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讯问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知情权的完善

侦查讯问程序中的犯罪嫌疑人知情权是实现犯罪嫌疑人基本诉讼权利、维护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重要保证.知情权的实现与权利告知制度密切相关,要完善侦查程序中的犯罪嫌疑人知情权,就必须科学构建权利告知制度.     

论侦查告知程序与人权保障

在刑事诉讼侦查阶段为有效防御侦查机关的强力 ,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一定的诉讼权利 ,这无疑是国家对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体现。然而 ,法律只确立诉讼权利而未确立诉讼权利的告知程序 ,使权利主体对权利内容的认知产生障碍 ,极易使诉讼权利的实现落空 ,不能达到对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立法初衷与目的。本文从确立侦查讯问告知程序角度进行探讨 ,以实现真正对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之目的     

应赋予检察机关完整的职务犯罪技术性侦查权

检察机关是法定的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应当享有与其职能相适应的侦查手段,但我国法律并没有针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特殊性规定相应的完整的技术性侦查权,使得职务犯罪侦查步履维艰。由于技术性侦查措施事关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一旦适用不当极易导致犯罪嫌疑人权利遭受不当侵害,因此,在赋予检察机关技术性侦查措施的同时,必须考虑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即做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     

我国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我国侦查程序中存在着犯罪嫌疑人权利赋予不充分、律师介入权利受到限制以及侦查监督不完善等情况.未来<刑事诉讼法>应彻底转变诉讼观念,引入中立性因素,建立司法审查机制,并通过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完善其控告、申诉权和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讯问在场权、单独会见权等具体措施来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     

侦查程序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辩护权思考

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是指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首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时起,有权针对侦查机关的指控进行申诉、辩解,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由于我国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地位模糊不清,因而犯罪嫌疑人进行自行辩护以及获得律师辩护困难重重,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改变侦查模式,废除"如实回答"义务,使犯罪嫌疑人享有辩护权、知意权,并明确律师的辩护人地位,界定其"会见权",确立其在场权,并赋予其取证权。     

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问题探析

侦查讯问是刑事诉讼中一项由公权力主导的侦查措施,它具有潜在地损害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的可能性.要加强立法改革,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并做好法律解释;建立侦查讯问程序,加大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护力度;转变观念并强化侦查讯问中的人权保障意识.     

对我国侦查程序的反思及重构

如何规范与控制侦查权 ,从而建立更合理、科学的侦查程序 ,是当前法学界广泛探讨的热点。根据西方各国侦查程序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反思我国侦查程序存在的制度缺陷 ,建议重构我国的侦查程序 ,即 :改革现行刑事司法体制 ,确立司法权的权威地位与中立形象 ,加强司法对侦查的审查与控制 ,改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地位 ,实行检、警一体化格局 ;确立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 ,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更多的诉讼权利 ;在刑事诉讼立法中 ,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实行拘留、逮捕与羁押分离制度 ,并使羁押的场所脱离侦控机构的直接控制     

侦查阶段控辩平等之思考

控辩平等是刑诉法治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理念,相比审判阶段由控辩双方提出证据平等对抗以体现控辩平等而言,对证据的取得和掌握的重要阶段,侦查阶段的控辩平等尤为重要。但我国目前由于侦查权力过大,犯罪嫌疑人权利受限制较多,在控辩关系上体现出＂一边倒＂的特点。因此应当对侦查机关的权力进行合理规制,赋予犯罪嫌疑人更多的诉讼权利,从而缩小二者之间的差距,以达到侦查阶段实现控辩平等的要求。     

诉讼职能区分原理与“如实陈述义务”——探析沉默权合理性的另一思路

沉默权作为一项完整的权利为侦查阶段的犯罪嫌疑人和审判阶段的被告人所共同享有。但是，目前在国内无论是学者还是实务工作者都很少有人从审判角度来考察沉默权问题，而仅仅局限在侦查阶段。本文主要运用诉讼职能区分原理来论证在审判阶段中要求被告人承担“如实陈述义务”的不合理性。     

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制度探析

我国刑事诉讼立法所确立的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制度 ,以及时查明犯罪事实为其基本价值取向 ,以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义务为本位 ,旨在加强侦查能力 ,同时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但是由于在配套制度设置上的缺陷 ,往往造成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忽视和侵害。为此 ,有必要从衡平侦查能力和辩护能力的角度 ,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