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司法权结构现状剖析

我国刑事司法权是司法机关的专有职权。刑事司法权有它固有的特性,如刑事司法权运行的消极被动性,它要求司法权坚持不告不理原则。但是根据国家权力分工制约原理,司法权对公安机关侦查权是具有制约作用的。可是在现行的法律制度设计中,刑事司法权并不能有效抑制侦查权,因此,刑事司法权应该实现对侦查活动的事中审查。     

司法独立与司法权的制约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前提。司法独立不仅仅是法院独立,还包括法官独立,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应有内涵。司法独立并不意味着司法不受制约。司法独立的相对性决定了司法权要受到一定的规制。要避免司法的擅断、专横和腐败,就必须实现司法权的分化和制约。     

中世纪英国司法权运行诸特征分析

中世纪英国司法权的运行呈现出以下诸特征：知识型、理性化、技术性以及职业化。其运行逻辑的背后给我们的启示是：司法权赢得神圣不是国家权力分配的必然结果,而是其在运行过程中其本身所体现的渊博的知识、深邃的理性、娴熟的技术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富有专业性和职业性的司法实践所由产生。这些具体的司法实践,运用专业性的法律知识和智慧,不仅普及了法律和正义,而且拓展了国家权力的空间。     

回族重商传统的文化内涵

回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一个农商并重、善于经商的民族。本文从历史上回族重商传统的形成、成因两个方面做了主要分析,从而指出回族重商文化不仅深受伊斯兰教商业伦理精神的影响,反过来更提升了回族群体自身的社会地位,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内聚力。     

司法权监督问题研究——以刑事司法活动为视角

司法权是国家权力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监督非常必要。从司法权监督方式来看,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由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专门法律机关的监督、新闻传播媒体的监督、社会公众的监督等构成的司法权监督体系,但每一种监督方式在当下又面临着各自的缺陷与弊端。司法权监督任重而道远,未来的司法权监督应当走向规范、有序、实效和理性。     

司法权法治化建构的历史研究

在我国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司法权和司法权的建构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西方国家,其经历了一个根据法治原理要求司法权摆脱王权的束缚,确认司法权的宪政地位和作用,完善各具特色的司法独立制度的道路,这一道路也就是司法权的法治化建构。研究这一历史问题,对于我国的司法改革及其能够深化到何种程度,可能不无借鉴意义。     

回族重商传统的文化思考

本文从文化背景的层面上探讨了回族重商传统的特征，并在充分肯定其积极作用的　同时，指出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之间的密切联系，　说明文化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     

论历代的诸葛亮崇祀——以官方崇祀为中心

诸葛亮的崇祀活动始自蜀汉政权时期,诸葛亮生前其功绩已被各方传扬,身后千年,崇祀地位同样被不断抬高。经魏晋南北朝的初步发展,诸葛亮崇祀在唐代得到士人和武将的极大推动。两宋之交,诸葛亮崇祀再获新生。明清时期,伴随着《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诸葛亮崇祀活动进一步得以扩展。     

企业家及其企业的刑事风险与防控

企业家及其企业的刑事风险是指企业家及其企业的未来因可能发生的刑事犯罪或卷入刑事诉讼而遭受的失败或负面影响，可分为因刑事犯罪引发的风险、因刑事诉讼引发的风险或未然刑事风险、已然刑事风险等各种类型。企业家自身的素养、企业内部的管理和外部的法治环境、外部的关系协调等是形成这种风险的内外因素。企业家及其企业对未然的刑事风险应未雨绸缪，积极防范和化解；对已然的刑事风险应沉着理性，依法予以应对，将损失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论陶澍改革的重商思想和政策

嘉道时期,陶澍推行河工、盐政、漕务等大政改革,在他的改革事业中,正确对待发展中的商人阶层,逐步形成了"重商"、"用商"、"利商"、"便商"的思想和政策一是借助商业资本,充分利用商人的力量推进改革;二是体恤商人;三是予商以利;四是保护商人利益;五是以银为本位,自铸银币,为商品经济发展创造条件.陶澍的重商思想和政策客观上有冲破自然经济藩篱,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近代意义.     

