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文人徐居正的"归去来"情结

朝鲜朝文人徐居正怀有非常浓厚的"归去来"情结,他将陶渊明作为人生与官场的指向标,希望在建立功勋后急流勇退,辞职回归家乡广津隐居.但是,这与以往文人官场不得志辞官归隐情况截然不同,徐居正一生深受朝鲜王朝五任国王宠信并一直担任重要官职,多次乞退未果后,身在官场的徐居正只能违背自己官场原则作诗文以"归去来"意象表达他不贪恋官场、脱离樊笼、超越世俗、追求高远的高峻人格.     

官场小说叙事问题透析

社会伦理秩序赋予每位小说家的伦理意识必定会影响到他的叙事,因此,小说叙事中必然蕴含着一定的伦理维度。近年,官场小说日趋繁荣,这体现了知识分子批判官场现实、呼唤民主清廉政治的伦理诉求,但应该警惕官场小说中过于精细与执著的权术描写、有意无意流露的官场宿命意识、符号化等叙事倾向,这可能会使官场小说滑入偏狭的叙事胡同。     

日常生活现场的指认、体认和确认——论王跃文官场小说的创作风格

王跃文的官场小说创作回到日常生活现场,通过对官场日常生活的检视和重排,指认了官场亚文化、潜规则等官场＂不成文规矩＂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绑架;体认了处在日常生活中的官场人物的生存状态和灵魂处境;进而确认了官场中人生存的悖论和困境,构筑出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官场日常生活的审美形式。这使王跃文的官场小说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众多官场小说中艺术风格较为独特的一种美学存在。     

林则徐廉洁思想初探

林则徐（1785－185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和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一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场上度过的，在漫长的官场生活中，林则徐是一位廉洁的封建官员。他的廉洁思想和作风，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欲刚则无在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场上，林则徐无论是在整顿河工、兴修水利、救灾放赈；还是在查禁鸦片、改革财政、开发资源等等方面，不仅表现了他的施政才干，使他所主持政务的地方，经济生活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而且还表现他的廉洁思想——有欲刚则无，从而被当地人民群众称为“好官员”、“林青…     

李贽的丧葬观与孝道论——两次丁忧的冲击与刺激

李贽在二十多年的官场生涯中,因父亲和祖父去世而两次去官返乡的丁忧守制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其仕宦蹉跎、子女多夭等种种厄运的重要诱因。现实的遭遇,使他对礼制的合理性表示质疑,进而对孝道加以理论思考,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丧葬观和孝道论,这也是他反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陶渊明田园诗创作的参照维度

陶渊明诗歌总体风格静穆清雅,其诗歌是从官场世界、政治视野、世俗世界的维度对比、参照而营造出的理性的诗性价值世界。作为田园诗人的宗师,他一一关闭了通往官场、政治与世俗的大门,让自己的诗歌臻至飘逸空灵之化境。     

简议陶渊明的田园情结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与田园有着特殊的关系：入仕前性好田园，出仕时心系田园，弃官后回归田园，晚年终死田里。总之，他的一生由田园而误入官场，又从官场而返回田园，在回归自然、躬耕田园、找到归宿，实现人生的真正价值，达到人格的升华与诗品的精醇。这在我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然而，对于陶渊明的回归自然躬耕田园之举，当今的学者却有截然不同的观点：     

官场理想主义者的沉浮与蜕变——当代文学中的“林震”及其精神兄弟们

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林震为发端,当代文学形成了一个官场理想主义者形象谱系.一类继承了林震的斗争性,为斗争型官场理想主义者;另一类继承了林震的成长性,为成长型官场理想主义者.文章梳理了当代文学中的这两类官场理想主义者形象,也探讨了官场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关系.     

论东坡的宦情词

<正> 苏东坡空前地扩大了词作的视野,举凡怀古、悼亡、田园等题材均可摄入笔底,这已有不少论著评述。但对其宦情词,尚未见有文章论及,本文试就东坡的此类作品进行探讨。一所谓宦情词,顾名思义,是指描写仕宦生活的词篇。从广义上说,东坡的全部词作都可以作如是观,因为他一生并未离开官场,作为最能体现其幽隐情思的抒情词体,展现了他仕宦生活的各个侧面。而这里,笔者是从狭义上来说的,即他直接描写自己或者友人的官场生活,从中表达了仕宦情绪的某些词篇。     

身怀利器：官场潜规则&#183;淘汰清官之一

张居正大概是明朝最能干的大臣了。他深知官场上的种种弊端和权谋,圆熟地游刃其间,居然凭一己之力完成了明朝的中兴大业。如此高明的先生讲述大官怕小吏的官场故事,必定大有深意,不可不听。     

