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英国政治史之“双重权威”学理模式辨析

政治学学者汉森运用“双重权威”介入宪政史家争论的议题。“双重权威”是肯定国王和贵族拥有独立的合法政治权威的学说,其视野下的中古英国宪政史呈现“王权剥离国王个人色彩、萌发制度化‘君权’和贵族群体参政规范化”的基本特征。这冲破了法律、权利等视角的单一叙事,有同“现实政治”脱节、边界含混和消弭“复杂性”的风险。其与“政治社会”的对照为“新宪政史”提出了“命题”的要求。“双重权威”在西方学界长期被忽视,却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这提示我们治学视野须开阔、兼收并蓄,注重钩沉与逐新并重。     

英国议会起源再研究

中世纪英国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政治结构,为民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空间,成为培育议会制度的历史土壤。13世纪贵族限制王权的斗争是议会产生的直接动力,不仅创立了一套独立的议会制度,而且为地方代表出席议会创造了有利条件。地方代表的出席是中世纪议会的重要特征,以自身地位的提高为基础,地方代表在14世纪早期成为议会的固定成员,并拥有了批税权、请愿权等维护自身权利的有力工具,这标志着中世纪议会制度的确立。     

英国都铎王朝“王权至尊”的确立

都铎王朝是近代早期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王权至尊的形成则是英国近代早期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政治表现。王权至尊是亨利八世通过宗教改革来逐步实现的。国王突破中世纪的二元权力体系,成了英国教俗两界的至高权威。亨利八世一方面大力复兴罗马法,宣扬罗马法中加强君主权力的精神和原则。同时利用王在议会的立法权,向通过议会制定的法律寻求至尊王权的法律保障。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的王权与议会共同发展起来,王在议会取得了英国最高立法权。     

“王在法下”的浪漫想象:中世纪英国“法治传统”再认识

受"辉格派"史学的影响,诸多西方学者一直强调中世纪英国盛行限制王权的"法治传统"。然而征诸史实则不难发现,在当时的英国,虽然流行着由日耳曼法、封建法与神法融合而成的"王在法下"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并不能真正地限制独裁的国王。被视为体现这种"法治传统"的议会,虽然有时限制君主的权威,但仍旧是国王的议会,从根本上说是支持王权的。大贵族集团利用议会来争权夺利,不应该被视为宪政意义的"革命"和"实验"。对西方学者的这一"辉格版"诠释,我们应该重新考量,在研究中将"思想中的政治"、"制度中的政治"和实际发生的政治区别开来,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     

从封建王权到宪政王权：论孟广林教授的英国政治史书写

孟广林教授是我国知名学者,他厘清了中世纪英国王权的概念与理论模式,并以“封建王权”和“宪政王权”书写了中世纪英国政治史。孟广林洞察了王权与议会、法律、贵族以及中下层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申明了王权在中世纪英国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基本破除了国内学界对辉格史学的迷思。这些进步的取得得益于唯物史观的指导、学术对话以及中西比较。中国学界既要总结学界整体研究之发展,亦应凝练学者个人之探索,才能建设具有主体性的中国学术。     

从“都铎立法悖论”析专制王权与议会的关系

都铎时期是英国历史上最活跃的立法时期之一。国王在此期的立法活动中通过控制下院议长人选、影响议员选举、必要时逮捕议员等方式施展君威,从而在立法过程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随着宗教改革的发生和深化,议会立法权也迅速扩大。国王主导立法与议会立法权的同期扩大构成了“都铎立法悖论”。从根本上说,“都铎立法悖论”现象是特定时代历史需要和英国独特议会制度共同作用的产物。从对“都铎立法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都铎时期,合作是专制王权和议会关系的主流,但冲突和斗争一直存在,并且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和独立意识的增加而日见其剧。     

封建主义与英国有限王权的形成

英国走了一条与欧洲大陆不同的封建主义道路,通过建立普通法体系、私有财产制度,保障了贵族们的封建法权和自由,从而为有限王权的形成奠定了政治、社会与文化基础。英国封建主义的独特性塑造了有限王权的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在制度层面,封建主义直接催生了以"王在议会"为特征的议会制度,塑造了以"君民共治"为特征的混合政体。在观念层面,封建主义确立了贵族的反抗权,萌生出政治权威需要人民"同意"的政治意识。这些与有限王权相关的制度、原则和思想成为近代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基本渊源,不仅反映了英国尊重传统、注重妥协的政治文化,也反映了现代政治对中世纪的继承与发展。     

论日本地方议会的地位与特征

日本作为世界上较早实行地方自治的国家之一 ,通过《日本国宪法》以及《地方自治法》为核心的一系列有关地方自治制度的法律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地方自治制度。其中 ,日本地方议会作为日本地方自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日本政治制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根据日本宪法的规定 ,国家与地方公共团体(包括地方议会 )是一种对等并列的关系。但大多数情况下 ,两者的关系依然是国家对地方公共团体的干预关系。当然地方议会也会对中央机关的活动起到一定的影响。另外 ,日本地方议会在日本国家体制中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地方议会受国会的影响 ;地方议会与竞选者的动机存在密切的关系 ;地方议会具有浓厚的日本文化特点。     

宪政的纵向维度:中古晚期英国地方自治制度

<正>英国的宪政历程是一个漫长演变的过程,从《大宪章》与《牛津条例》到《人身保护令》与《权利法案》等,是各方利益集团相互斗争并妥协的结果。假如说贵族、议会是从横向维度对王权进行制约,从而体现宪政性质的话;那么在纵向维度对王权有所制约的就是地方自治制度。正如斯蒂芬·L·埃尔金所说:"因此,关于立宪政府政治结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是关于地方政府的设计。"④探     

