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船舶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限制法律制度反思--从北方海航道船舶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限制法律适用谈起

未来我国航运业利用北方海航道将以散货船和集装箱船为主,船舶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限制乃北方海航道大规模通航后必然引发的问题,相关国际公约和《俄罗斯联邦商船航运法典》的不同规定,使我国船舶在该航道中的燃油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限制的法律适用不明晰。我国《海商法》规定的责任限制数额远低于俄罗斯国内法和国际法律规则之规定,不利于我国沿海燃油污染损害赔偿问题的解决。可尝试通过参加相关公约,或借鉴俄国内法规定,针对国际航线船舶在我国沿海的燃油污染问题提高我国法律中的赔偿责任限制数额。     

冲突法视角下的跨境产品责任侵权

在涉外产品责任冲突规范的连接因素上,国际条约与我国国际私法立法都出现了引人瞩目的新发展。在对弱者利益的倾斜保护、意思自治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调和、当事人属人法的立场抉择、强制性规定的优先适用等方面,我国充分借鉴欧盟《罗马条例Ⅱ》及海牙《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的法理命脉。在当下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已设定产品责任准据法的前提下,须在具体个案基础上反思中国国际私法视角下的产品责任侵权问题。     

完善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的几点意见——兼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十一章的修改

根据法律保留原则以及我国《宪法》与《法官法》的有关规定,法官惩戒属于法律绝对保留之事项,排除法律以外的规章对其进行的规范。然而我国《法官法》第十一章对法官惩戒制度的规定仅仅只有四条,我国与法官惩戒有关的规定多散见于法律以外的规范性文件。因而为了维护公平正义、实现权力制约、保障司法独立,应当在法律保留原则的指导下,通过比较借鉴其他国家的惩戒制度、结合我国基本国情,从惩戒原则、惩戒机构构成、惩戒责任认定、惩戒程序、惩戒措施以及法官权利救济几个方面对《法官法》第十一章进行修改。     

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的归责原则及其适用

我国《宪法》第二十六条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公害．’由此可见，保护环境，防治污染，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宪法精神的指导下，我国又先后制定了《海洋环境保护法》、也水污染防治法合、《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罗、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刀等一系列的单行环保法规，从而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环保法律体系．在整个环保法律体系中，主要规定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保护环境防治环境污染；二是当污染者污染环境给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为了正功地处理环境污…     

论韩国的亲权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亲权制度是规范父母子女关系的重要法律制度。韩国《民法》规定的亲权制度在亲权的主体、内容与消灭等方面比较完善,而我国现行法律还没有独立完整的亲权制度。由于中国与韩国都属于东方文化的国家,因此韩国法的规定对我国立法更具有其借鉴意义。     

《食品安全法》产品责任规定的若干问题探讨

《食品安全法》的产品责任规定是社会转型期食品安全事故高发背景下的产物,对于缘起于《民法通则》、历经《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我国以往产品责任立法有诸多突破,在其之后《侵权责任法》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使得在产品责任个案中可能会产生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如惩罚性赔偿规定的冲突、损害赔偿范围规定的冲突。解决这些冲突,首先要依据不同的请求权基础确定适用的法律规则;其次,可依据《立法法》第83条规定的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冲突规则确定具体适用的法律规则。     

《食品安全法》产品责任规定的若干问题探讨

《食品安全法》的产品责任规定是社会转型期食品安全事故高发背景下的产物,对于缘起于《民法通则》、历经《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我国以往产品责任立法有诸多突破,在其之后《侵权责任法》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使得在产品责任个案中可能会产生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如惩罚性赔偿规定的冲突、损害赔偿范围规定的冲突。解决这些冲突,首先要依据不同的请求权基础确定适用的法律规则;其次,可依据《立法法》第83条规定的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冲突规则确定具体适用的法律规则。     

捐赠的性质认定及我国立法评析

捐赠是一种特殊的赠与制度。在性质上,捐赠属于双方法律行为,应适用合同法的一般规定和特别法的规定;而捐助是一个特定化的概念,属于单方法律行为,应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和特别法的规定。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和《公益事业捐赠法》都使用了"捐赠"概念,但是《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有重大缺陷,即混淆了"捐赠"与"捐助"的区别,将二者作为同义语使用。另外,我国《合同法》没有规定纯正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即捐赠关系中的特定受益人不享有直接请求权,因而无法为受益人提供有力地法律保护。我国立法对捐赠制度的规范应形成一个整体性框架。     

《种子法》修改中的立法技术问题探究

现行《种子法》自2000年施行以来,在规范和推动我国种业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些规定已经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亟待从立法技术的角度予以修改。《种子法》法律规范结构存在的问题是：法律规范逻辑结构不完整,规范内容与刑法条文衔接不畅,责任条文排列顺序不合理。《种子法》法律语言技术存在的问题是：法律规范表达不严谨不准确,表达自相矛盾,容易产生歧义,表达不清晰、不简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严格按照立法技术标准,规范法律条文的逻辑结构、编排顺序和语言表达。     

