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死犹闻侠骨香解读 史记游侠列传中的郭解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塑造的布衣之侠郭解,堪称游侠典范.他一生任侠,身上独特的侠义人格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形成了一种特别的道德标准和人生追求.这种侠义人格让以郭解为代表的游侠之士在乱世中能坚持自己的"侠"之道义,值得后世颂扬.     

“正史”宦者列传的宦官意识略论

司马迁所创立的《佞幸列传》含佞臣、外戚、宦官三者,后代正史在此基础上有合有分,但总的体例类分原则仍循迁制。史臣多从儒家伦理和以史为鉴的理念评定宦官的所作所为,总的倾向是负面的,但也受宦者本身的历史形象和史家所处情势而有所演变,并非一概贬抑。     

李贤《后汉书注》中的语法分析

《后汉书注》中的语法分析内容有:词序调整和句读层次、复合词结构、句法结构关系、句法语义关系、词的句法功能义、句型句式、修辞分析等;反映了唐人的语法分析成就,为中国古代语法学的一宗重要材料。     

《史记》与西汉前期游侠

《史记》与西汉前期游侠韩云波关键词史记，西汉，游侠，司马迁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Ｋ２０４．２游侠虽然产生于先秦，却在汉代达到极盛。《史记）｝是第一部大量地、系统地记载游侠的历史文献，司马迁则是第一个满怀激情对游侠进行全面描述的人，由他所奠定的游侠文...     

论游侠传统与曹植游侠精神气质的形成

游侠在历史上曾经兴盛一时,但随着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建立、稳固社会秩序的形成,游侠之风渐趋衰微。到汉末建安时期,曹植由于社会环境和自身性情等因素的影响,仰慕游侠,形成了极浓的游侠精神气质。在侠文化渐趋衰落的时候,曹植以自己的咏侠诗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侠义精神,将实存侠变成了精神之侠,起到了振起侠风的作用。     

论《史记》刺客、游侠传的仁义主旨及其多维视角

《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涉及侠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及司马迁对侠的认识。从两传文本比较分析入手,可以窥见《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虽有不同的立传主旨,但共同传达了司马迁对布衣精神的理解和概括,具有在大一统时代总结民族精神的意义,并且表现出司马迁多维立体的历史视野,即从历史人物形象入手,结合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全面考察社会文化发展趋势的思维特点。这对探讨民族精神中仁义思想的发展演变、史家的思想认识及考史方法等将有所帮助。     

新时期《汉书》游侠研究

有关“游侠”的争论及研究由来已久,《游侠传》又是《汉书》中备受争议的一章。学术界多将它与《史记·游侠列传》作对比。新时期尤其是近三十年以来,关于《汉书》游侠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从内涵、特征、史学观到社会文化现象和文学视角,《汉书》游侠的研究呈现一种多元化的趋势。对《汉书》游侠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班固的作史精神和《汉书》游侠在游侠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李贤《后汉书注》协韵考

李贤的《后汉书注》中有四十例协韵音注材料,是由于古今语音发生改变,在唐代中期这些字读来已不押韵,李氏改音以求协韵的,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改声调以求和谐;改韵部以求和谐。其材料对于研究上古音到中古音的演变有参考价值。     

《史记》"游侠"略析

“游侠”在历史上以不同的身份出现 ,或为刺客 ,或为卿相 ,或为布衣。侠是“义”的化身。侠义精神为后人所称颂。     

从《汉书?游侠传》看班固游侠观的进步性

在《汉书?游侠传》中,班固虽然从儒家立场出发,对游侠进行了批判,但同时他也以非常客观的态度对游侠史和西汉游侠概况进行了总结。他对游侠的载录具有全面性和合理性,而少了司马迁的片面和理想化。游侠精神与儒家思想有相通之处,班固衡量游侠时,特别注重其自身所体现出的儒家思想。此外,他还对游侠与儒士两种不同的人生进行了反思。     

试论汉末的名士别传

汉末名士别传数量众多,重点记述了名士的异行、异能及对名士崇拜之风。它善于选取轶闻趣事,具有明显的虚构色彩,多用细节描写,运用了明显的小说笔法,成为以后志人、志怪小说及史书的重要素材。修史之风的流行,强烈的名士崇拜心理及人物评议之风的兴盛是汉末名士别传盛行的重要原因。     

六朝杂传与传奇体制

唐人传奇体制承继六朝杂传而来,这体现在唐人传奇对六朝杂传外在形式的沿袭、对实录的有意标榜、对六朝杂传行文模式的承继等几个方面,而且,历来被认为是唐人传奇重要特征的“文备众体”,实际上也源于六朝杂传的实践.     

