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哺而熙，鼓腹而游”——论《庄子》中“游”之精神指向

“游”是贯穿《庄子》一书的关键字眼，亦凸显了庄子理想人格的精神内涵。庄子以对人生的探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游”的人生状态予以体味，“游”彰显了“无待”、“无为”的主体自由精神和生存状态。以“游”之人生为枢纽，辐射至哲学、艺术、政治等层面；以“采真之游”为核心，指涉“天游”、“心游”和“无为而游”等多重人生处境，呈现出“游”的多重精神指向，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游于艺”看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给其弟子指定的教材是“六艺”，他的教育方法则是“游于艺”。从孔子一生的实践来看，“游”消磨了他“而立”后的十四年时间，也是其一生最辉煌的时间。“游”本身不仅是孔子一生中的重要社会活动，更重要的是，他给后来的教育留下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从庄子之“游”到道教“游仙”的审美意蕴

“游”贯穿于《庄子》。“游”的过程是体道的过程,亦是审美的过程。道教心目中的至大至美的精神境界,可以通过“游”来获得。“游”之游,是指进入“游”的审美状态;“游”之观,是指审美途径;“游”之化,是指审美境界和归属。而极具道教色彩的“游”之仙,是在“游”之化的基础上,人为突破形体在“游”中的局限所做的一种努力,从而使人达到在心灵和形体上的真正的逍遥“游”,使道教意义上的“游”,具备了审美与宗教的两重意义。     

一生多半在车船--李笠翁“苦游”四海

李笠翁一生不断搬家和出游，自谓“一生多半在车船”，当是实录。单说长游，就有五次：最早的一次是康熙三四年间游粤；紧接着是康熙五至七年游京师连着游晋秦；回金陵住了一年多后，于康熙九年游闽；又隔一年，游楚；最后是康熙十二至十三年第二次游京师。此外，笠翁还在68岁高龄时，于贫病交加之中作了一次湖州之游。在别人，外出大都是“乐”游；而在笠翁，则是“苦”游。在别人，是衣食无忧，到外面长见识，增阅历，或观赏大自然的美景；而在笠翁，则是去“就食”，即像牧民“逐水草而居”找饭吃。别人是“吃饱了饭”去游玩“消食”；而笠翁却是“饿着肚子”出游“找食”，自谓“为饥驱而走四方”。当然，“苦”中有乐，“饥驱四方，遍历名胜”；同时也有收获———除“化缘”得“食”之外，还收获了诗文，也收获了友谊。但是，笠翁出游，“苦”是主打，“乐”是陪衬；“苦”是正业，“乐”是副产品。     

论《庄子·逍遥游》之“游”

庄子认为“游”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有条件的,有所限制的“游”,这种“游”指的就是现实中一切事物的活动状态;另一层是无条件的,无所限制的“游”,这种“游”指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神状态。庄子认为那种无所待的,突破一切条件限制的“游”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自由。不过,庄子并没有发现在这里有所待和无所待产生了矛盾,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身心关系问题。我们可以“心游万仞”,而我们的身却不可以“云游四海”。庄子所追求无所待的自由只是一种对纯粹经验的体验,它来自我们对无限的向往和皈依。     

论庄子之游

学界历来对庄子之游歧义纷争,聚讼不已,而庄子之游关联着庄子对生存世界的总体看法,对其准确理解事关重大。要全面、准确、细腻地把握庄子之游,就有必要对庄子“游”的基本义、“游”的幅度及其最向往的“游”逐一辨析,还庄子之“游”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庄子的游主要是出于对世界秩序的怀疑,是一种精神性的游,其内涵的多变表明了庄子自身的矛盾,其自身的开放性则为后世文人从其身上发展和衍生出各种游的模式提供了可能。     

王士性与徐霞客“游道”之比较研究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开风气之先的朝代,在实学思想影响下,王士性和徐霞客凭“游”成就了他们的人生理想,发现他们都把“游”作为修身养性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在游的条件、游的价值取向及游的本质等方面有差异性。两人的“游道”对今人的启示是:发掘”游”的修身养性之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解除现代旅游业的消费主义之殇,重视旅游的伦理本质。     

“游”与庄子诗学的主体精神

文章把“游”作为阐释庄子诗学精神的突破口，考察分析了《庄子》中“游”四个层次的意义以及“游”对主体三个方面的规定，从而指出，“游”这一范畴充分体现了庄子诗学对主体精神的崇拜和追求。庄子诗学的主体精神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以及创作实践都有深远的影响。     

庄子之"游"论

“游”是庄子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在总体意义上表现为:人欲从不理想的世况之居中疏离出来、解脱出来,游是达到个体的自由境界的一种生命生存方式。庄子在切身的世境遭遇中,亦是以“游”处世,以载道之“游”实现人生的逍遥。因此,不论以怎样方式实现“游”的境界,都应“乘物以游心”,实现人的达生至乐的终极目标。     

如果《笑傲江湖》是琼瑶写的

“冲哥，你看，那边有一个小镇，看来还很热闹。我们可否过去一游？”“盈盈，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不要说是游这个小镇，纵使是去游大江大河，就算是让我穿越那遥远的喜玛拉雅山走过那漫无边际的大漠，我又怎么可能说出半个不字。     

