案,分析了族际通婚对族群认同的影响,从而阐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民族文化融合。     

新疆东乡族婚姻文化变迁探析--关于霍城县老城村的田野考察

霍城县老城村的调查显示,随着外在环境的改变、社会经济的发展,迁移到新疆的东乡族在其传统的教派门宦内婚、宗族外婚、早婚、包办婚、近亲婚等婚姻习惯方面发生了巨大变迁;同时,随着他们同其他民族交往的增多,族际通婚现象也渐趋普遍,并对其文化特质、族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婚姻制度·族群意识·文化认同——回族内婚姻制的历史成因和文化内涵

婚姻制度与族群意识和文化认同紧密关联.婚姻制度是族群和族群意识有意为之的结果,婚姻制度反过来又强化着族群意识和族群认同,族群在与外界的互动中构建族群文化.文化是族群的本质内容,文化认同是族群认同的核心和基础,没有文化就没有纯粹意义上的族群意识.以上观点是以回族婚姻制度为分析个案,通过对回族婚姻制度史的回顾和回族文化的结构论证而进行阐发的.     

从《清实录》看乾隆朝对回民案件的处断

纵观乾隆一朝 ,法律之于回族颇严。虽有“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 ,但在执行上往往走样。仅从《清实录》涉及回民案件的处断看 ,其处罚不仅比《大清律》正文明显加重 ,而且与他族同类案件相比较 ,对回族尤为严苛。充分体现了乾隆君臣“重法治回”的思想 ,暴露了统治者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反动本质     

地域性迁徙对新疆回族地域分布及文化的影响分析

明清至民国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大量回族迁入新疆,这种地域性迁徙对新疆回族的社区分布、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新疆回族地域社区分布呈现的特点：“大分散、小集中”与“大分散、大集中”;新疆回族社区主要分布于乡村,城镇数量很少;新疆回族社区大都是围寺而居。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融会而成的回族文化是新疆回族文化的核心,但这两种文化背景在新疆回族流散生活中又与各迁徙地地域文化产生了各种形式的交融磨合,因而对这一群体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疆少数民族婚姻习俗的法律思考

无论在当代社会学研究领域,还是在史学研究领域,新疆少数民族婚姻习俗都是颇受重视的研究课题,这里集中居住着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12个少数民族。通过分析新疆少数民族婚姻习俗概况,研究少数民族婚俗与现行婚姻法之冲突,洞析二者之间融合点。以期为党和国家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提供参考意见。     

民国时期回族报刊关于回族婚俗问题的讨论

在民国时期新兴的回族报刊中,回族婚姻问题是当时回族知识阶层热烈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回族知识分子就回族社会中存在的早婚、奢侈婚姻和不遵从伊斯兰教义的诸多婚姻陋俗展开批判,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即适龄结婚、简朴婚礼和向伊斯兰教义回归。这些讨论和重建措施实质上折射了民国时期回族婚姻中“变”与“不变”的特征：产生一定变化的是婚姻仪式与观念,不变的是共同的伊斯兰宗教信仰以及相关联的民族认同感,以维护族群边界。     

罗城仫佬族婚姻习惯法民族志

仫佬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少的一个民族,其在婚姻家庭等方面的习惯法也有一定的特色,例如实行并不严格的民族内婚和严格的血缘团体外婚制,青年男女可以通过“走坡”的方式自由恋爱,但婚姻以包办为主,一般是由父母在“赶圩”时吃米粉谈亲事,盛行“送嫁十姊妹”和“走媳妇路”（不落夫家）习俗等。     

四川回族婚姻习俗述略

婚姻是一种为人类所独有的社会现象。四川回族自元代扎根巴蜀大地以来,其婚姻在发展过程中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在关于婚姻家庭的基本观点上与全国回族一致,但在婚礼仪式、做法上则有地方性特点。     

伊斯兰教代治理念与回族重商精神

伊斯兰教对回族民族性格的影响是深刻的。遍布华夏大地的回族人,他们在职业选择上都热衷于从事一种商业性的活动,富有商业精神。这是因为回族人相信真主在后世赏善罚恶的公平审判,他们为了求得后世的幸福,在今世尽力去完成真主赋于穆斯林＂代治大地＂的责任。可以说,伊斯兰教的宗教伦理对回族人世俗经商活动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回族人这种重视商业活动的精神及其实践,对我国的商业经济发展及经济结构平衡等产生了一些特殊的影响。     

民国时期社会贤达与回族

民国时期,回族人民的国民意识和爱国热情大为高涨,并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在相互交往中,汉族社会贤达对回族的民族性格、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度生活习俗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而作出了正确的评述,对其爱国革命活动也给予了有力支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回汉民族关系的主流是好的。     

乡村都市化与回族精神社区的文化构建——银川市民乐社区的民族志研究

乡村都市化使卷入的回族家庭在新的行政社区寻求宗教认同，进行文化构建活动。民乐回族社区是银川伊斯兰文化建设最为活跃的社区，清真寺、阿语学校、民族幼儿园三者负载着文化传播功能。村落共同体的解体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交往方式，精神社区的认同超越了原来的地域界限，它是回族以伊斯兰文化强化族群边界的精神纽带。随着居民与流动人口比例的消长，社区也可能出现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