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间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建设资源

民间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资源之一,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19世纪末20世纪初立志改革汉诗的诗人对民间歌谣的重视,改变了汉诗的功能和形态,加速了汉诗内容的平民化、创作方式的激情化和新诗形式的自由化,刺激了诗界革命和新诗革命,加快了汉诗的现代化.新诗对民间诗体的重视既加剧了格律诗向自由诗的转化,也在古代文人诗体--定型的格律诗体受到新诗革命者极端否定的时候,起到了维护汉诗传统诗体的作用.受政治需要民主自由改革、新诗改革需要增多诗体的时局影响,还受到以西方浪漫主义诗派重视民间诗歌的外来风气的影响,新诗诗人才在20世纪初的新诗革命时期高度重视民间诗歌.此间的民间诗歌热不仅影响了诗人的作诗方式,还影响了诗人的做人方式.     

英语意象派运动的文体革命特点及与汉语新诗革命的差异

英语诗歌中的意象派运动及自由诗革命是西方最大的自由诗运动,在内容及文体的世俗化、自由化上,都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诗歌中的新诗革命。但是新诗革命是政治化的文体大革命,意象派诗歌运动是比较纯粹的文体改良。新诗革命的领袖们严重误读了意象派运动及自由诗革命,不但吸收的是受到庞德等人抵制的,以艾米.洛威尔为代表的激进的意象派的诗观,还夸大了其文体革命的激进程度。新诗革命对汉诗已有的文体秩序的破坏性更大。汉语的新诗革命产生的自由诗的诗体是不定型的,应该称为“自由诗”;英语的自由诗革命产生的自由诗是准定型诗体,应该称为“自由体诗”。     

论新诗革命的历史语境与非诗化特征

新诗革命分为“诗界革命”和“白话诗运动”两个阶段。“诗界革命”是新诗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先锋”作用。晚清诗坛进步与保守势力既对抗又和解的局势,决定了“诗界革命”的“改良”性质。这种文体改良方式,正是“白话诗运动”采取激进的文体革命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诗界革命”是重内容、轻形式的诗的风格的革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以语言改革和诗体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诗的体裁革命。但是它改变了汉诗的功能,特别是“我手写我心”的提出,赋予了汉诗在内容上的创作自由,这必然引发诗体形式的选择和文体创造的自由,并标志着汉诗现代化的开始。     

“以文为诗”与诗界革命的诗学追求

晚清诗界革命采取"以文为诗"的诗学策略,解构传统格律诗体,重建自由的新诗体。通过口语、新名词介入诗歌,消解格律诗的节律及文体形式,实现诗歌结构的嬗变与功能的转换。这一诗学策略启发了胡适等白话新诗人对现代诗歌自由体式的建设与发扬,进而形成了20世纪以降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现代自由体"诗。     

论科举制度的消亡对白话新诗的生成的影响

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取消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汉诗的发展 ,促进了白话新诗的生成。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带来了国人习诗目的及汉诗功能的巨变 ,特别是不再“以诗取仕”使国人在诗的“写什么”和“怎么写”上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不仅汉诗的个体抒情功能和诗人的主体性得到重视 ,它的“启蒙功能”也在特定时代得到充分的展示。功能决定文体 ,抒情功能和启蒙功能都需要自然明白的通俗化文体 ,特别是抒情功能赋予了诗人更多的文体自由 ,为以汉诗的诗体大解放为主要目的的新诗革命创造了重要条件。科举制度取消后引发的留学生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及平民文学的繁荣都有助于白话诗的生成 ,对新诗的形态与功能的形成产生了较大影响 ,也刺激了新诗革命的爆发 ,催生了在内容与形式、功能与形态上都与科举制度时代的“旧”汉诗迥异的“新”汉诗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新诗诗体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新诗在20世纪汉语诗坛占有主导地位,却没有建立起必要的诗体。尽管有很多诗人致力于新诗的诗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确立了新诗的初步形态,新诗诗体建设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在20年代初中期初步确立了新诗的基本形态,特别是确立了新诗的两大形式特征———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新诗却始终处在文体自发与文体自觉、诗体的准定型与不定型、诗的律化与自由化、诗人的文体自律性与文体创造性的对抗与和解中,其中对抗远远大于和解,造成每种诗体都无法进行持续的建设,使诗体建设成为百年新诗最大的问题。目前正是加强诗体建设的重要时期,21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既要正视现实,又要面向未来,既需要现实的构建策略,也需要理想的构建方法。     