魏晋南北朝“胡床”意蕴初探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民族融和的历史时代,各民族之间的交流空前繁荣和深入,一个重要的体现是胡床的流行。胡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行折射出来的是士人追求独立人格的文化意蕴。它的这种文化意蕴来自使用者本身。胡床本有的使用价值和使用者赋予它的文化精神价值使它具有了其他物品不具有的价值观。伴随着使用者社会地位的衰落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它。士人赋予它的文化精神价值渐渐褪去。尽管胡床的流行对促进中原汉人的踞坐方式以及相关的礼制起到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踞坐胡床仍旧是“无礼”的表现,胡床并没有完全取代中原人民原有的床、榻等生活用品。     

论延安文艺的基本特征

学术界对延安文艺的基本特征问题，有着不同的认识和概括。历史地、全面地、认真地对延安文艺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它有鲜明的时代性、广泛的群众性、题材形式的多样性和宽广的开放性等四个显著特征。     

中国“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探析

目前,我国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其特征主要有：多是偶然事件引起,突发性强;一般发生在官与民和利益集团之间;演变为“直接利益冲突”的危险性高;有泛化的发展趋向。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思想心理上的,也有社会现实的因素,但更多的源于社会现实。政府应通过倡导和谐理念,提高公信力,拓宽民意表达渠道等,来化解这类矛盾,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解读林语堂的“幽默”

林语堂是第一个将英语中的Humor译成中文“幽默”的人,他是中国幽默文学的倡导者,他也是沟通中西方幽默观念的桥梁之一。“幽默”是林语堂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幽默观在林语堂的艺术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本文分三章解读林语堂的“幽默”。第一章论述了林语堂幽默观的内涵：自由独立的思想,宽容超脱的胸怀,闲适自然的情愫。第二章论述了其幽默作为一种文学实践。第三章论述其幽默作为一种人生姿态。结语部分简要总结了林语堂幽默观的意义,林语堂的幽默达到了艺术境界、学术境界和人生境界的统一。     

土族史诗《福羊之歌》浅析

流传于土族和藏族地区的《福羊之歌》,是一部对羊的颂扬之歌。故事曲折,比喻生动,想象奇特,形象地展示了高原民族的生活和信仰习俗。羊之所以被赋予不同寻常的来历,是高原人出于对羊的一种特有的生命情怀。     

未生效合同辨析

未生效合同是合同效力缓和的重要制度，但中国合同法上未生效合同的性质、范围、责任性质和形式等均未明确，理论和实践中的认识也存在分歧。未生效合同的范围应当包括所附生效期限未届至的合同和所附生效条件未满足的合同。未生效是合同的阶段性描述而不是独立的效力形态，合同的最终效力仍应得到确认。合同未生效的责任是缔约过失责任。在附选择行为条件生效合同的效力责任形式中应引入相反推定，允许相对人选择合同效力。在附义务行为条件生效合同的效力责任中应引入强制履行、代替履行。     

王权膨胀与道教衰落——雍正与道教关系论析

清代王权极度膨胀，成为道教衰落的根本性因素之一。雍正视道教的神仙说为虚幻，仅利用道教的“教化”、“治病”等功能，将道教工具化，从而决定了道教衰落的命运。在平息佛道之争的过程中。雍正将道教归入佛教。最后，道教被排挤出“大传统”，遭到“小传统”中众多民间宗教的分解和吸收。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诗歌艺术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是二十世纪英国诗坛上一位具有浓郁现代特色的杰出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如同他的小说创作成就一样伟大。返朴归真,摈弃矫揉造作的格律,返回质朴清新的形式和自然率真的语汇是劳伦斯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色。他使用日常自然口语的词汇、句法和节奏写诗,诗行却具有日常口语所没有的那种音乐感和抒情性。他以社会批判和心理学探索相结合的方式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自然和人性以及对人的价值的摧残。探索和研究了D.H.劳伦斯的诗歌创作风格,并通过几首作品的具体分析论证了劳伦斯的诗歌艺术具有品质率真、意象鲜明、感悟深邃的特点,该特点确保了劳伦斯诗作在现代诗歌史上的一席之位。     

论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创作力量构成

在清代词史上,蜀中本是薄弱地带。漫漫二百年,仅清初先著、清中叶李调元稍有名而已。清末民初,蜀中词人群体异军突起,大放光彩。本文以朱德宝、赵熙、冯江、李穆宣、林思进、周岸登等为例进行个案剖析,意在凸显各词家特点的同时,展现这一时期巴蜀词坛的整体风貌。其中特别指出赵熙面对忧患时世,其所谓＂不知而作＂、＂自鸣其秋＂首先是不能已于言,其次在艺术宗法上也必然不束缚于某家某派,而是自求情性之适,从而蔚然为西川词宗。林思进感时伤乱,词集中的田园题材不仅多,且佳作琳琅,足为辛稼轩、陈迦陵、陆震、郑燮以来的＂田园农事词史＂生色。而周岸登氏虽不免晦涩好奇之病,其才也有难副心志处,然而笃力为词,敢拈大题目,风格也力求变化不拘囿,百年蜀中,其位置当居香宋词人之次席。他们构成了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主要创作阵容。     

金代贞懿皇后出家原因新议

贞懿皇后出家是金代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关于贞懿皇后出家的原因，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受女真人接续婚的传统所迫。实际上，金代相关史料中关于接续婚的记载需加详细辨析方可使用，金代中期接续婚已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而贞懿皇后本人也不大可能面临接续婚的窘境。贞懿皇后出家的真实原因应当是佛教信仰、社会现实、个人际遇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