委托处理个人信息的私法规制

委托处理个人信息是信息流动、共享与利用的必然选择。《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1条专门为委托处理个人信息提供了规范基础,填补了《民法典》《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等规范空白,但就该条的规范内容如何解释适用,对委托处理私法规制的目的、对象及方式等要素的具体展开,仍需藉由解释论予以完善。由于司法实践中,信息处理者通常会援引其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合同或其他交易安排,系由他人造成了损害而与自身的处理行为无关,给信息主体的权益保护带来了挑战,这构成了委托处理私法规制的核心。作为对委托处理进行私法规制的基础论证,委托处理的法律结构不同于共同处理,信息处理者与受托人之间为从属关系,信息处理者决定了处理的目的、方式,受托人只能按信息处理者的指示处理个人信息。为了更好地保障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委托处理关系内部合同应当包含必备条款以确保受托人合法处理数据,且信息处理者可以检查受托人是否遵守这些规定。相较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0条由内部主体约定各方的权利义务,第21条第1款详细列举委托处理的目的、期限、处理方式、个人信息的种类、保护措施以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事项,是值得肯定的立法选择。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1条第2款以及域外法的通常规则,受托人应当承担依指示处理、服务结束后的返还(或删除)、保密三项法定义务。此外,在转委托、告知同意以及适当化任命与监督上不能适用委托合同的一般规则,其目的在于确保受托人正确、合适地履行职责,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对于各方的责任承担,《个人信息保护法》第69条规定了损害赔偿责任,同时,依靠《民法典》规范实现体系拓展,使信息主体的权益救济不仅可以通过人格权编加以解决,还可以通过侵权责任编进行兜底保护。然而,《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1条并未规定信息处理者与受托人之间如何进行责任划分,构成法律漏洞。为消解委托处理中责任主体不明的救济困境,应当通过连带责任规则实现信息主体的权益救济。具体而言,在漏洞填补上可以借助共同危险行为理论,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170条的规定,除非能够证明损害确实是由对方引起,否则要求信息处理者与受托人就同一处理中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论抽象主观证明责任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功能与应用——以因果关系事实的鉴定义务分配为中心

在我国环境侵权诉讼中,法官对于因果关系鉴定义务的分配存在严重分歧。由于鉴定义务分配属于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的功能范畴,故而解决分歧的关键在于,要明确现行法上因果关系要件之抽象的主观证明责任是如何分配的。尽管《环境侵权若干问题解释》第6条规定,被侵权人应就污染物质与损害之间的关联性举证证明,但《侵权责任法》第66条已将因果关系要件的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给了侵权人,考虑到抽象之主观证明责任的分配与客观证明责任始终保持一致,且为维护法律规范之间的兼容性,这里的"关联性"只能被解读为污染与损害在空间与时间上的牵连性,而并不涉及因果关系的内容。     

民事证明责任分配体系刍论

本文以规范论为理论基础,辅以修正规范理论、盖然性理论、危险领域理论、危险提升理论、多样原则理论、利益衡量理论等,依托我国内地法律规范,初步构建了我国内地的民事证明责任分配体系,认为证明责任分配体系应包括一般原则和特殊规则。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根据当事人主张的不同,令其分别承担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形成要件事实、权利障碍要件事实和权利消灭要件事实的证明;证明责任分配特殊规则则从证明责任转换和证据评价领域特殊规则两个方面对证明责任分配一般规则进行了修正和变更,以缓和一般原则的僵硬,降低当事人的证明难度。      

公平责任的滥用与《民法典》侵权编的应对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4条规定：行为人和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该条文以一般条款的形式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公平责任原则滥用，使公平责任不再公平。《民法典》第1186条对公平责任原则进行了修正，明确公平责任原则仅是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的损失分担规则，而非归责原则；采纳与大陆法系国家相同的特别规定的规范模式，将公平责任的适用仅限于法律规定的因自然因素引起的紧急避险、完全行为能力人无过错使自己陷入无意识或失去控制的状态致他人受损害、高空抛物无法查明侵权人时使用人的补偿三种情形，使得公平责任不再被滥用。     

论侵权责任法中的安全保障义务

从银河宾馆案件开始,我国开始对于安全保障义务予以一定的重视。因而首次在《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但是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没有专门的侵权法的制定,实在无法负荷众多复杂的案件。而且相对于两大法系的一些国家而言,我国的安全保障义务也没有专门的侵权法来规范。于是在2009年我国出台了《侵权责任法》,使得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更加明确化,相对之前的法律规定更合理些。但是要真正做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完善,一方面,需要义务主体自身的规范:一个理性的经济人要做到收益与风险的平衡;另一方面,完善法律制度:权利主体应更明确、免责事由视主体区别对待、举证责任倒置,同时也需要加强法律的执行力度。     