嵌入式王权与英国均衡政制

王权在英国是国家认同和国家统一的象征,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现实。英国王权从性质上是一种个人权利,这一点使得英国政制构成所要处理的问题从根本上不同于其它国家。王权在政制结构中要想行动,就必须嵌入到其他政治权力中去。王权的这种嵌入式结构,在英国均衡政制模式中起到了缓冲器的作用。英国的政制发展和政制转型,是由作为政制秩序现状的保守者贵族院、发动政制变化的行政首脑以及代表政制构成中最终权威的新选平民院共同促成的。     

从财政的角度看中古英国王权性质的演变

中古英国王权的性质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问题。财政是透视中古英国王权性质的重要视角。中古英国财政经历了一个由王室财政向国家财政的演变过程,主要体现在赋税形态及财政机构的演变方面。它从法理上揭示了中古英国王权由私权性质较强向公权性质不断扩大的转变过程。     

中古英国废黜爱德华二世之辨析——兼评"1327年宪政革命"说

1327年,英王爱德华二世遭议会废黜,有史家誉之为"1327年宪政革命".经济危机严重、政局混乱不堪、外患频仍的社会背景,以及爱德华二世被废黜过程中国王与议会、贵族、法律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表明这只是一场宫廷政变.14世纪初的英国还不可能出现近代意义的"宪政革命".     

论古埃及诺姆长与王权的关系及其作用

在法老时代的埃及,国王通过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组成的官僚系统对整个国家实行统治.以诺姆长为最高管理者的地方政府,既是王权维持专制统治的重要支柱,又是统一王国的潜在威胁.通过对诺姆长职权的变化进行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从古王国时代至新王国时代,诺姆长在古埃及的官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力.但是就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而言,诺姆长在与中央王权此消彼长的博弈中,力量逐渐削弱,并成为法老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工具.随着王权对国家和官僚系统控制力的不断增强,诺姆长最终成为了专制王权驯服的工具.     

三十年来的中古英国宪政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以唯物史现为理论指南,带着强烈的现实关怀,重视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古英国宪政史进行了日益深入的研究,在宪政制度、“宪政王权”与宪政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仍存在严重不足。     

都铎王朝变革对英国民族国家确立的影响

都铎王朝在英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此期间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直接促成了英国民族国家的确立。民族主义是都铎王朝首位君主亨利七世用以维护王位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此后由亨利八世出于个人私利而发起的宗教改革则进一步激发了英格兰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民族统一、社会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与都铎君主强化王权、加强中央集权的诉求不谋而合,由此而展开的地方离心势力治理、政府机构改革、军事力量强化、法律体系完善以及海外扩张对内巩固了国王权力和中央政府权威,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外则提升了英国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国际地位。     

从“都铎立法悖论”析专制王权与议会的关系

都铎时期是英国历史上最活跃的立法时期之一.国王在此期的立法活动中通过控制下院议长人选、影响议员选举、必要时逮捕议员等方式施展君威,从而在立法过程中明显占据主导地位.但另一方面,随着宗教改革的发生和深化,议会立法权也迅速扩大.国王主导立法与议会立法权的同期扩大构成了"都铎立法悖论".从根本上说,"都铎立法悖论"现象是特定时代历史需要和英国独特议会制度共同作用的产物.从对"都铎立法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都铎时期,合作是专制王权和议会关系的主流,但冲突和斗争一直存在,并且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和独立意识的增加而日见其剧.     

近代早期英国普通法院司法独立的特点及其意义

近代早期英国普通法院通过独立于国王 (由国王的代表转换为社会的代表 ) ,及对自然法的坚守与“旧瓶装新酒”式的改造 (将自然法由其非人格的神性之法变为非人格的市场之法 )完成了司法独立 ,建构了法治。英国通过普通法院的司法独立与法治 ,完成了财富获取方式由传统的国王分配到现代的市场分配 ,以及普通法院由传统的分配为正义代表向现代的交换为正义代表的转变。     

中古晚期英国税制的演变

中古晚期以来,英国税制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国王靠自己收入生活"阶段、国王与议会争夺税收控制权的阶段、近代国家税制形成阶段.每个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一演变反映了英国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对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     

早期英格兰行政司法化传统的宪政意义

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司法行政化特征不同的是,早期英格兰走上了一条行政司法化的道路,国王通过司法完成了对社会的控制.被动、消极、中立的司法程序使得王权的行使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行政司法化使得早期英格兰司法获得较早的独立;权力在行使过程中“作茧自缚”;社会秩序在平稳的司法治理中得到了很好地控制;个人权利和自由得到了极大地尊重;早期英格兰地方自治传统得以维系.因此,行政司法化很好地契合了宪政的内在属性.     

“出身”内涵之演变与中古社会的变迁

自古“出身”便常用以表示人的身世背景、过往经历或资格等级。然其词义体系的形成有一发展变化的过程，具体的侧重取舍则照应着历史语境的变迁。中国中古时期的社会构造由开放对流走向封闭固化，“出身”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随之改变，堪称时代演进的风向标。它的基本语义在门阀贵族体制下衍生出释褐起家、进身流内、选拔途径等崭新内容，治中古史者必须准确把握。中古时期，“出身”代表登仕起家，反映家世门第，建构流品格局，维护森严的等级秩序，实乃贵族主义伸张之利器，伴随着隋唐门阀势力的衰落、阶层对流的复苏，它以另类面相折射着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