论20世纪前半叶现代汉诗的形体建设

2 0世纪前半叶是现代汉诗文体建设最重要的时期 ,特别是加强了视觉形式 ,即诗的建筑美建设。汉字是最具有视觉形象感的文字。“建筑美”是新诗从打破旧诗格律形式的革命中进行现代汉语诗体重建的重要内容。 1 92 6年是最重要的新诗形体建设年。重视诗的形体是新诗摆脱政治革命和文化运动等非诗因素的束缚 ,回归艺术本体的重要行为 ,是新诗真正成为“诗”的重要手段 ,使诗的审美性、艺术性得到体现。新诗的形体建设受到抗战的巨大影响 ,但并没有消亡。抗战时期诗的审美性写作及诗的形体建设滞后可以理解。现代新诗的形体建设之路曲折     

新诗应该建立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的常规诗体

诗体是诗的形体范式,是诗的体裁属性的显性表现,是对诗的形式属性及文体属性制度化后的结果,即规范化、模式化的诗的语言秩序和语言体式,具有制定做诗法则的意义。新诗已经有了百年历史,尽管一些诗人在诗体建设上做了很多工作,却没有建立起较好的常规诗体。在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的对抗中,自由诗具有文体独裁的地位。诗体建设难既是百年新诗的最大问题,也是新诗的很多其他问题的根源。只有既反对诗体的极端自由,又反抗诗体的高度定型,在诗体建设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建立宽松而有节制的诗体生态环境,重视对常规诗体及重点诗体的建设,特别是要针对某种具体诗体进行适度的规范建设,形成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诗体、不定型诗体自由诗体和定型诗体格律诗体为辅助诗体的诗体构建的格局,才能使现代汉诗走出形式极端自由和诗艺十分粗糙的困境。适度规范诗的形式,重建诗体已成当务之急。     

认同危机与汉语新诗

认同危机是百年汉语新诗面临的核心问题,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汉语新诗自身的问题。汉语新诗没有从根本上从现代汉语的语境出发来建构文体内涵。从肇始期就固执地坚持模仿域外诗歌,放弃了自我主体性的独立建构。过于注重诗学理论体系的营造,相对忽视诗歌文本的独立性,从而产生理论与文本的本末倒置的扭曲现象。正是这些违背诗歌基本发展规律的做法,引致了汉语新诗的百年迷途。     

八十年代先锋诗的生存境遇及演变态势透视

中国大陆当代的先锋诗运动始于年代末年代初的朦胧诗。年代是百年新诗中最具有先锋品质的时期,708080经历了从先锋的草创(年代初期朦胧诗为代表)到先锋的勃兴(年代中期第三代诗为代表)两大过程。朦胧诗的8080先锋既有诗艺上的先锋,更有诗意上的先锋。第三代诗人更重视语言诗艺,但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的生存境遇,整个年代先锋诗人的生命意识和生活情怀时常多于文体意识和审美情趣。80     

论20世纪中国诗歌的三个发展阶段

20世纪中国诗歌是一个重新创造作者与读者的历史过程,它在迂回探寻的实践中,不断寻求和修改着自己的现代诗歌梦想。100年来,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古典诗歌语言与体制的破坏阶段;二、现代诗歌形式和象征体系的建设阶段;三、美学分化和多元对话阶段。如今的诗歌,不再是新不新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的问题,是能否在已有实践的基础上,于分化、无序中找到规律,建构稳定而充满活力的象征体系和诗歌文类秩序的问题。     

