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豪之概与清峻之美──刘禹锡诗论

刘禹锡的诗歌创作以其独具风貌，在中唐诗坛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政治家，刘禹锡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与豪迈的生性，使其在逆境中文学创作优伤而不消沉；作为思想家，刘禹锡又具有深邃的哲理思维，为其诗增添一种新的思想精髓与内质。充溢于刘禹锡诗中的雄豪之概与清峻之美，实际上涵盖了其全部诗歌创作，表现为其诗歌审美形态的最显著标志。     

论刘禹锡诗中的哲理

刘禹锡不仅是唐代著名的诗人 ,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刘禹锡唯物主义的发展变化的哲学思想 ,不仅体现在他的散文中 ,而且也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其诗中所含的哲理较一般的诗人丰富得多。主要体现在两种类别中 :一、以发展的新陈代谢的眼光看待事物 ;二、以唯物的客观的眼光看待人事的变迁和历史的变化     

论刘禹锡的五律

对于刘禹锡的诗歌,一般人多偏重于他的绝句、七律或仿乐府民歌的研究,对于他的五言律诗,几乎无人问津,而笔者认为他的五言律诗也有相当成就,并形成自己的特色。本文通过对刘禹锡五律的全面探讨,将其怀古、写景写情之妙句、晚年所作之精切老成等方面的成就置于整个唐代的五律中加以比较,揭示他在唐代五律诗中的应有地位。     

论刘禹锡的咏史诗

中唐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刘禹锡,由于参加“水贞革新”之故。一生多难。从三十四岁开始,直到五十七岁,渡过了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活。“远谪年犹少,放归鬓已衰。”这种磨难,对他一生的命运来说,是不幸的;但对于他的诗歌创作,却提供了一般人无法得到的源泉和动力。刘禹锡的大量诗文,都是他在被贬期间的发愤之作。他一生写了八百余首诗,而在被贬期间所写的大量的咏史诗、寓言诗和抒情诗,则是其诗作中思想性和艺术性较高的一部分。这里仅就其咏史诗作一个探讨。     

薛能诗歌渊源初探

薛能口头上对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作出尖刻的评论,但在实际诗歌创作中却自觉地向这些“前辈名家”学习。其诗歌渊源复杂,在诗歌思想、风格上受李白、杜甫、陶渊明影响最大;在诗歌创作题材上受白居易、刘禹锡影响最深;在诗歌创作态度、艺术技巧上颇受贾岛等影响较深。最终形成豪健和英逸并存的诗歌风格,但未能超越这些“前辈名家”。     

刘禹锡与佛教

刘禹锡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客观上是因为佛教已发展到了与儒、道鼎立而三的兴盛时期,身处其时的刘禹锡幼时就与诗僧有过融洽的师生关系;从主观上看,遭受了种种打击后,他愿意接近佛教。僧人成了沟通刘禹锡与佛教的桥梁。刘禹锡与佛教是相融的;他的人生观受佛教的影响,有消极的一面;从诗禅相通的观点出发,他对禅宗的思维方式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表示认同;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有目的地容忍了佛教的欺骗性。刘禹锡与佛教又是冰炭不容的,体现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     

饱霜孤竹声偏切 带火焦桐韵本悲——论刘禹锡贬居朗州期间的诗作

刘禹锡是中唐时期独树一帜的诗人。他以迥异于流俗的“骨干气魄”,在当时便赢得了“诗豪”和“国手”的称誉。审视刘禹锡的创作历程,不难发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贬居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市)的十年。这十年,是刘禹锡诗歌创作的转折时期、开拓时期、收获时期。正是这一时期的一系列     

刘禹锡贬谪诗与楚文化

楚地和楚文化历史悠久,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因"永贞革新"被贬楚地的刘禹锡在他贬谪诗的创作中受楚地敬巫祝、日火崇拜等风俗影响,其诗显现出新的光芒色彩;对楚地的古迹风物这类人文意象的描写,使其诗有了深刻的内涵;对楚地风雨四季这类自然意象的描绘,使其诗有了更多的灵动气息。不幸的遭际却让刘禹锡的诗歌创作有了新的成就。     

刘禹锡交游辨正二题

刘禹锡作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一直是唐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建国以来，在刘氏生平的研究方面，成绩斐然。六十年代初，卞孝查先生就出版了《刘禹锡年谱》，①第一次对刘氏仕宦交游及文学活动作了全面考述，八十年代以来，他又陆续发表了新著《刘禹锡丛考》②及《刘禹锡与令狐楚》③等一系列文章，进一步对其身世交游作了更加细致深入的考察，这些对推动刘禹锡和唐代文学研究的深入，无疑功不可没。然而或因为刘禹锡本身记载有误，或由于现存刘集版本歧异，或因对刘氏诗文未加详考，刘禹锡交游史上至今仍有不少疑误。本文拟就《刘禹锡年谱》…     

刘禹锡诗歌用韵考

刘禹锡,字梦得。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卒于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刘禹锡祖居洛阳,生于苏州,成长在苏州、嘉兴、彭城等地。他是中唐时期的优秀诗人;又是积极参加古文运动、宣传朴素唯物主义和其它进步思想的优秀散文家;还是以积极参加永贞革命新而闻名的政治家,在哲学史和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在群星灿烂的唐代诗坛上,刘禹锡的诗歌创作亦自开生面,形成个人风格。这和他谪居沅湘期间积极向当地民歌学习、以土风入诗有直接关系。《旧唐书》说:“武陵溪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他的《竹枝词》就是加工了的民歌。另外,他还是文学史上最早填词的作者之—。     