突发海洋溢油事件政府信息发布制度之检讨——以蓬莱19-3油田溢油事件为中心

在蓬莱19-3油田溢油事件处置过程中,由于缺乏国家石油勘探开发重大溢油事件应急预案而未启动相应的海上溢油应急机制,使得各级政府对于溢油事件的信息发布几乎集体失声。作为海上石油勘探开发监管部门的国家海洋局,虽然启动了本部门不合乎规范的溢油应急预案,却也并未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要求,及时、准确、全面地发布有关溢油事件环境信息。在溢油事件处置过程中的信息发布不作为及慢作为,不仅影响公众有效参与溢油事件的处置活动,也使得因溢油污染而可能导致财产损失的公众,因缺乏及时的污染预警信息而致使财产损失扩大。     

民法典对侵权责任保护范围的准确界定——对《民法典》第1164条含义理解的进一步厘清

《民法典》第1164条规定了侵权责任保护范围是"民事权益",在具体界定上,应当进一步厘清,侵权责任既保护民事权利,也保护民事利益即法益。侵权责任保护的民事权利是"7+N",即《民法典》总则编第五章规定的人格权、身份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继承权、股权以及其他投资性权利,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侵权责任保护的民事利益即法益,包括其他人格利益、胎儿人格利益、死者人格利益、其他身份利益以及其他财产利益。民事主体的这些民事权利或者法益受到侵害、造成损失的,应当依照《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确定承担侵权责任,救济民事主体受到损害的民事权益。     

人工智能侵权责任认定

各国法律在认定人工智能侵权主体方面缺乏适当的请求权基础,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对物之客体局限性的表达也使得人工智能处于法律主体认定的模糊地带。为了厘清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的各主体之间关系以及确认人工智能是否具有主体资格,以无人驾驶汽车为例,从生理因素、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论证人工智能产品的物权属性,得出无人驾驶汽车的产品属性,进而确定责任主体:生产者、销售者、设计者以及操作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为规范依据,对比生产者、销售者、设计者、操作者之间的关系,同时设定3个侵权场景即无人驾驶汽车和行人、无人驾驶汽车和普通汽车以及无人驾驶汽车与无人驾驶汽车来确定四者在人工智能产品侵权时的法律地位。在人工智能侵权场合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侵权者,由其来证明自己无过错,一方面减轻了被侵权人的举证责任,另一方面也能够在侵权行为和结果之间成功搭建因果关系。结果表明:人工智能本身不能作为责任主体承担侵权责任,而是作为客体并适用规范客体的法律来分担侵权主体之间的责任,在侵权事实出现时,针对不同的主体运用不同的归责原则,使责任得以合理分配。     

信托制度中受托人对外责任的比较研究

美国《统一信托法》《信托法重述》第3版、日本2006年修订的《信托法》等,都规定了受托人的对外限定责任,与传统的受托人对外责任的规定有了重大改变。中国信托法没有明确规定受托人对外承担何种责任,而在信托承担投资功能时,限定受托人的对外责任是确有必要的。参照他国现有相关法律规定,在我国信托法的语境下受托人应对外承担无限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公司捐赠的法律困境

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已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界同仁所认可,这既符合社会前进的历史规律,又符合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公司捐赠作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方式,不仅能为公司创造长远利益,也可以以最直接的方式创造社会福利。而公司捐赠必然会引发公司利益、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利益等多方利益冲突,还可能出现越权捐赠、撤销捐赠、终止履行捐赠、负担捐赠等不规范捐赠行为,造成多方利益的损害。虽然我国《合同法》等多项法律对捐赠进行了规定,但过于概括,且不够具激励性与保护性,无法实现公司、社会等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与公司捐赠相关的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成为当前我国公司捐赠所面临的主要法律困境。     

美国土壤污染损害诉讼中公司的责任边界研究

土壤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母公司和资产并购方的环境责任边界的确认,是未来我国土壤污染治理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土壤污染治理问题,在美国也是一个重要议题,文章分析了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具体实践。对于污染土地的法律责任,《超级基金法》规定了宽泛的主体,但对于母公司和资产并购方的环境责任,《超级基金法》本身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为解决上述问题,联邦上诉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法院适用法律依据和标准存在不一致。在适用法律上,有采用州法,也有采用联邦普通法;在适用标准上,对于母公司责任,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诉贝斯特福德案中做出了明确规定;对于收购方的环境责任有采用简单连续规则,也有采用实质连续规则。这种不一致影响了法律的确定性,影响了《超级基金法》的实施效果。美国的实践可以对我国提供借鉴:平衡环境保护和鼓励商事交易的利益,明确企业环境责任的边界,提高法律的确定性,加强资产并购交易中的环境风险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