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类文献篇题的称引及其文体称名意义

《左传》引《书》,或径称篇题,或以“《书》曰”“《书》云”“《国名+书》+曰”“《国名+书》+有之/有之曰”的形式引入,可反映春秋时人对《书》类文献的称引习惯。《书》类文献篇题的确立应不早于春秋时期。《书》类文献篇题中的“诰”“告”“誓”“命”,原先都应该是表示行为方式的动词,后向文体称名转变,已有“以体命题”的意味。春秋战国时人对《书》类文献的称引,愈加巩固“诰“”誓”“命”作为文体称名的意义,文体命名观念也得以进一步走向成熟。     

日本经济崛起的文化思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 ,到 1 967年就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跃居第二位。战败国日本由一片废墟一跃而成为世界最富国家之一 ,其中的文化原因值得思考。一、日本重视“人心”养成、人格铸就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早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就对日本重视“人心”养成有过描述。福泽谕吉把文明分为“外形”和“精神”两部分 ,他认为 ,“所谓外在的文明 ,是指衣服饮食器械居室以至于政令法律等耳所能闻目所能见的事物而言。”所谓“文明的精神”则是指“人心”。他把“人心”放在器物之先 ,主张首先变革“人心”。日本的明治维…     

挚虞的文学成就和学术贡献

挚虞是西晋重要文学家,一生著述宏富,惜其书宋后悉皆不传。从辑存的佚文看,在文学成就方面,他于各体文学创作均有一定成就和建树,尤以议礼议政之文最称宏辩,又最切实用,成就最为突出。在文学之学术贡献方面,他编纂了我国首部诗文总集《文章流别集》,撰写了我国首部文体研究专著《文章流别志论》,编撰了我国首部文学家传略集《文章志》,此三者均有首创之功,尤以《志论》对古代文体论及文体学贡献卓著,最受重视,影响深巨。因此,他自应在我国文学史特别是文体理论与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立言”之事非等闲——读《彭铎文选》

“立言”之事非等闲——读《彭铎文选》○韩惠言著书立说在国人的眼里向来是一件大事，《左传》谓“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曹丕《典论·论文》则明确宣称，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将“立言”与创制垂法、建功立业相比，视文章为经国济世之一端，舞...     

中国古代小说类型理论的演进之迹

中国古代小说类型理论的演进之迹刘书成一我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和文体论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已将诗歌和散文分别汇总结集为《诗经》、《尚书》，自汉以降的文类研究不外沿两条路子发展：一是沿着《诗经》、《尚书》的路子，按文体编排诗文集。二是沿着曹丕《典论·...     

老聃学说出于史官考

先秦诸子中道家的老聃是一个史官。《史记·老子列传》说老聃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马贞《索引》谓:“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又《张苍传》: ‘老子为柱下史’,盖即藏室之柱下,因以为官名。”可见,老聃学说的渊源,跟他担任周代藏书室之史应有直接关系。 老聃做的是史官,也是管理藏书的官。当时的藏书不外乎以史官作的《春秋》为大宗。此外,如《诗》、《书》早已公开传布。《庄子·天下篇》所谓“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足见这些文献并不一直在官府,已有些人 “多能明之”。至于《易》原…     

简论曹操的散文

曹操现存作品一百六十多篇。其中散文一百四十余篇,占的比重相当大。这些散文虽然绝大多数是令、表、书、谱一类应用文字,似乎算不上“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所谓“以能文为本”之作,故而昭明太子的《文选》收入曹丕、曹植文多篇,对曹操的文则奔而未录。然而,我们如果稍微认真地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曹操的散文并不同于一般的诏浩教令、表奏书檄之类的应用文。这些散文不仅真实地记录了曹操一生军国事业中的思想言论,是研究他的思想和当时历史的重要材料,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价值,而且在表现上也具有鲜明的特色…     

关于《琵琶行》的音乐描写

一、《霓裳》应有“开元”“清”音、“天宝”“邪”声两式关于《霓裳》,宋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三中考证最为详细。他的结论说:“《霓裳羽衣曲》,说者多异,予断之曰:‘西凉创作;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所谓“西凉创作”,是指西凉进《婆罗门曲》之史事;“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是指《婆罗门曲》经润色而改名为《霓裳羽衣曲》的故实。这一论断,符合《唐会要·诸乐》的记述。《唐会要·诸乐》说:天宝十三载七月十日,太乐署供奉曲名及改诸乐名,婆罗门改为霓裳羽衣。据此,我们认为,《霓裳》在天宝十三年之前和之后,不仅称谓不同,在内容上也是     

艺文末品 政事先务——关于《文心雕龙·书记》篇

《文心雕龙》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理论巨著,刘勰通过对齐、梁以前众多作家与作品的分析,全面而深入地讨论了文学理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中关于文体方面的论述,占了将近一半篇幅。从《明诗》第六到《书记》第廿五,二十篇中研究了几十种文体,无论从品目的数量,分类的详尽,涉及的范围都远远超过了《昭明文选》所列入的体裁以及他们以前所有讨论文体的论著,历来研究《龙学》的学者对此都作了积极的评价。刘勰研究文学作品的体裁,时间的跨度大,内容相当多样。他在批评一些人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研究文体时遵循的原则,这就是《序志》篇所说     

论中国文体的演变

"文体"包括体裁、语体和风格三个层面。中国古代文体类别繁多,因为文学尚未自觉,故文学文体和应用文体混为一谈。随着文学观念的逐渐明晰化,文学文体的语体特征得到强化,形成"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现象。古代中国文体划分的主要依据是文本的功用。近现代文学体裁的划分主要是借鉴欧洲的观点。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文体总是处于不断地分化和融合的过程中,因此,文体学的研究也应在分门别类的同时注意综合归纳。文体划分应以文本的"大语境"为标准。     

