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的美学价值四题

楚辞本身并不是美学著作,但却是研究中国美学不应忽视的角度。骚人遗韵,开辟了中国人审美生活的新境界。说到楚辞的精神气质“,自怜”二字最可当之。楚辞的“自怜”,一是自怒,二是自爱,三是自慰,三者一体相联。楚辞的格调是忧郁的,楚辞具有浓厚的感伤色彩。楚辞的“自怜”还深藏着一种超越情怀,在超越的境界中延伸生命、寄托理想。从哲学和艺术观念上看,楚辞对后代的重大启发之一,是关于时间的咏叹。此称为“物哀”意识。楚辞触动着中国艺术琴弦的最隐微之处,中国艺术的唯美传统、超越情怀、感伤的气质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存在价值的追寻等,这些艺术世界的核心内涵,都与楚辞有密切的关系。     

《楚辞》浪漫主义的两种风格及其影响

《楚辞》的浪漫主义,以《离骚》为代表,突出地表现了“奇美的想象”;以《招魂》为代表,突出地表现了“险怪的想象”。“奇美的想象”和“险怪的想象”是《楚辞》浪漫主义的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因此有必要把这两种不同风格加以考察,找出它们在文学史上的演化轨迹,以便更好地评价楚辞的贡献和影响。一在《楚辞》中,奇美的想象首先创造了屈原美的人格。屈原希望在楚国实现他的“美政”理想,最终使楚国统一中国。为此,他在服饰、行为、生活、环境、精神世界等各个方面都突出“奇美”二字,以培养自己实现“美政”所必须具备的“内美”、“修能”。比如:     

试论黑格尔的艺术类型说

<正> 一黑格尔在《美学》第二卷中提出并集中论述了艺术类型说。此卷副题是“理想发展为各种特殊类型的艺术美”。可见他说的艺术类型就是美的理想发展的由低到高的不同阶段,具体分为原始的象征型的美、古代的古典型的美、近代的浪漫型的美。这种不同的艺术类型又是不同的“美的世界观”,所以他说,各种艺术类型的特殊内容“是由艺术精神本     

论楚辞对汉诗的影响

汉诗大抵包括楚歌、乐府、文人五言诗。楚歌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实无区别;乐府中的部分作品变化楚辞而创为三言体;文人五言诗“风神或近楚《骚》”。艺术情调上,楚歌本身就具有哀怨悲凉的情调,而屈、宋又把这种悲凉之音加之以更为深沉的内涵,形成“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汉代下层文人的人生悲剧命运,促使他们在创作中自觉认同楚辞的创作倾向。从而使这种情调在汉代的楚歌、乐府与文人五言诗中再度复现。     

综合融通 高屋建瓴——汤漳平、陆永品《楚辞论析》评介

楚辞,是民族精神的完美体现、伟岸人格的艺术结晶;楚辞,是“金相玉质、百世无匹”的“美”文学;同时,楚辞,也是“素称难解”的先秦文献,时代久远,史实冥昧,注家蜂起,歧义纷呈。因而要继承这份优秀的文化遗产,首先就必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做好整理、考订、注释、今译、串讲、解析、导读等“求实型”工作。汤漳平、陆永品撰写的《楚辞论析》(山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6月版。下简称《论析》),就是这类基础工作的一个代表性成果。《论析》作为“中国文学史进修丛书”之一,有着特定的对象与要求。这套丛书主要是为大学本科毕业生继续进修服务的,要求兼顾普及与提高两个方面,从而成为学习进修的参考书与研究的指导书。综观《论析》,是完全具备这“双重”职能的,既高屋建瓴、整体审视,又全面具体、细致入微。     

《辨骚》四辨

古代文论巨著《文心雕龙》为主“依经解骚”。尽管刘勰内心激赏屈骚的巨大艺术成就 ,但由于遵循“原道”、“宗经”的宗旨 ,他无法对楚辞的思想价值、审美价值、屈原的行为价值、人格魅力乃至楚辞文化的整体价值 ,作出公允的评判 ;刘勰以“雅颂”的准绳 ,试图清理屈骚中“异乎经典”的“荒诞”成份和“楚文化”因子 ,而这恰是楚辞最具光彩的东西。结果由“辨骚”滑向了“废骚”边缘。刘勰的尴尬并非孤立现象 ,传统中国楚辞学历两千年而缺乏创意、成果单薄 ,愧对高耸入云的楚辞文化 ,盖在于历代学者都囿于正统儒学价值观而管窥楚辞的缘故     

