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论李贺诗歌述略

钱钟书是李贺诗歌批评研究史上的重要的一家。他对李贺诗歌艺术特色的总体把握和具体分析 ,以及对李贺批评史的研究和评论 ,都非常精当 ,对我们研究李贺诗歌和唐诗 ,都具有指导意义。钱钟书在对李贺诗歌批评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观点和分析艺术 ,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和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李贺诗歌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与“第二读者”

唐代著名诗人李贺,以“诗鬼”闻名后世。在考察李贺诗歌历代接受史的基础上,运用接受美学中的“第一读者”的观点,以及近来学界提出的“第二读者”的概念,分析、阐述李贺诗歌接受史。认定杜牧、严羽分别为李贺的第一、第二读者,根据历代诗评家对李贺诗歌的论述,具体阐述杜牧、严羽之评论对李贺诗歌的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影响与作用。     

李商隐、杜牧对李贺白玉楼传说不同接受缘由探析

“诗歌鬼才”李贺以其浓郁的伤感意绪和孤僻个性创造了一个瑰丽、奇诞的诗歌世界,对后世诗人影响很深。后人在借鉴李贺诗风的同时,也对其悲苦生平深表同情,对其生平传说的传播与接受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和态度,其中李商隐和杜牧的不同接受缘由很有代表性。李商隐对李贺生平传说的传播和接受,表现了他对李贺的爱戴以及对他早夭的痛惜之情;而杜牧则由于对李贺缺乏心理情感的认同,因而很难理解李贺的畸形和缺陷心态,也很难将自己的生世期许寄托在幻想中。因此,从二者传播与接受的差异性中,可以更好地了解李贺对后世的影响情形,以及后世对李贺及其诗歌的不同评价。     

谈谈李贺诗歌的“辞”和“理”

李贺是唐中叶以后一位很有才能、很有独创性的诗人。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李贺诗很值得一读”。这不但指它的艺术,同时指它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内容与形式、思想和艺术的统一论者,对于李贺诗歌的评价同样应该坚持这个原则。但是,一千多年来,对于李贺诗歌的评论,却是很不一致的。特别是对于它的内容与形式、思想和艺术,也就是古代诗评家所说的“辞”和“理”的看法,歧异更大。这些看法有的是错误的,有的不准确,影响都很大。这对于我们正确领会毛主席的指示,确切地评价李贺的诗歌,有着很大的障碍。因此,本文企图从李贺诗歌的思想和艺术,即古代诗评家所说的“辞”和“理”的关系和特点,谈一谈个人的意见,借以就正于方家。     

李贺诗歌的悲悯情怀

诗家惊叹李贺诗歌虚荒幻诞的幽冥世界,同情李贺深重的怨恨悲愁,但细读李贺诗歌,又被其伟大悲悯情怀所感染。李贺深深关爱下层戍卒、农民、妇女以及少数民族,同情他们的不幸生活遭遇,悲悯他们的苦难人生,李贺把博大的仁爱情怀洒向这些弱势群体。晚唐李商隐和温庭筠的诗歌创作深受其影响。     

形象思维·赋比兴·民歌——重读李贺诗歌集后所想到的

在《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里,毛主席精辟地总结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历史经验,指出了诗歌的创作规律、艺术特点和我国诗歌的发展方向,最后又教导我们说:“李贺诗很值得一读”。毛主席最后这句话的意思,据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提示我们:从李贺的诗歌中,可以更具体地理解诗歌的艺术特点、创作道路以及怎样“从民族中吸引养科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李贺的诗歌,有许多东西足资我们借鉴。 毛主席说:“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     

“神寒”必未“骨重”——試論李賀歌詩的思想核心和艺术特色

<正> 近些年来,对唐代诗人李贺的评论先后出现过两次热潮。一次以“李贺是法家政治路线的热烈拥护者”为主题,另一次以“李贺是形象思维运用得最好的诗人”为基调,对李贺及其诗歌作品作了全面的肯定,评价是相当高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目前讨论李贺的文章已经不那么多了,也不再有人向他奉献“法家诗人”的桂冠了,但一味赞颂的余风仍未停息,在某些评论家的笔下,李贺俨然是一个在政治上、艺术上都十分成熟的诗人。这符合实际吗?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李贺吗?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因为第一、这类文章的观点大多不是产生在学习研究全部作品之后,而是在开始阅读作品之前就已经有了的,它不是实践和独立思考的产物。第二、这类文章的论证方法是不科学     

李贺诗注疏纠谬——以李诗生命意识的"睹木兴叹"表达范式为议论角度

生命意识是李贺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诗人在表达这一主题时,采用了多种表达范式,“睹木兴叹”就是其中的一种。前人由于对李诗生命意识及其这一表达范式缺乏足够了解,在注疏李贺诗歌时往往违背了诗人本意。文章以“睹木兴叹”这一表达范式为议论角度,对姚文燮《昌谷集注》、王琦《李贺诗歌集注》、叶葱奇《李贺诗集》三家注疏中的不妥之处作举例纠正。     

论李贺诗歌中的用典和通感手法

李贺在创作中把视觉、味觉和听觉等感官打通,达到了互通的效果。"通感"的手法揭示了李贺诗歌艺术形象组成 的独特表现。李贺诗中用典多而频,读者自然很难捕捉其真正的涵义。这就需要我们为这些典故找到可靠的根据,合理 诠释李贺的诗歌。     

