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君臣关系性格的演化

秦末山东地区的起事表明,将民间“私性”的伦理关系彻底排斥净尽的官僚制度,极高明但不中庸,根本不可行。汉朝统治者有鉴于秦朝速亡的教训,遂“通古今之变”,既在整体上沿袭秦帝国的总体政治规模,又吸取周代宗法政治的遗意,在政治实践中尽量将帝国官僚制度的“抽象性”“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民间大量具体的“私性”关系融为一体,较好地处理了帝国时代的政治难题,保证了帝国的统一和施政的效率。     

秦汉时期的“五口之家”述略

根据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分析,习惯上将战国秦汉时期的个体小农家庭称为“五口之家”是可信的。这种家庭结构大部分是夫妻子女型,即社会学上所说的核心家庭。三世以上同居的大家庭虽然受到统治者的提倡,但数量极少。个体小农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位,由于封建国家的残酷剥削和天灾、战争等原因,个体小农家庭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由于个体小农家庭的存在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个体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所以,它一直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中     

秦汉时期的司法职务犯罪

秦汉时期,最高统治者已开始用法律形式规范司法官吏的职务行为,对他们在司法活动中的渎职或枉法等职务犯罪行为加以严厉惩治。本文试图分析当时司法职务犯罪的主要类型,及其相应的制裁,同时进一步分析对唐律的影响,从而展现秦、汉、唐律的一脉相承的关系。     

秦汉时期法家的命运

法家学说经历战国时期数次政治试验 ,在秦国获得成功。秦王朝统治时期 ,法家理论得以全面实践。秦的短促覆亡 ,使得政界和学界都特别看重法家学说的负面影响。然而从出土文献资料看 ,在汉初标榜黄老“无为”政治的另一面 ,又体现出对秦代法制的继承。汉武帝时代儒学地位空前上升 ,但是法家理论依然发挥着一定的影响。汉宣帝所谓“本以霸王道杂之” ,就反映了这样的影响。东汉末年 ,法家学说的文化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又得以重新上升。     

秦汉时期的乡里管理体制

秦汉时期的乡里管理体制,包括乡里“自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治安管理体制三个层面,三者一体,相辅相成,有效地构筑了国家在乡里统治的基础。在都市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秦汉时期,乡里的政治意义并不亚于都市,乡里管理在国家政权统治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义利观影响下的朋友关系——以秦汉时期为例

古往今来,朋友关系都是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因此对朋友关系的研究就显得极为重要。朋友交往的动机不尽相同,有以利益相交的,有以志趣相投的,有以在学业上相互砥砺切磋的……。正因如此,在人际史往过程中,影响朋友关系的因素有很多,且十分复杂。本文拟探讨秦汉时期义与利影响下的朋友关系。     

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

内容提要 秦汉时期,社会福利受到执政者重视。除了帝王诏令中多见强调优遇“鳏寡孤独、穷困之人”等词句之外,有关社会福利的立法和执法的历史记录,也说明随着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健全和政治思想的成熟,政府行政内容中已经将关于杜会福利的政策置于比较显著的地位。对于秦汉时期社会福利法规的分析,不仅有益于深化对秦汉政治和秦汉社会的认识,也有益于中国社会福利史的总结。     

秦汉时期的婚姻家庭

秦汉时期的婚姻家庭,不仅揭示了当时社会基层组织的框架和风貌,而且基本上奠定了封建社会组织的模式。秦代的婚姻家庭具有明显的过渡痕迹,即由奴隶制宗法家族向封建宗法家族的过渡。秦和两汉的婚姻家庭,就其类型来说,有很大的区别;就其约束婚姻家庭的法令来说,秦比汉要完备得多。     

秦汉时期的环渤海地区文化

秦汉时期文献中 ,常见“燕”、“齐”连称之例。当时燕、齐濒临渤海的地方具有共同的区域文化风格。燕、齐环渤海地区作为方术文化重要的发源地 ,所盛行的神仙迷信曾经使秦皇汉武倾心。他们“并海”巡行等政治实践所透露出的海恋情结 ,也反映了对燕、齐文化的特殊重视。秦汉时期出身环渤海地区的人物有相当活跃的历史表演 ,东汉以后辽东、辽西人物影响历史进程的现象尤为引人注目。     

秦汉时期巴人的分布与迁徙

秦汉时期巴人形成以巴郡、南郡、武陵郡以及邻近的汉中郡、犍为郡、广汉郡为集中的聚居区,同时又因外出为官、军事征调、叛乱外迁等原因,在巴地以外的区域形成分散的居住区,形成巴地巴人集中分布、其他地区零星分布的大体格局。从时间尺度上看,秦代巴人主要分布于巴地,汉代才逐渐形成巴人集中分布与外地零星分布的格局,这种格局的形成是与朝廷加强对巴地控制的总体思路密不可分的。     

信仰与意志:秦汉以前的"自杀"——以《史记》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秦汉以前的自杀观念与现代社会不同.通过分析<史记>等文献中记载的自杀现象,可以发现古人更多地将自杀视为一种社会精神现象和文化行为,而不是将其视为一种反常的病理现象.了解古人的自杀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人的精神世界,并且有助于人们反观自己时代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状况.     