西汉楚元王家族学术文化传统探论

西汉楚元王家族的学术文化传统始自刘交,终于刘向刘歆,代代相传,历久不断,对汉代政治、学术的影响深刻巨大.楚元王家族在学术文化上的突出之处,在于积极崇尚经学的前提下又有着多元的学术取向.刘向刘歆父子的治学道路,深受家族传统的影响,逐步并出色地完成了西汉后期以今文经学为主导,融会诸子百家的历史任务,同时也推动了古文经学派的显著发展.楚元王家族总体的学术倾向,大体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西汉学术文化的变迁.另一方面,楚元王家族身为宗室,又深深介入西汉中后期的政治斗争,从而形成学政结合的特点,以学辅主的强烈政治色彩发挥出前所未有的惊人影响力.综观整个西汉学术大势,与其他盛极中绝或无以为继的藩王学术相较而言,楚元王家族堪称西汉学术文化第一世家.     

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的过渡:汉末社会批判思潮

两汉经学思潮的兴盛引发了汉末一系列流弊,在汉末社会批判思想家们探讨本末颠倒和名实相乖等流弊的过程中,本末观的思想方法凸显并逐渐清晰,最终成为魏晋玄学本体论建立的基石.老子思想在汉末的被激活和被吸收,是联接两汉经学转为魏晋玄学的又一关键环节,而这一环节,我们亦可从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中找到清晰的痕迹.     

汉末文人古诗诗性特征论

汉末儒学衰微之后 ,追求个性解放与重视个人情感 ,已逐渐演变为普遍的社会风尚 ,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末文人古诗发扬重个性重感情的作风 ,以慷慨悲歌为美 ,它吸收了诗骚精神 ,抒发文人自身的情志 ,使坠失了多时的诗性精神在汉末大放异彩 ,深刻地影响了魏晋以后的诗歌创作及诗美特性。本文以思妇、游子、士子诗歌三大主体情感的特征出发 ,论述其缘情言志特点和状态。     

汉唐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从两汉、历经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的整个中世纪前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两汉时期，史籍在目录分类上尚未形成独立的部类，史家的崇经意识非常明显，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对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潮产生了重要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的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则与这一时期玄学经学的兴起、以及南北朝经学分立现象的出现是相一致的；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许多经史兼通的大学者和进行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     

从《汉书·艺文志》序言看汉代“多元一体”的学术融合

《汉书·艺文志》序言一直被认为具有"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文献价值,为我们了解西汉时期的学术提供了重要依据。《汉书·艺文志》序言表现出汉代学术的"多元一体"图景,即汉代学术实际上并未真正"罢黜百家",而是在以儒学为基本价值标准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诸子之学进行扬弃、整合和融通,最终形成了汉代的学术大融合。     

东汉党人的阶级基础和群体认同

以"党议"之社会基础和党人群体的身份认同为主要考察对象,把"党议"兴起归之于士族力量的壮大是一个误导性结论,因为东汉安、顺之后士族力量没有实质性增长。"党议"所以形成政治思潮,并在朝野产生巨大影响力的首要基础在于党人群体认同增强。通过门生故吏关系等有形纽带,以及各种非正式场景的集会,党人已形成了强烈的身份认同,此种认同既通过人物品评表现出来,又为其所加强,最终使党议达到高潮。这也是为什么党人敢于对抗皇权、最终酿成党锢之祸的原因和基础。     

东汉道教易学的形成和发展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伴随着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道教迅速形成并发展起来。《太平经》和《周易参同契》作为易道融合的典范,十分重视借鉴易学思想构建其道教理论,继承和发挥《周易》之道,提出了一系列易学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教易学,同时对易学的转型和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简论汉赋在汉末的发展特征

东汉末期的赋坛,在创作内容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赋与模拟之作已漸少,抒个人情感之作成为主流;赋受诗歌的影响,出现了诗化的痕迹;道家思想在创作中有明显的反映。把握这一阶段赋的发展特征,对于我们认识汉赋的全貌是不可或缺的,也有助于认识汉赋对魏晋文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