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与史学研究的误区

经世致用与史学研究的误区武吉庆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而中国史学和社会现实──尤其是现实政治之间的那种如胶似漆、难解难分的关系，是史学经世传统的重要表征。在这种传统的浸染下，“以史为鉴”成了圣君贤相们自我做戒的规条，“史学所以经世”则被有为...     

求真乎?经世乎?——傅斯年与钱穆学术思想之比较

傅斯年与钱穆,都堪称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有着自己鲜明的学术个性和学术思想的史学大师。傅斯年是科学派的领军人物,治学主实证求真;钱穆实际上则是新儒家学派的中坚,治学主经世。实证求真学派、新儒家经世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三足鼎立的三大史学流派。因之,从傅、钱二者的交往和关系看二者的学术思想及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末的学术史是颇有代表意味的,给予吾人的启示意味深长。     

后现代史学与儒家史学——新与旧的辩证

当代中国史家对后现代史学的挑战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尽管人们对后现代史学观点各异 ,褒贬不一 ,但讨论热烈并逐步深化是不争的事实。其中 ,后现代史学与儒家史学的关系应是这一讨论中的关键论题。儒家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特色 ,如强调褒贬经世的道德理想主义、中国文字的沉重性以及政府公权力介入修史等。我们认为 ,如果将后现代史学看成是一种视角而非固定的严谨的方法 ,那么 ,在儒家史学与后现代史学的互动过程中就完全有可能达致一定层面上的互补     

中国与西方古代史学的异同及其理论启示

中国与西方的古代史学是世界两大最具活力、又独立发展的支脉。其共同的理念有:一是记史求真的史学价值观,二是对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中西古代史学最根本的区别是,中国具有西方所没有的制度化、组织化的官方史学。从这种比较研究中可概括出,古代史学内在的主要矛盾是历史记述的真实性与历史撰述的社会功用之间的矛盾,史学在这对矛盾的运动中发展并走向专业化,从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历史学社会系统。     

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界风气的转变与抗战史学的兴起

“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抗日救亡浪潮的推动下,史学界的风气开始转变。以傅斯年、顾颉刚等为代表的实证派史家在爱国心的驱使下,逐渐改变治史旨趣和研究方向,提倡起经世史学来。伴随着学术界主流学派学风的转变,中国史学再次奏响了高亢的经世之音,抗战史学由此而兴起。“七七”事变后,中国史学家与全国各界一道,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他们以身树史,以史抗战,肩负起了中国史家的神圣职责。与此同时,史学界的风气进一步转变,经世致用之潮取代了“纯学术”研究之风,以史学抗战,为抗战服务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共识。     

论经世史学的渊源与形成

中国古代经世史学萌发于先秦的历史鉴戒思想与孔子的以史入世思想,至汉代正式形成。汉代经世史学的形成既与这个时期封建正统史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又与这个时期经学研究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论人与工具的关系及发展

一、劳动的实体是人与工具的统一关于人与工具的关系的传统讲法一般是这样的:工具是人创造出来的,人是主体,人操纵工具进行劳动。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与工具的关系.这种认识的最根本点,就是把人与工具划分开来,从着眼于二者的区别上,分析它们的相互关系.但是,要全面认识一个事物,不仅要坚持“分”的观点,看到事物间的区别,也要坚持“合”的观点,看到相互联系的事物之间的共同点和相统一的一面。对人与工具的关系的认识,也应该是这样。     

史学的求真与致用问题

本文包括四个部分:第一,不同学术传统对于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不同看法,这部分也可以说是问题提出的缘由;第二,关于史学的求真问题;第三,关于史学的致用问题;第四,关于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关系问题。以下让我们来作具体分析。     

玄学与魏晋史学

魏晋是中国传统史学初步发展时期,而魏晋史学的发展与玄学的兴起、影响很有关系。本文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认为魏晋史学的发展及其地位的提高、魏晋史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史家研究的领域及人物评价、魏晋时期史著体例的发展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史学思想等等,都与玄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察玄学与魏晋史学的关系,从中可以了解魏晋史学的时代特点和发展特色,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中国史学与现实关系研究二十年

199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与现实关系研究和探讨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主要涉及史学为什么要面向和服务现实、史学服务现实的特点、史学与现实的互动关系等.二、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主要包括史学是否要服务政治,史学服务政治时如何保持学术独立性,史学服务政治的特点和方式.三、对史学脱离现实原因的反思,或者认为是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所致,或者认为是史学自我的学术封闭造成的,或者认为是未能正确认识史学的性质、任务和服务现实的方式与原则所致.四、关于史学的价值与功能,主要涉及史学价值与功能的构成及特点,史学的人文价值及社会功能,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关系等.与198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的研讨结合新的社会条件和学术进展,拓展了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重要的理论进展,但不少基本理论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在实践上仍然未能很好解决.     