论晚清诗歌的文体建构

晚清时期,黄遵宪、梁启超等提倡"诗界革命",中国诗歌开始由旧体诗向新体诗转型。"新名词"入诗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而且导致中国旧体诗严密的文体体系出现松动、崩溃的趋势;对言文合一与民谣的大力提倡,使白话进入诗歌,打破了传统的言文分离、文言诗歌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大批的通俗体诗歌;"以文为诗"的方法打破了传统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明晰界限,赋予诗歌以散文的特征。     

泰戈尔散文诗对“五四”新诗体式的影响

"五四"时期对泰戈尔散文诗的译介,有助于新诗打破旧体诗词音律束缚,实现诗体的解放和确立现代诗歌观念,但也扰乱了对新诗"散文化"创作弊病的整肃,影响了20世纪新诗体的适度规范。     

论20世纪学者诗词

学者诗词是20世纪一种具有独特意味的人文现象。20世纪学者诗词的特点是民间化、自娱性、专业性和典雅性。学者诗词的价值在于它表现了现代性追求，满足了人的自由需要和社会需要，弥补了新文学的某些欠缺。     

论唐代以后古代汉诗的诗体建设

古代汉诗的历史是诗体的规范与解放的对抗与和解史,形成了多种准定型诗体和定型诗体。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之间、定型诗体与非定型诗体之间的和解在唐代以后最为明显。唐代是汉诗的定型诗体建设的高峰时期,格律诗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诗体。但是准定型诗体甚至未定型诗体仍然存在。从唐代起,出现了一元(格律诗)主导下的多元(词、曲)并存的诗体格局。准定型诗体词和曲具有一定的文体调和作用,缓和了诗体法则与诗体自由的矛盾,打破了格律诗的诗体独裁,防止了汉诗的极端定型,同时对维护格律诗的正统地位、维护古代汉诗高度重视诗体的定型与规范的传统意义重大。尽管唐代以后出现了汉诗诗体的由定型诗体向准定型诗体转化的诗体解放趋势,但是只是适度的诗体改良,诗体的流变具有继承性,并不否认前代诗体,同一时代的诗体既有主导诗体,也有辅助诗体,这种诗体格局在清代仍然存在。这种诗体格局与文人的生态休戚相关。     

关于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问题——读《谈艺录》对公度诗的评论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思想家和诗人,他的"新派诗"代表了诗界革命的实绩,历来评价较高。钱钟书先生对黄遵宪的"新派诗"颇有微词。钱先生的批评主要有三点:一是黄遵宪的"新派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二是黄遵宪的《番客篇》、《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不过是因袭了前人的作品;三是黄遵宪在诗中运用新名词"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这三点不仅关系到黄遵宪"新派诗"的评价,也涉及到对诗界革命派诗歌的认识。回到原典,重新解读黄诗,就会发现钱先生所提出的三点,似有不妥之处。公正地说,黄诗不仅开拓了诗域,而且传递了新的情感和思维方式,创新了语言,也改革了诗体。     

19～20世纪美国儒学研究概述

近现代美国的儒学研究从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开始,经过20世纪上半期专家学者的探索研究,到20世纪中后期逐步发展成熟,成为海外儒学研究中心。美国学者从西方哲学认识论角度出发研究儒学及其发展,对于儒学向现代转变和现代性的阐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增进了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陆侃如、冯沅君先生《中国诗史》的主要贡献

《诗史》出版以后，学术界一直把它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被视为２０世纪经典学术史著作之一。《诗史》植根于传统的学术基础，又运用了现代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它对我国古代诗歌变迁的趋势，对多种诗体的产生和变化，对不少诗歌的艺术技巧，都基于进化的观念和唯物史观，从流变的视角，做动态的描述。在史料方面，《诗史》以“传信自勉”，扩大了“‘诗’的领土”。它把诗歌作品作为诗史的本位和主体，特别重视分析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和流派，注意运用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比较文学和语言学等方法，从多方面揭示作品丰富的内涵。由于时代的局限，《诗史》中也存在一些偏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