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谦宜格调诗学的构成与渊源

清初诗人张谦宜以格调论诗,内容主要围绕风格的评述、诗体的辨析以及诗法的建构三个方面展开。其中很多诗学观念与诗学精神都源于其师杨师亮、七子诗学以及山东地域诗学的影响。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共知,但是,有关毛先舒与张谦宜的关联,却绝少发明。张谦宜格调诗学在审美理想、性情抒写、经典建构与雅化情怀上都与毛先舒的诗论有着紧密的承续或同构关系。实质上,张谦宜通过整合前代,以毛先舒的内向式审美纠正七子格调的叫嚣,以七子格调的重气力挽救毛先舒重韵致的疲软,从而建立起了一套讲究正大、陡健、匀称、紧致之美的新格调说。它不仅丰富了清初格调诗学的内容,同时也启发了后来诸多格调论者的新思路。     

宋代诗话中的诗格论

宋代诗话对"格"作为诗学审美和理论范畴的内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释,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作为格调、品格之义的诗格论;作为风格、风致之义的诗格论;作为体式、诗法之义的诗格论。宋人着力的理论性辨识为明清诗学理论中格调论的出现和成熟累积了丰富的理论和批评养料。     

从《国朝松陵诗征》看袁景辂的诗学观

《国朝松陵诗征》集中体现了袁景辂的诗学观。重诗意的创新和个性化,打破唐宋门户之争的偏见,主学问修养,倡比兴寄托,要求风格多样化,作品自然本色。其整个诗论继承了其师沈德潜的诗论精义和优点,固然有“格调说”的影子,但对其消极和保守也有所突破和超越。其论诗内容丰富,于后人评诗作诗颇有裨益。     

明代格调派的演变历程及其对意图说的否定

明代的格调派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初期推尊盛唐的高华,中期追步汉魏的高古,晚期融会诸说,作适当修正。以本色为依据的格调说属于审美诗学,其核心之一是反对“诗以意为上”。谢榛、王世贞等人认为艺术比意图更为重要;他们强调对瞬间感觉的捕捉,注重对事物的“直接处理”,旨在避免“涉于理路”。     

再回声音现场：明清“格调说”的“声义”建构

以“声”论诗是明清的诗学热点。在声义与辞义离合博弈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声辨体、以声论诗、无声不成诗等言论，以及反对以义学蔽声教、以义夺声等主张。近现代以来对“格调说”的研究多从其与“神韵”“性灵”“肌理”的关系出发，或从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层面展开。这些研究比较多地强调格调的辞义而忽视声义，特别是对声音的在场性关注不够。明代赵宧光提出“诗以声为命”“以声为体”的“声教”理念，进一步发展了宋代郑樵“诗以声为用”的观点，清代沈德潜接续明代七子派“格调”观，在阐发“以声求义”时突出“格调”的“温柔敦厚”诗教思想，强调控制声音以达到国家治理的诗学意图，此二种观念极大地促进了诗学中的“声学转向”。     

《说诗晬语》与沈德潜的诗选评点探微

沈德潜的诗话《说诗晬语》在当时颇有影响。沈德潜以《说诗晬语》为中心,提出了不少新的诗学理论。在论唐诗方面,反对王士祯的"神韵说",主张"格调""骨干气魄";在论汉魏六朝诗方面,不满钟嵘对某些诗人的分品,尤推崇陶渊明诗歌的平淡之风,鲍照诗歌"抗音吐怀"的开创之功。沈德潜的诗论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最明显的是儒家诗教观念的某些局限。     

袁枚性灵说的诗学价值

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这三种传统诗学都是儒家正统思想之下的产物,其诗学主张各自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与其相比,袁枚的诗学理论"性灵说"有着明显的进步性,其对其它几种诗学或修正、或超越、或颠覆,显示出了自身独特的价值。     

宋代诗学批评视野中的黄庭坚论

宋代诗学批评对黄庭坚予以了特别的关注 ;从人格情性和诗作自成一家上对其进行了标树 ;同时对其诗作格调、用语、结构、笔法等方面审美特征展开了辨析 :对其诗法渊源及特征等也有论评。这为后世诗学批评黄庭坚论建构出了广阔的空间     

岭南诗人薛始亨的创作及其诗学批评

薛始亨是明代岭南诗人中长期被学界忽视的一位.他的诗作数量不多,却格调高古,个性独特,表现出浓重的遗民情结,充分体现了“风雅兴寄”的诗学追求.他不多的书序文字也集中反映了他重申诗教传统,追求“格调高老”、标举“曲江风流”,以汉唐诗歌为宗的诗学理想.他对明代粤诗的发掘及其地位的确立,对岭南诗派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杨枝远的诗学观及其创作

杨枝远是清初江西瑞金诗人,坎坷的遭遇使他致力于诗歌创作,主张“穷而后工”、“达而益工”的诗学观,其诗格调高雅,婉约清丽。一生著述甚丰,有《狎鸥亭诗钞》等,其诗有浓郁的乡土风味。     