从历代诗评看李贺诗风的历史价值

历代评论家对李贺诗作风格的定位问题评论颇多 ,意见大相径庭。一方面 ,有的评论家把李贺与李白、杜甫等有唐一代大文学家相提并论 ,超出了李贺自身的文学贡献 ;另一方面 ,有的评论家把李贺与杜牧、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归于一类 ,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而有的评论家抱有一定的偏见 ,对李贺及其创作持一种贬损态度 ,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在这些评论的基础上寻求一种更趋于合理的定位标准 ,并把李贺与其历史实际结合起来 ,综合历史评论家的论述 ,剖示并确认李贺诗作独树一帜的风格特征 ,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李贺诗歌的通感手法及其心理机制

自钱钟书先生指出通感修辞现象以来 ,学术界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文把中唐著名诗人李贺诗歌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李贺诗集中通感手法运用的归纳整理 ,认为按心理机制分类 ,通感可分四类 :一、由心理共感与形象夸张形成的通感。二、由直接相似联想产生的通感。三、由间接相似联想产生的通感。四、由对自身生理反应的内省产生的通感。本文对四类通感的心理机制进行了细致而系统的探讨 ,试图以新的视觉去接近李贺 ,进一步理解李贺创作的真谛     

中国旧诗画没有正宗、正统的绝对地位——读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用绘画领域李思训的北宗、王维的南宗,来对应诗歌领域写实派的杜甫、神韵派的王维,说明中国旧诗、画在正宗、正统批判标准上存在分歧.实际上,绘画的"南、北宗说"编排体系混乱,且"南、北宗说"主要是针对山水画,难以概括整个绘画领域的全貌,因而在推理上存在以偏概全的漏洞.对于中国旧诗而言,钱钟书赞同"神韵无处不在"之说,那么杜诗也就成了最富神韵的典范,就不能与王诗的神韵构成对立.中国诗坛的头把交椅虽然不是王维,但广义上的神韵派却堪称中国旧诗的正统.     

浓妆艳抹冷添情——论李贺诗歌中的色彩意象

李贺的诗歌讲究色彩意象的搭配,并素以纷繁的色彩、强烈的对比和浓厚的色调称著。多用通感的表现手法,其效果表现在"视觉与感觉"之间的串联和沟通相生。李贺诗歌色彩的运用,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比较显著的应属"意境"的营造、朦胧美和曲折美。     

诗话的顶峰--钱钟书《谈艺录》的历史地位和治学启示

钱钟书的<谈艺录>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思维模式,站在中西文化、中西诗学的交汇点上来探讨普天下共有的"诗眼"、"文心".这种"打通"式的研究使得<谈艺录>不仅在内容上,更在方法论上成为中国诗话史上难以逾越的顶峰.钱氏渊雅浩博的学力和洞微烛隐、老吏断狱的眼力为他从事"打通"式研究提供了可能.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敢向历代名家论短长的学术魄力,更体现了钱学独有的魅力.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颇有启示.     

由“诗艺”向“诗义”的透视——钱钟书的解诗方法

钱钟书先生在其数十年的说诗谭艺中,虽指出"诗义不显露亦不游移",但并不认为"诗义"不可解。他强调从"诗艺"层面来探求诗之"正解"的解诗方法,不失为20世纪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中一种独到的诗学解释学体例。     

钱钟书的陆游诗歌研究述略——文学本位研究的范例与启示

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中,有很多对陆游诗歌的成就、风格以及优劣之处的精到的评价和论述,这些评价论述对学术界更加深入全面研究陆游有很多启示;钱先生在研究陆游以及其他众多诗人时,采用的都是实证的方法与比较的方法,这些方法并不新异,但却得出了令人信服、出人意料的论点;钱先生在研究诗人时,时刻关注的是诗人的“作品”,是作品的“文学性”,这是以文学为本位的研究,为真正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范例。     

李商隐无题诗的构思特征——兼论李商隐对李贺的继承

李贺因其性格的偏狭,其诗过于重视对感官的刺激,在结构上的最大特点是断离。这种断离可以摆脱逻辑的束缚,随意创造不同的意象,从而获得更强的刺激。这是一种建立在不受逻辑约束之上的美丽,其代价则是牺牲诗歌的完整与含蓄。李商隐则是精心选择那些与所要表达的情感相通的或相似的最为美丽的事物精心塑造之,使之成为自己情感的替代物或＂虚拟物＂,以引发自恋的哀伤与对生命的颠峰体验。这要求形象与情感保持一定的距离,但逻辑链条不能断离。     

“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钟书历史诗学思想试析

钱钟书先生虽以文学家及文艺批评家著称,但其在史学思想领域也颇有创见。他针对诗、史联系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具史笔"与"史蕴诗心"。钱氏这一诗、史联系理论同西方新历史主义"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理论相比照,不难发现钱氏历史诗学思想实质即在坚持"诗、史有别"的前提下融通文学与历史,进而强调文学与历史间的"互涉"。     

义山家法与西昆风味

以杨亿、刘筠以及钱惟演为代表的西昆诗人在宋初自觉地学习模仿李商隐,他们的诗歌整体风貌与李商隐颇有相似之处,其创作方法如用典使事、遣词造句、设色用墨等也受到李商隐的影响,他们创作的各个方面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与沿袭了义山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