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七子的诗学思想及其批评史意义SSCI

前七子的诗学思想可以概括为:古诗以汉魏为师,旁及六朝;近体以盛唐为法,旁及初唐,中唐特别是宋以下皆不足法。其诗学思想的批评史意义在于对宋代理学与诗学的反动,与以阳明心学为核心的解放思潮颇为相通。     

元诗法与唐诗批评

元人诗法著作十分丰富,但向来为治批评史者所忽视,以为其"浅陋",为"伪托",颇不足观,但元诗法论著无疑是元代颇为重要的诗歌批评方式,其诗学观念能较全面地反映元代诗学思潮,因而研究其诗学见解,探讨其诗学观念,特别是有关唐诗批评的内容,对于了解元代诗学风尚,深掘元代"举世宗唐"的诗学内涵,颇有价值和意义.     

“吞吐百川归领袖,往来万国奉梯航”——康熙帝诗学观与清初诗风之转变

诗学潮流的转换,一方面固然受到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的影响,另一方面亦需考虑政治因素的作用。讨论清代诗学,宗唐与宗宋的争端始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而康熙诗坛唐、宋诗风的消长,受到政治因素影响尤深。当诗歌被用来作为一种显示国运盛衰的工具,并由帝王亲为示法时,士人们尊唐抑宋的诗学选择也就不难理解了。     

元初北方诗坛的复古风气探析

元代初期,北方诗坛出现了一股复古风气。这一复古之风,以恢复传统儒家诗学思想为主,提倡风雅,尊崇实学,上追《三百篇》,下学唐人诗,为元代中叶诗坛的尊唐复古准备了前奏。它是金代中后期以来诗坛复古思想的继续,也是元初恢复汉文化活动的必然。     

"意格"与"意境"考辨

诗学的范畴很多,对其理解也多有差异,在实际运用中常出现混淆的现象。文章从"诗法"意义上的"格"与"境"入手,探讨"意格"和"意境"这两个诗学范畴的形成和嬗变,并在区别这两个范畴的过程中,勾勒了自唐以来中国古代诗学理念的变化轨迹。     

诗教精神与自我抒写:元明易代之际的诗学指向 ——王袆诗学思想研究

王袆的诗学思想由于受到个人性情与易代政治的双重影响,呈现出独特的内涵与特征。其诗学观念以儒家教化经世为核心,同时更强调情感抒发的真实性与自然性,并由此体现为其认可诗歌体貌多样化的倾向。其本人诗歌创作所构成的哀感顽艳体貌与超然脱俗审美趣味,则展现出其诗学思想的丰富复杂特征。王袆诗学思想的复杂丰富代表了易代之际文学观念的典型特征。     

从孔、孟、苟引诗、说诗看儒家《诗》的经学化进程

先秦儒家诗学思想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孔子诗学为代表的早期儒家诗学注重礼与实用性;孟子诗学则着眼于政教性,推动了儒家诗学向经学化方向发展;而荀子诗学强调宗经、徵圣、明道,标志着儒家诗学经学化的基本形成。     

查尔斯·伯恩斯坦诗学简论

查尔斯·伯恩斯坦是美国语言派代表诗人和重要理论家,他的诗学思想对美国乃至西方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伯恩斯坦追求"诗学作为诗歌的其他形式延伸"的实用性和"拒绝一致性"的多样性。伯恩斯坦诗学在认知论上表现为美学与政治统一、形式与内容统一、解构主义语言观;其方法论的核心在于反叛,具体表现为"以语言为中心写作"和"反吸收诗学"。他的诗学思想提供了一扇洞察语言诗的视窗。     

西方诗学的希腊化问题及其自由选择

西方诗学的"希腊化问题",深刻地揭示了"希腊传统"对西方诗学发展的内在影响,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不断继承与挑战古典希腊思想。以浪漫派为中心的西方诗学思潮,将希腊传统与基督教传统有机地综合在一起;以现代派为中心的西方诗学思潮,则通过否定希腊理性传统而选择以个体为中心并关怀自我的路向。未来的西方诗学,将是"艺术精神的希腊化",而不会是"艺术形式的希腊化"。     

论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

“佛教诗学”是指使用佛法观看诗歌而形成的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佛教诗学中充满着“兼性”智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在佛教不落一边、超越分别的中道智慧影响下形成的“道器为一”诗学观;二是在佛教以善巧方便传递般若智慧方法影响下形成的“诗以言智”诗学观;三是在佛教诸行无常而法无定法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不屑古今”批评方法。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对中国诗学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经学与儒家诗学——从语言论透视儒家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

本文从语言论的角度透视儒家在经典文本上的“立言”,由此考察了经学对儒家诗学的整体生成的影响。作者认为,儒家诗学在“立言”这一命题上,与海德格尔的语言观相近,即把语言设定为主体存在的家园,并进而以在经典文本上“立言”的方式,追求学术宗教的崇高地位。在这里,经学对儒家诗学整体生成的影响表现为:它既使在儒家诗学语境下的文学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也导致了儒家诗学的政治教化深度模式。于是,儒家诗学在赋予文学以思想深度的同时,也使文学付出了某些思想自由和艺术美感的代价。因此,儒家诗学的实质乃是经学中心主义。     

“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试论海德格尔诗学之转渡

诗学作为海德格尔思想中的重要一维,通过“真理－艺术家－艺术作品”结构向“神圣－诗人－诗”结构的转渡,彰显出海氏思想运演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探寻海氏诗学思想之转渡,旨在把握海氏思想发展变化的内在路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传统诗学理论的学科僵化性,从而进一步开启诗学研究的它者之途。     