固守与超越中的困惑--土家族诗人冉庄创作的个性心理分析

当一个日益开放世界不断逼视我们,使我们再也无法把心灵和视野封闭,当一个诗人有可能选择以一个崭新的面目弄潮于诗坛时,当现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普遍地改变着我们的生存方式,从而改变我们精神世界的构成时,我们无疑会有多种选择,而选择往往意味着困惑.土家族诗人冉庄便是怀着一种矛盾与骚动的心理踯躅于诗歌世界里的,一方面他擅长于中国传统诗歌艺术的表现,但另一方面他又对诗歌艺术的现代传达进行了不少尝试和探索,这构成了诗人十分矛盾的创作心理机制,既想固守传统,又试图超越自我,冉庄诗歌创作的艺术传达正是在这种两难选择中矛盾与困惑的结果.我们研究冉庄的诗作,如果不深入剖析他创作的心理机制,仅从现象上分析他对传统诗歌艺术表现形式的继承,将难以把握冉庄诗歌创作的本质.     

论刘禹锡的郎官经历与诗歌创作之关系

中唐诗人刘禹锡从顺宗贞元二十一年始任屯田员外郎,到文宗大和元年继任主客郎中,其间跨度达二十三年之久,这在唐代郎官中极其罕见,甚至对后期的郎官文化都产生了影响。刘禹锡三任郎官、四任刺史,长期的京城任职与刺史外放,对他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郎官经历与诗歌创作关系较为密切。具体而言,表现在诗歌中的郎官意识非常明显,其中的刘郎意象在中唐成为郎官的代名词,并在文士中流传广泛。郎官期间的诗歌创作主要反映了郎官悠闲精致的生活,游园与宴饮是最主要的两大主题。诗歌酬唱则成为其任职郎官期间的主要创作形式,在唱和形式和诗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新变,从而掀起了中唐唱和诗创作的一个高潮。     

试论矛盾心理描写在诗歌中的运用

矛盾心理描写是古典诗歌创作中的重要表现手法。在诗人笔下,人物的矛盾心理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诗歌中人物矛盾心理是现实中人的矛盾心理的体现和反映。人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导致人的多种情绪的复合,各种情绪在人心理活动过程的动态结构中相互渗透、相互转化,是矛盾心理产生的内在机制,也是诗歌艺术中矛盾心理描写的客观依据。这种描写手法具有很高的真实感和审美价值。     

刘禹锡的诗歌理论

刘禹锡不仅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对于文学理论,特别是诗歌理论,也常有他独到的见解,他在这方面遗留给我们的文字虽然不多,但若能细加分析,则无论是加深理解他的作品,还是全面了解中唐时期的诗歌理论和文学批评,都是很有帮助的。 在刘禹锡看来,诗歌与政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说:“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所谓“八音”,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是中国古代对乐器的     

赎罪、拯救与逍遥——论白居易讽谕诗创作的心理动因

在白居易前期的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中,一言兴邦拯救天下的政治热情与为民请命的内在赎罪冲动联袂而行,政治上直言极谏,诗歌创作中的讽谕诗"惟歌生民病",风格嚣张刻露,致使白居易政治和艺术上走入了双重困境,并因此而带来了他诗歌创作心理的变化,遁入了"知足保和"的逍遥之游,为其讽谕诗的创作画上了仓促的句号。     

论济慈的孤独体验与诗歌创作

济慈一生饱经孤独的煎熬．为此，他特别喜爱和亲近自然万物。特别憧憬理想的爱情．并选择了诗歌创作作为自我存在的基本方式。分析和把握济慈的孤独体验对于我们理解济慈其人及其诗歌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刘禹锡的籍贯问题

刘禹锡是唐代著名的法家人物,近来报刊上有不少评论他和他的作品的文章。但对他的籍贯仍多采用旧的传统说法,称中山人或彭城人。为了便于进一步研究刘禹锡的生平事迹,探讨他的思想观点,特根据有关历史资料,对他的籍贯进行考证。我们认为刘禹锡既不是中山人,也不是彭城人,而是河南洛阳人。关于中山的说法,是根据《新唐书·刘禹锡传》的记载。传记开头说:“刘禹锡字梦得,自言系出中山……”,有人据此断为中山人。其实,这是断章取义的说法。同书本传结     

柳宗元与刘禹锡

819年,柳宗元逝世前曾遗书给刘禹锡:“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刘禹锡遵照他的嘱托,后来终于将其著述编辑成书,使我们今天得以看到《柳河东全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们的友谊是多么的深厚,与李、杜、元、白等之间的交往相比较,其关系之亲密无间,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成为唐代文学史上盛传的佳话。     

刘禹锡乐府诗所受巴人土家族民歌影响之考论

土家人是巴人的后裔,其中经历了由巴而蛮(武陵蛮、五溪蛮),由蛮到土的民族演变过程.刘禹锡在被贬朗州、夔州期间接触了不少土家人,因此,其乐府诗创作的内容、形式、艺术风格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巴人土家族民歌的影响,这使他的乐府诗创作在中唐诗坛上独树一帜,为后世诗歌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     

包容性领导与员工创造力：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场域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引入心理可得性为中介变量,工作复杂性为调节变量,构建包容性领导对员工创造力内在作用机制的理论模型。并运用Spss21.0和Mplus7.0统计软件对来自10家企业的273份问卷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包容性领导对员工创造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心理可得性在包容性领导与员工创造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工作复杂性对包容性领导与心理可得性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且正向调节心理可得性在包容性领导与员工创造力关系中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