编纂思想: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的关键环节

史学名著的出色成就与史家编纂思想的独创性和合理性密切相关,以往对此却重视不够.今天应当加强对编纂思想的探讨,深入地阐释史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史家所要强调和凸显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史家如何根据其确定的编纂思想来进行史著的记述议论和组织安排等.<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其编纂思想的创始价值在于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极其珍贵地记载了中国古代文明前后相承的发展,在历史观上明确总结出"以史为鉴"的思想,在编纂方法上开启了后世"记言家"之先河,同时又有纪事本末体的创意.司马迁的<史记>成为传统史学楷模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成功地贯彻了"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思想,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裁的相配合,构建了规模宏伟的社会"全史",重视记载"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勇于提出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治史者只有抓住编纂思想这一关键环节,便能成效显著地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并大大增强其思想价值.     

经世思想的时代性嬗变——以清代的史学经世思潮为例

经世思想一直被认为是学术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这种意识的内涵与表现方式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相关,所以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特征。清代,这种思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发生嬗变,在清初、乾嘉和清末,史学经世思潮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各有不同。清初,朝代初建,学者们力主经世之风,因而在史学思想上侧重于反对明末空疏学风,提倡实学;乾嘉年间,考据学盛行,加之文字狱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学经世思潮相对淡化,注重考证校勘;清末,社会动荡,内乱外患,西方思想传入,经世致用思想又以救亡图存的全新面貌活跃在史学研究中。     

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汉代是经学繁盛时期 ,又是封建正统史学形成时期。经学与汉代史学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经学发达给汉代史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影响了汉代史家的知识结构 ,决定了汉代的史学思想 ,提供了大量的史料 ,促进了史著体例的创新。经学对汉代史家的治史目的与治史方法也有着深刻影响。考察经学与汉代史学的关系 ,可从中体察汉代史学的发展特点 ,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经世视野下的"资治"与"明道"--明代王宗沐与薛应旂续《通鉴》异同之探讨

明代王宗沐的《续资治通鉴》与薛应的《宋元通鉴》都是以《通鉴》原典体例来续著宋元史。这两部书著录时间相近,具有共同的时代特性,都注重正统,强调史学的经世宗旨,但它们在相同的经世视野之下却表现出“资治”与“明道”两种不同的趋向,王氏强调“史中求鉴”,重视事功,体现了史家对现实政务的强烈关注;薛氏则注重“史中求道”,强调道德修养的力量,表现出儒家的理想主义色彩。     

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理论建树:科学与求真精神

五四时期是现代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开始阶段.因崇尚科学而从方法论层面对"科学方法"的提倡,实际上是逆向回答了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史学"求真",具有斩除"思想荆棘"的作用,也是强化学科独立意识的自然反应,对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探讨完全处于一个新的起点或层面上.五四时期是有规模引进西方史学和有意识融汇中西史学的首次尝试,对西方史学发展的了解有限、判别西方史学价值的能力微弱等都成为制约中国史学借鉴西方史学的因素,知识层面的碰撞与交流还需摒弃某种先入为主的成见.     

关注时代与史学的思考——朱政惠《史之心旅》评介

时代与史学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与史学同步产生,古今中外史家都关注,尤其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磨难的中国史学工作者,更是关心.朱政惠博士于199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史之心旅——关于时代和史学的思考》一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集中反映和凝聚了中国当代史学工作者对这个问题的新的思考,也倾注了作者本人艰苦探索的心旅历程.     

史学批评推动史学发展——关于先秦秦汉史学批评的考察

先秦秦汉时期的史学批评,在促进史学发展方面显示出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推动历史编撰形式的发展,推动人们认识史家修养与史学价值的发展以及认识客观历史运动中重大问题的发展。先秦秦汉时期是史学批评发展的早期阶段,本文从史学批评发展的源头上梳理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的内在联系,希望能对当前史学批评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现实启示

在中国史学的现代化过程中,傅斯年所提倡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的影响与贡献尤大。这种实证主义史学,一方面是对西方相应的史学思潮的回应,另一方面是对本土主要是清代考据学实事求是传统的继承。它在今日不仅对抵制史学中的玄学化倾向仍有助益之处,而且从世界史学发展的总趋势看,它自产生之日始就揭示的求真求实的科学化宗旨,终将代表着史学发展的主导方向     

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源流与变迁

全球史观是近年来中国史学界讨论的热点学术领域.这种新型史学撰述视角的出现,是20世纪中期之后世界格局转变和全球一体化急剧加速的结果.但是,促成这种史学观念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并非仅止于此,从相互联系的观点撰写世界史,或从整体上探索人类文明的演进规律和发展动力,在人类漫长的史学实践中时有所现,它们构成了人类当今重新审视世界或人类不可或缺的智识资源.     

钱大昕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论析

学界有些学者一直认为乾嘉考据学与经世治用的治学宗旨是相违背的，本文则认为此种认识有失之于偏颇，乾嘉时代最负盛名的史家，考据学的巨擘钱大听即有较为突出的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钱大昕主张“文须有益天下”，提倡儒者之学应务实用，并注重文学的资治作用和社会效益。特别是他能把史学与现实弊病联系起来研究，以史为鉴，针砭时弊，从而将学术研究与时代脉搏紧密联系在一起。此种治学精神对今日学者治学亦会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