论中国审美主义诗学传统的形成

诗学中存在着两种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 ,一种是以伦理的“善”为价值标准 ,一种是以艺术的“美”为评价尺度。依据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的不同 ,我们可以把前者归结为伦理主义诗学 ,而称后者为审美主义诗学。儒家诗学的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是伦理的“善” ,因此 ,儒家诗学形成了中国伦理主义诗学传统。中国审美主义诗学的形成则萌芽于老庄自然任运的人生哲学。汉魏六朝佛教的传入和兴盛 ,人物品第的风行 ,魏晋时期的玄谈之风对文学的渗透 ,不但标志着人的觉醒 ,而且促使一种以“美”为诗学评价尺度的观念的形成。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玄学是这种诗学观念的理论基础。然而 ,以老庄思想为基础的玄学并非直接转化成为中国诗学的理论基础 ,而是经过了一个从哲学向诗学过渡的中间形态的 ,那就是人物品藻之学和言意之辨。钟嵘的《诗品》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正是这种过渡的产物 ,也是中国审美主义诗学传统形成的标志     

贞观雅诗学观析论

唐太宗及其文臣在反拔梁、陈宫体的诗学实践时大力标举“雅”诗学观念，并且创作了大量的宫廷雅诗。这类诗歌内容上以咏歌王政为雅，诗致教化为雅；美学品格上以中和为雅，典丽为雅。唐初的儒道合流又使源于儒冢思想的雅诗学观吸收了一些道家思想的因子，表现在诗学追求上为以隐逸、清虚为雅。     

中唐墨学复继与诗学观念的新变

中唐作为一个变革的时期,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期。面对盛唐之后的衰落,士人不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提出复兴的主张及措施,也开始在学理层面展开思索。以往学界多注重士人对儒、释、道的接受情况,并以此来考察诗学观念的嬗变。从儒墨相用、孟墨同气两个方面考察中唐士人对墨家思想及精神的接受,并由此进一步分析中唐士人文化心态、角色心态的特...     

毛诗《序》、《传》对汉代盛世文化精神的理论阐扬

毛诗《序》、《传》的基本思想和批评形态,都体现盛世文化精神。毛诗《大序》以“六义”为核心,形成了系统,条理的诗学结构体系,体现出与大一统精神一致的诗学整合的文化追求。毛诗《序》、《传》以政治化、伦理化、历史化的阐述原则,为理论座标,形成融汇古今、贯通家园的诗学情感论。毛诗《序》、《传》以尊孔崇儒的去取标准确立了儒家诗学价值观的正宗地位,使独尊儒术的文化思想在诗学中也得到真正的落实。《毛传》标兴及其对兴诗的阐释,体现由具体物象通向包含特定王道内容的主观情志特点,表现出盛世文化乐观、自信、进取的精神。     

从“神韵”到“格调”——论帝王与康乾时期诗学思想之转变

清代诗学从"神韵"到"格调"固然有自身发展的原因,也有帝王倡导的因素。康熙与乾隆虽然都倡导醇雅诗风,但诗学思想仍有诸多不同。康熙以"吟咏再三,意味不穷"之深厚雄浑的盛唐元音为尚,重视诗歌风格的建设;乾隆更强调诗人的人品和气格,强调以忠孝论诗,更注重诗歌的思想和内容,反对"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神韵说。"神韵"本出自"格调",清代前中期诗学又从"神韵"转回"格调"不是简单的诗学思想轮回,而是有文学和政治的双重因素。     

台湾地区王船山诗学思想研究述要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台湾地区逐渐开始关注和分析王船山诗学思想,虽然没有大陆的体系庞大、资料丰富、角度多样,但也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整体诗学观上,从一个宏观、全局的立场出发,整合船山诗学的所有内容。具体细节研究则主要涉及诗学重要范畴"情景"、"兴观群怨"、诗学批评、诗学与哲学、美学、佛学的关系等方面。这些研究中,很大一部分都与哲学思想紧密联系,船山诗学的文本细读也十分到位,为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也有利于船山诗学思想研究得到进一步深入和发展。     

玉山雅集文人群体文学观念的重新定位

玉山雅集诗酒唱和活动构成了元末文人绵延十余年的诗学盛举,根据玉山主人盛情邀请众多台阁著名文人为其题写匾额,参与雅集唱和与题写诗集序言的举措,可以看出其具有借重台阁文人以提高雅集声誉的动机。而玉山雅集的唱和主体乃是汇集于此的元末各地之隐逸文人,无论是他们雅集的目的还是诗歌创作的思想情感倾向,均以追求愉悦快适为主要内涵。由此玉山雅集文学观念的基本特征乃是台阁文人与隐逸文人两种不同群体诗学思想的巧妙组合,显示了以儒家雅正诗学理论为口号,而实则以求乐自适为内涵的独特架构。     

论李流芳的诗学思想及其批评史意义

晚明嘉定著名文人李流芳论诗以情性为本位,重视诗歌艺术形式的功能价值,这两方面共同构成其主情论诗学思想的主体.基于此,他还提出了"各成其一家"、"画会之诗总不似"等诗学见解.在与公安派、竟陵派人物交游的背景下,李流芳论诗既与公安、竞陵相类,又通过客观意义上的对明代诗学资源的批判性继承纠补了二派诗学的缺失,由此显示出不激不偏而又特立鲜明的诗学立场及人格范型,这便是李流芳诗学思想的文学批评史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