《楚辞》英译的隐美与秀美

《楚辞》之美在于重旨、复意之隐美以及独拔、卓绝之秀美的和谐统一。杨宪益与戴乃迭、孙大雨、许渊冲、卓振英的《楚辞》英译本在展示原文的隐秀天成方面具有一定的共通性,体现了“中和之美”的翻译观。译者们在深刻理解原文哲理情思以及深远意境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模糊化翻译和显化翻译再现隐美与秀美,其目的是在彰显中国文化特色的前提下,使《楚辞》以一种更加便于目的语读者接受的方式存在于异域文化语境中。     

艺术美的构成分析--兼论艺术与现实的双重审美关系及艺术中的化丑为美问题

艺术的根本特征是“美”。以“丑”为特征的现代艺术实际上是“艺术”的异化,不足以撼动艺术的审美特征。艺术美依据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呈现为“艺术题材的美”与“艺术创造的美”。“艺术题材的美”参与了艺术作品美的构成,但由于艺术媒介不同,产生的审美效果不同,故造型艺术反映丑的题材受到更多的限制,作为观念艺术的文学在反映丑的题材时可以有更大的范围。真正体现艺术的审美价值、决定艺术作品所以美的关键是“艺术创造的美”。这种美表现为三种形态：一是艺术形象的逼真美,二是艺术形象的主观美,三是艺术媒介的形式美。艺术创造的美使美的艺术在反映现实题材时获得了不受美丑严格束缚的广阔空间,艺术作品既可以因美丽地描写了美的现实题材而美上加美,也可以因美丽地描绘了丑陋的题材而化丑为美、丑中有美。     

王夫之诗学“神韵论”述要

船山诗学著作中的“神韵”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既包含诗歌艺术蕴藏、含蓄、意在言外等含义,又侧重于从诗的声韵来立论,从而多方面、多角度地揭示了“神韵美”的审美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船山把诗歌的“神韵”与传统儒学的乐教精神相结合,与诗歌艺术的“通天尽人”的境界相联系,揭橥了诗的音乐美乃至整个诗歌艺术的理想至境。因此,“神韵”论在船山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属于船山诗学理论的范畴。     

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

在虚浮纤弱的初唐文坛上,革新派诗人“四杰”与陈子昂能够有所突破,写出颇具“骨气”的诗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楚辞》的接受。对《楚辞》的接受,增强了“四杰”与陈子昂诗歌的情感力量,也丰富了他们诗歌的艺术表现。     

楚辞“彭咸”考辨

楚辞中,屈原多次表达了"愿依彭咸之遗则"、"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等愿望。王逸以为彭咸为殷时贤大夫,谏其君不听以致投水而死,并进一步认为屈原是效法彭咸而沉江,其后的楚辞注家多从此说。"彭咸"实为巫彭、巫咸的合称,在楚辞中反复出现而构成一种文学意象。这种与水神相关的意象既是屈原的美政理想,也是他的精神归宿。     

典型美 崇高美 理想美——毛泽东美学思想研究之一

毛泽东同志的美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发展。毛泽东关于文艺美学的论述,包括美论,是其美学思想的主体或核心部分,它最集中地体现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本文试就毛泽东美学思想的一个本体构成,即典型美、崇高美、理想美,作一专题性探讨。从艺术规律看典型美典型、典型化,是文艺审美创造的一个基本规律和美学原则。毛泽东非常重视艺术典型的典型化规律,并对此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概括:“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而更带普遍性。”“例如     

李贺歌诗与屈原楚辞之比较

中唐杰出的年轻诗人李贺,以其诡奇怪丽的诗作,赢得了韩愈、皇甫湜等人的赞赏,后代诗论家也对其天才的诗作,十分佩服惊叹,称之为“鬼才”。李贺诗歌之所以能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除了他个人的艺术素质以及时代环境的影响以外,与他认真地学习古代的文学遗产有极大的关系,而对他诗歌创作影响最大的,首推《楚辞》。《楚辞》哺育了我国一代又一代的优秀诗人,当然也哺育了李贺,使他在诗歌创作道路上健康的成长。李贺曾经手不释卷地阅读《楚辞》,他在许多诗歌中都真实纪录了他酷爱《楚辞》并不时吟诵的动人情景:“《楞枷》堆案前,《楚辞》系肘后。”(《伤心行》)“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赠陈商》)     