中国晚清重商思想与西方重商主义比较研究

中国近代重商思想和西方重商主义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两者都把商业和贸易看成增加社会财富、发展社会经济的主要手段 ,代表了资本主义早期商业资本和资本原始积累的要求。但是 ,由于东西方不同的国内外条件和文化差异 ,两者在内容和重心等方面又有着差别。这种联系和差别正是运用历史唯物辩证法比较分析需要找出的结果     

论西北回族重商文化形成的原因

回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一个善于经商、鼓励经商、崇尚商人的民族,回族先民以商业活动为主业.西北地区是我国回族比较集中的地区,西北回族重商文化的形成除了宗教方面的影响外,还由于它所处的环境而有其特殊的原因,因此,对于西北地区回族重商文化的形成可以从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浅析司法权的优化配置

司法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优化司法权配置。在司法权的外部关系上应重新确立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并从制度上确保司法权独立。在司法权的内部关系上,应明确界定检法两部门的职权,克服检法两部门的权力冲突;在法院内部,领导和监督机制也应有些调整,规范司法行为,不断完善司法独立,以实现并保障社会的公正和正义。     

论当代中国司法权的异化与回归

当代中国的司法权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司法权的真实内涵,其独立性、中立性、交涉性、消极性等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趋于灭失.司法权的地方化、法官的行政化、审判的实体化,异化了司法权.要保证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来克服这种异化,包括:确保国家司法权的统一,强化司法权的独立性、专属性;实现法官素质的提高,强化司法权的中立性、消极性、交涉性;突出审判程序的价值,强化司法权的消极性.     

从“重商”看回族的“文化认同”

回族先民自唐代进入中国以来,便面临着如何与儒家文化相互调适的问题。面对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回族毅然选择了经商作为生存和发展的支撑点。在历史变迁中,商业活动伴随着他们的生产、生活,并发展成为回族社会的传统和优势,从回族重商传统的形成和原因来看,"重商"促进了回族对汉文化的认同。     

我国法院司法权的宪法地位

20世纪后期司法权呈现出明显的扩张趋势，这在大陆法系国家表现尤为明显。我国宪法适应了宪政发展的趋势将司法权从行政权中分立出来，由其依据法律独立行使。从我国宪法规范的应然层面上而言，法院司法权并不从属于行政权，然而，司法权在实然层面上却并非如此。     

北宋审刑院与宰相的司法权

宋朝审刑院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个司法机构。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其设立原因和机构性质存在着这样一种误解审刑院设立的目的是分割中书司法职能,限制宰相权力。本文通过对大量宋代基本文献梳理解析而得出的结论是①审刑院设立于淳化二年,设立目的是“慎刑”;②审刑院并非分中书刑房而设,北宋中央司法审判程序中并未排除宰相机构;③北宋宰相权力得到皇帝和群臣的支持,并未因审刑院的设立而遭到削弱。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各级行政长官兼理司法是中国古代司法体制一脉相承的基本特点,宰相兼理司法的历史链条在北宋时期并未中断,审刑院分割相权说不过是一种误解。     

论司法权的事权属性及其启示

司法概念已经从非法律概念被正规化。司法权的地方事权属性是我国亟待澄清的概念误识。在各国宪法中司法事权的中央性有多重表现,无论其为联邦制抑或单一制均系如此。司法权归属与法官负责机制的确立,法官任职保障的宪法化以及司法预算的统一化与公开化,缺一不可。目前,我国司法事权的中央性表现及保障不足。改革必须在法院、法官、事权各层面统一实现;改革必须客观司法与行政的分离、法官任职保障的系统性以及匹配财力制度的法治化。     

律师与刑事系统的和谐运行

和谐社会建设要求刑事系统和谐运行,以在惩治犯罪伸张正义的同时,尽量减少因此付出的社会成本,消除由此产生的社会对抗性,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律师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环节,以及罪犯服刑改造的过程中,对刑事系统和谐运行,具有独特的作用.为发挥律师对刑事系统和谐运行的积极影响,我们应完善律师辩护制度,转变观念,加快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刑辩律师队伍建设.     

发展经济学的滥觞：晚清重商思想三题议

晚清重商思想是近代经济思想史中的＂关键词＂,本文探讨了晚近研究中忽视的三个问题：何谓＂重商＂;重商思想的演变;重商思想之要旨。并认为,重商思想从结构性制约探寻富强之道开出了中国经济思想的近代化面向,在近代语境下由落后变先进的时代诉求赋予晚清重商思想以＂发展经济学＂的特质,以郑观应为代表的晚清重商论者触及了中国近代化转型的要害,可视为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与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