诱惑你的味觉

沈宏非是目前活跃在中国报刊的新锐专栏作家之一，由他所倡导的美食美文已成为时下报刊界的风景，评论认为“沈宏非本人和他的深明挑逗意味的专栏文字还有他对吃喝与时尚的融汇，对流行话语的随手拈来，都成了一种新的路数”《饮食男女》是沈宏非最新散文随笔集，不仅仅着眼于“饮食”，而是把笔触伸向了“男女”，正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书里的文章既不动声色，娴雅从容，又冷隽幽默、入木三分，     

《史记》与政书体

本文认为政书体是指专门记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沿革变迁的一种史书体裁。该体裁创自唐代学者刘秩的《政典》,后有《通典》、《文献通考》等。政书体起源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而书志创自《史记》中的八书。故可以说是《史记》中的八书开辟了政书体的先河。     

论王国维的“无我之境”

“境界说”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美学思想的核心。所谓“境界”是指作家把个人的情感、意趣和创造力融入描写对象之中而形成的情景交融、物我统一的艺术世界。王国维不仅把境界立为诗词之本,而且在分析境界时还把它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人间词话》,下引此书皆不另注)。     

周易的来源

研究《周易》,自古称难。这部书从书名到内容,历来众说纷纭。《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载:“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又于“术数略”载:“周易三十八卷”。许多人认为《周易》的“周”是指周人,然而,郑康成早即以为:“《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也。”研究《易经》的著作,《系辞传》可称为早,其亦谈到《易》之为书也“难知”。求象者,易无达象;论德者,附会儒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传说,是古人难于《易》的绝顶之论。“则所谓《易》者,果何如哉?!”古代研究者如此叹难。除了《周易》本身之难解和文献资料不足以外,主要是没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     

从《书》、《诗》的天命论看古代中国的正统观

所谓正统观,在古代中国,指的是关于天下最高统治权之合法性的观念。“正统”(关于“正统”一词的含义,可参见拙作《五德终始说与历史正统观》,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一词出现较晚,大概是在汉代,但关于天下最高统治权之合法性的思想,据可信的资料,则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书》、《诗》中的天命思想是其代表。一研读今文《尚书》,可以看到,在商代,就有王朝合法性的意识形态,那就是最高统治的合法性可以溯源于天和天命的思想。《盘庚》三篇是关于商朝迁殷过程中商王盘庚对部众的几次训话,以文告的形式保存…     

视野宏阔 体实达旨——评张新科教授的新著《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

汉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发展阶段,其中蕴涵了中国多种文学体式的萌芽,所谓“文章各体,至东汉而大备。”(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宏丽的两汉辞赋、朴实的汉代诗歌及史传文学的空前发展,奠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根柢。汉代文学的繁荣由文体形式到文学作品的内     

谈《史通》的整体构思

《史通》一书是刘知几对古代史学的系统反思,研究他撰写《史通》的治史宗旨和整体把握,对深入探讨刘知几的史学思想有重要意义。“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刘知几完成了《史通》一书的写作。是年仲春之月,他为该书作序,回顾他自武后长安二年(公元702年)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以来的史官生涯和撰写《史通》的经过,说道:     

亚里士多德的■υσ■α与韩非的“理”的比较研究

■υσ■α是古希腊词，是系动词的现在分词/动名词形式，亚里士多德用它来指称事物的本质。在《范畴篇》中，它被分解为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第一实体是主谓句(系表句)的主词，第二实体是宾词。第一实体指一个具体物，第二实体又被分解为表示属性的种概念和属概念，于是，“种概念加属差”就成了确定事物本质的一种方法。在《自然篇》(旧译《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又引入了“质料”概念，并用“形式”和“缺失”的对立来说明形式如何借质料而成就现实之物的本质。他还用“四因”说明事物变化即从潜在状态变成现实之物的原因。由此，回应并弥补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以某种物质作为事物本原、巴门尼德主张事物本质不变，以及柏拉图以范形为事物本原的诸多观点中的偏蔽。“理”是战国中后期广泛使用的带有理论性的概念，韩非用理来说明具体事物的本质。他的重要贡献在于用稽来说明道和理的内在联系。稽有合、当之义，但它不是一般的合、当。它有停留、形式、考查、计算等理性化的含义，与法家的法制建设的价值取向颇为一致。韩非宣称，道整合所有的理，所有的理都集合于道。按逻辑，所谓合，从相反的方面看，就是分。韩非的意思是说，万物皆有道，这是万物相同...     

韩非术论述评

韩非所谓的术,一般说来,并非泛指君主的统治术。因为法治和势治也都是一种统治术,如果术泛指统治术,那就应该包括法治和势治在内,但在韩非那里,法、术、势三者既是统一的,又是对立的,术的概念并不包括法洽和势治。关于术的内涵,韩非说: 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 (《难三》)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 执也。(《定法》)可见,术是特指君主驾驭群臣的统治术。这种统治术要求君主暗中综合研究各方面的情况,对照群臣的职分和诺言,检查群臣活动的效能和事实真象…     

鲁迅是怎样解剖社会和批评社会的——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

鲁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为改革社会,他毕生作了不倦的探索、思考和奋斗。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对于造成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的旧的社会制度,他始终不渝地予以揭露、剖析,“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尤其是他写的自称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两地书·一七》)的杂文,更是掷向旧社会的匕首和投枪。瞿秋白同志说得好:“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