沈从文:追寻梦想的诗化人格

诗学的梦想和对梦想的追寻,是沈从文的个体人格的本质特征。作家的人生及其文学创作即是要在“美·爱·神”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其人格、社会的审美理想。“美”是沈从文人生与创作的艺术追求,其文学创作消解了世界重荷与世界畸形,是对现实世界的突破与转化;“爱”是沈从文生存的信念与基础,爱——情爱是其作品的情感母题,他对人类爱情梦想的开掘,他抒写的爱情,唱断天下柔肠,堪称人类爱情“伊甸园”中永艳的奇葩;“神”是沈从文在精神探索中对抗现实存在的主体对立物,其中寄寓着作家对艺术、人生、民族的审美理想。三者有机合一,建构起沈从文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独特的诗化人格     

《离骚》——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珍品

《离骚》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它在楚辞中占有重要地位,以至后人往往称楚辞为“骚”。另外,也还有称《离骚》为“经”的。这正如洪兴祖所谓:“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耳”(《楚辞补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人们对《离骚》的推重。它记载着诗人的正道直行,表现了诗人的崇高人格,反映了诗人的深刻思想,凝聚着诗人的爱国热忱。这一切,汇成了一种强大的、内在的精神力量,再加上它那“惊采绝艳”的艺术特质,使它“名垂罔     

《红楼梦》诗意美浅识

对诗意之美的追求，是《红楼梦》较之其他古典小说在审美理想上的一个独特之处。《红楼梦》的诗意之美是曹雪芹将追求“言外之意”、“味外之旨”的传统诗歌的艺术精神创造性地融汇于小说创作实践中的成功尝试。主要体现在意境营造的虚实相生、人物刻划的复层面组合和情节结构的空白效果等小说全局的整体建构上。含蓄深永的诗意之美不仅构成了《红楼梦》独有的艺术风貌，而且大大提高了它的审美品位。     

楚骚之“炫”及其文化透视———兼析《诗经》、《楚辞》风格之异同简

屈原开创的骚体代表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尤其表现在其对于“形式技巧”的偏爱,呈现出“炫”的美学风貌。以《山鬼》为例,即以炫词、炫境与炫技构筑了一个五彩斑斓、绚丽多姿的美学世界,并折射出楚文化之“炫”：其一为文学艺术形式的浪漫和华丽;其二为想象的奇特瑰丽,上天入地,完全打破了现实生活的束缚,呈现出浓厚的神话色彩;其三为楚人的个性张扬高调。如果说从整体上而言,《诗经》是中原文化集体意识在文学中的反映,代表着中原文化“和”的审美理想,那么楚辞则是楚文化极度张扬的个性意识在文学中的反映,代表着楚文化“炫”的审美理想。楚辞之“炫”奏响了中国文学“缘情绮靡”的浪漫序曲。     

从篇目选择看朱熹《楚辞集注》的注释原则

《楚辞集注》在对注释篇目的选择上,体现了朱熹注释《楚辞》的几点原则：一是重视精神和情感内涵及其流露的自然性;二是强调义理的深切阐发及其“有补于世”的价值呈现;三是重视作品在艺术形式上与楚辞的切近。这种取舍原则,是朱熹理学家和文学家双重身份的融合与矛盾在注释活动中的一种反映。     

论楚辞不学《诗经》

历来治《骚》者都认为楚辞学习《诗经》,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考古成果已对北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挑战,事实上楚文化早在春秋中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讽谏楚王,因此不能用《诗经》的美刺讽谏理论解说《离骚》;《离骚》列举了一些北方历史文化中的圣君贤臣,这是楚人以天下主人自居的博大气魄的体现;《离骚》的比兴来源于南楚巫文化艺术和战国士文化,“《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说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楚辞与《诗经》分别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楚辞不是《诗经》的继承,《诗》、《骚》两者是平行的关系。     

论《楚辞》在骆宾王诗歌建构中的作用

骆宾王能够在虚浮纤弱的初唐文坛有所突破,创作出颇具“骨气”的诗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在创作中对《楚辞》的自觉接受。对《楚辞》的接受,不仅增强了骆宾王诗歌的情感力量,也丰富了其诗歌的艺术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