秦汉逮捕制度考

速辅是司法过程中相关执行人员暂时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它往往是刑事审判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和保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利用相关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对秦汉时期的逮捕制度及相关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并通过文献中记栽的大量刑事案件复原了秦汉时期的逮捕制度,包括逮捕的方式与程序诸问题.秦汉时期,逮捕制度中存在着身份与地位的差别.逮捕不同的犯罪人员在原则、程序、方式上存在着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特权阶层、低级官员、普通民众、逃亡犯的逮捕程序与方式诸问题予以分析和阐述.     

秦汉时期饮食经营策略

秦汉时期饮食业经营范围不断扩大,饮食商业种类较之前不断增加,这都与当时饮食经营者所采取的营销策略密切相关。贱买贵卖、薄利多销、注重商品质量等经营理念,自有品牌、美女当垆与其他形式的广告宣传,预测行情看准时机,吸取以往失败的经验等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经营策略。考察秦汉时期饮食业经营策略,不仅可以了解彼时的经济面貌、经营者的心理及其所具备的思想基础和民风民俗等,而且对我们当下的经营者也有很多启示。     

秦汉时代东夷之道德生活

东夷在秦汉时代主要指夫余、挹娄、朝鲜、高句骊、沃沮、濊、三韩等部族或政权.就道德生活而言,虽然多数国家或部族内部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公正规范,但在民族或其政权之间却普遍存在着不公正,远未产生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的道德共识.另外,还普遍存在着婚前性自由的性爱道德权利以及崇尚勇敢、强劲的道德价值趋向.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水平、受外来影响等因素的不同,道德生活也各有其特色.     

秦汉时期的"太上皇"

"太上皇"称谓体现了帝制时代最高权力集团中特殊的亲族关系,其最初发生与"皇帝"同时."太上皇"和"皇帝"之间的帝位传递与帝权继承,历史上有过复杂的情形.以称"太上皇"为标志的最高执政者生前的权力转让虽然在秦汉时期没有直接发生,但先秦时期类似的历史记忆以及汉代皇帝向异姓出让国家管理权力的情形,很可能于深层的潜意识影响着帝王晚年的心态.另外,兴起于社会下层的武装暴动集团以反政府为旗帜,却并不否定皇权.所谓"妖贼"自称"太上皇帝"的史例,也值得政治史研究者、文化史研究者以及社会思想史研究者予以关注.     

秦汉林业职官考述

秦汉时期的林业并非由专门的林业机构管理,而是由不同部门的职官兼理。根据性质的不同,与其相应的林业职官分为管理山林川泽、苑囿、林木种植和木材利用四类。秦至西汉,山林川泽管理权由中央设"少府"与"木官"管理,其所出物产归于皇室及诸侯王。至东汉,山林川泽的管理权及物产改由地方政府负责;秦汉苑囿先后由少府及水衡都尉掌管,其下设有"苑丞"及"禁圃"等兼管苑中林木事务;当时的林木种植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宫室、陵寝内的树木则由"将作大匠"主管;此外,秦汉时所设的"将作大匠""司空"以及中央与地方所辖的各类工官主要管理林木的开采与利用。     

论秦汉至明清时期的西部政策

中国西部以纵深广袤、民族构成复杂多变而成　为历代封建王朝制定边疆政策的重点，因此从秦汉至明清，无不从政权设置、笼络上层和发　展生产诸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考虑，经过两千年漫长的经历之后，西部与中原的关系更加密　切，封建王朝也从中总结出一套较为成功的西部政策。     

秦汉邺城钩沉

自齐桓公筑邺,邺址未变,其地即今古邺三台遗址。秦汉时期,邺在地理上对于历史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秦军据此攻赵,汉高于此置魏郡,东汉灵帝时为冀州治,曹操于此建魏都,邺成为北方中心城市。袁绍初治州城,讲究规整,奠定了邺内城外郭的基本格局。曹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形成了主要建筑沿中轴线左右对称、街区呈棋盘状的邺城城制。     

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与巩固的重要阶段。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也呈现出崭新的特色,体现了独特的时代精神。概括地说,这种时代精神表现为:“大一统”理念作为秦汉文化的灵魂,贯穿于当时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整个过程,确立了秦汉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阴阳五行思想作为秦汉文化的哲学基础,起着联系、沟通秦汉文化方方面面精神纽带的重要作用;而学术上的兼容博采、融会贯通,则成为秦汉文化得以顺利发展并创造辉煌成就的不竭动因及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