情感的纯化与情感的节制——论刘勰诗本体论的情感论

《文心雕龙》呈现的刘勰诗本体论是中国古今诗论中最完备的诗歌本体论 ,情感论是其重心。在情感的浓淡收放、情感的自然化与社会化方面 ,都显示出刘勰的节制与中庸。他对“诗缘情”说矫枉过正 ,偏向于传统与保守 ,但其“怊怅切情”说发现诗不是感情的放纵 ,“感物吟志”说发现了诗的情感体验及诗的生成过程 ,意识到了诗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是保证诗的道德价值的重要手段     

试论陈子昂的诗论、诗作及其历史地位

针对南朝绮丽柔靡的诗风,陈子昂鲜明地提出了以兴寄、风骨为中心的文学革新理论,并在创作上实践了这种新的理论,对盛唐诗歌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重点分析了陈子昂诗歌理论、创作实践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     

王国维的\

王国维中西融合的诗学思想,在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前已经形成。他的诗歌创作对其诗学思想存在先“依”后“违”的现象。他前期创作的与其诗学思想相“依”的欧西哲理诗,在晚清诗坛中自成一格,是晚清诗坛的一枝奇葩;他后期创作的与其诗学思想相“违”的传统文人诗则基本上不脱旧伦理、旧诗学的范畴,几无创新意义。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他对西方哲学信仰的动摇、社会思潮的影响以及“古雅”美学观的形成有关。     

晚唐五代诗僧齐己的诗学理论探微

本文认为齐己谈论诗歌技法的《风骚旨格》并不能代表齐己诗学理论的成就 ,而代表他诗学成就的理论是在其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许多富有创意的理论。齐己在《白莲集》诗歌中主要谈论了“诗兴”、“诗魔”、“骚雅”、“诗境”、“趣味”、“风格”、“知音”等方面的诗学理论     

苏轼对杜甫诗学的继承和发展

苏轼诗学是杜甫诗学的延伸和发展。杜甫诗学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杜甫创造了自己的诗学理论,又将它积极地付诸实践。从创作上看,杜甫的诗歌涵盖了宽广的门类,而其根本原因是唐代生活的丰富性。唐帝国的世界中心地位为唐代诗人提供了宽广的视域和众多的创作题材。苏轼是生活在杜甫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中国诗人。苏轼在继承杜甫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独特的诗学理论,其显著特点是与文章学理论紧密相连。宋代文化高度发达,当时中国享有东方文艺复兴的盛誉。在此大背景之下,苏轼诗歌所涵盖的门类更为宽广,以至于到了诗歌题材寻常化的地步。在西方大诗人中,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与杜甫和苏轼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在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苏轼诗歌寻常化的动力因,即苏轼宗教观的巨大包容性。     

论王国维“人生三境界”的诗性思维

一代国学宗师王国维以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传奇之人生彪炳青史。然而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言,王国维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独特的诗学智慧建构了诗学境界论,建构了“古今之成大业、大学问者”必经的“三种之境界”。尽管古今中外先贤已然提出了种种振聋发聩的“三境界”理论,然而自王氏之论横空出世,遂关千古境界之口,因为王国维这三个境界积淀了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典型的中国式诗学智慧,并已成为后嗣学人踽踽前行的生命坐标。     

袁宏道后期诗文理论述评

万历28年袁宏道退居柳浪湖后,其诗文理论与前期相较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本文通过对比袁宏道前后期关于“真”的内涵的界定、审美追求、创作实践等三个方面的变化,大体勾勒了其后期诗文理论的轮廓。     

清人张问陶诗学理论及创作观照

清人张问陶虽没有专门的诗学著作,其诗学见解却广见于他的诗作中.尽管张问陶的诗学理论与清性灵派代表人物袁枚的"性灵说"确有相通之处,但又不尽相同,涉及到创作主体、诗歌本体、审美对象等多方面而自成体系,在清人诗论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由此而观照其创作,亦足以卓然称名家.     

闻一多：一座连接古今中西的“诗桥”

闻一多的诗作和诗歌理论建设集古今中西之大成,得到了中外有识之士的充分肯定。闻一多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广泛接触外来文化特别是英文诗歌,早期新诗试笔即呈现“中西合璧”的艺术风貌;留学美国使得他更真切、更深入地感知了英美文化、英美诗歌;《死水》对英美诗歌的借鉴更自觉。与此同时,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又鲜明地体现着对于传统诗歌艺术精华和传统诗学理论的撷取与承传。他的诗歌文学活动构筑了一座连接古今中西的“诗桥”。     

流派·个性·风格--评王夫之反"门庭"观的诗学理论得失

在中国诗学史上,王夫之对诗坛"门庭"的批评最为严厉和著名.本文拟就船山批评诗坛"门庭"的几个主要观点略作分析,认为,船山反"门庭"论的诗学批评观既强烈有针对性,并表现出诗学理论卓识;但船山不加区分地否定文学史上的"门庭",并将创作个性与文学流派、文学风格截然对立,因而出现了一些认识上的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