买卖：西门庆的灵魂

作为一个好色的男人和一个不安分的商人,西门庆的生活离不开女色和官权,他的灵魂也在与女性和官权的交往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西门庆婚外与任何一个异性的性交往都是一次“成功”的买卖,与官权的任何一次来往都是一笔肮脏的交易。在“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的传统中国,张扬着一种全方位的交换意识和买卖精神。这是西门庆与传统中国人最大的不同,是西门庆对中国文化传统最大的挑战和反叛。     

论白玉堂形象的悲剧色彩

《三侠五义》中的白玉堂与以往完美的侠士形象颇为不同。除了拥有侠士行侠仗义的共性,他还具有知识分子的孤芳自赏,同时他的身上还有争强斗狠的一面。白玉堂亦侠亦盗的矛盾身份对于他涉足官场是不利的。然而期望建功立业和报答知遇之恩的思想在白玉堂脑中扎根。他用生命诠释了侠士行走于江湖、朝廷两条道路的不可能性。性格上的缺陷、盗贼身份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共同造成了白玉堂人生的悲剧。     

论苏轼的“归隐情结”及其文化心态

苏轼的“归隐情结”,不仅根基于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而且往往以政治失意为媒介,导源于身心相离的倦客心理。剖析苏轼“归心”与“壮心”、“忧心”、“倦心”动态交织的心路历程,对于探究宋代士大夫文人的文化心态具有重要意义。     

精心刻镂自铸新词 --许筠《思旧赋》意旨探微

许筠(1569—1618),李朝中期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他的《思旧赋》模拟向秀原题作品,情感基调、表现手法、艺术风格基本相同,然而两赋意旨迥异。许赋直抒胸中愤懑之情,表达了由仕而隐,与统治者彻底决裂的人生态度,实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     

好官主义与官场文学的写作常识——兼论肖仁福的官场小说写作

肖仁福的官场小说与其它官场小说创作存在较大的差异,返回官场生活现场、表现生活的真实细节和祛除先入为主的创作理念等因素促进了肖仁福小说中好官主义的产生。肖仁福小说中好官主义的出现,反映出作家对于官场小说创作中诸多问题的反思。     

梁启超"善变"原因新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他不仅以著述众多而闻名,更以善于变化而著称.后人研究梁启超"善变"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即"善变"的原因,"善变"中的不变因素,"善变"的评价.而"善变"原因也是当代学者研究的重点,在这个方面,学者主要是从他的性格特征和当时社会的客观情况来论述其"善变"之因,忽视了梁启超作为一个传统的士大夫、近代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对他的善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传统士大夫的自省意识是其善变的主观原因,自信心是其善变的精神保障,强烈责任意识是其善变的精神动力,对"势"的对抗是梁启超"善变"的客观原因.     

宋词中的佛因禅缘

宋代帝王大都推崇佛教,因此士大夫文人也习佛成风;而佛教(主要是南禅宗)的世俗化转向及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更为宋代士大夫文人在佛禅义理的沉潜中获得精神的超越大开了方便之门。佛教对宋代文学的影响至深至广,特别是在诗歌和散文领域。相对而言,宋词受佛教的影响较小,但词是有宋"一代文学"的标志性"产品",虽然"词为艳科",专主情致,侑酒佐欢、遣兴娱宾是其主要功能,然而填词既然是当时士大夫文人文学活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就不免渗透着他们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也就不难从中看到或感受到词人与佛禅的不解因缘。     

文学视域中的美国南方"二等公民"——以福克纳的创作为例

从内战结束获得自由开始,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黑人的权益在南方社会遭到多方面的限制和剥夺。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小说形象地反映了这个问题。他从法定权益、政治生活、经济活动等方面表现黑人的"二等公民"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二等公民"意识。福克纳的创作表达了他对黑人群体的同情,批判了种族主义文化,但也反映出他在种族问题上的某些局限性。     

古今之争中的史学家自我救赎——从黄仁宇命运谈起

作为史学家,黄仁宇身份复杂、经历坎坷、思想富有原创性.他的历史著述中充满“申辩”意识,这不仅可以视为是为其本人的生存与荣耀,而且可以看做是为古老中华文明的生存与荣誉申辩.然而他的思与行又充满悖论:一方面深切感受到欧美的强大,大声疾呼中国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却经常与“现代理性文化”格格不入.从黄仁宇这样的典例出发,有助于探讨现代华人史学家在“古与今”和“中与西”的张力之间的紧张思考与探索.     

“学”何以能“乐”——《论语》“学而时习”章解义

《论语·学而》首章三句话,有着内在的意义关联。“有明而乐”、“人不知不愠”,讲的是人的生活和德性修养之事。学所以能“乐”,乃在于这“学”是表现整体生命的“学”,而不单纯以知识技艺为内容。孔子并不否定知识技艺,他对知识技艺的态度,可以用“游于艺”一语来概括。生命要由“道(德、仁)”为人的分化了的现实存有奠基,并起到整合的作用。人通过道德修养的路,才能达到存在的真实。“学”,保持在它的生命整体的意义中,才能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