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诗林子仁注

作为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的成员之一,早期的苏轼诗注释者林子仁以诗人的眼光对苏诗的活用典故的创作方法作了全面分析,总结了苏诗的一些创作特征:苏轼用典有暗用、借用、合用、展用、化用等方法,在前人语意的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创造力,推陈出新,富于变化.林子仁作为一位重要诗人,亦不忽视“知人论世”的阐释方法,针对苏轼好发议论的特点,详细深入地考证、补充了苏诗所涉及的时事.此外,林子仁对赵次公、李厚等旧注中的错误也作了详尽的辨析.林子仁注在苏诗研究史与宋代诗歌注释史上皆有重要意义.     

论苏诗赵次公注的诗学阐释

宋代学者赵次公文学修养较高,他释苏诗之意,偏重于写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比喻、用典、借代、夸张等修辞方法,并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从而解释诗意。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苏诗在对偶、取材立意、表现技巧等方面的诗学成就,还附带了诗歌鉴赏;甚至赵次公的历史阐释,也不注重史实的考证,而是建立在创作心理分析的基础上,成为诗学阐释的一部分。赵次公的苏诗注,是寓诗歌批评于注释中的典范。     

山谷诗二史注的诗学研究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延续了宋人注宋诗的优良传统,在引典、释意、诗学研究、校勘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二史注总结了黄庭坚诗的重要用典技巧,包括典故的活用、反用、借用、兼用、摘要以及句式的模仿等。二史注特别重视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解释黄庭坚诗,利用各种宋代史料,考证了黄诗的创作背景,总结了题旨,并重点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诗句。二史注还常常以"心解"的方法揣摩黄庭坚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在此基础上,史容高度评价了《山谷外集》的成就与价值,认为其风格高古,不容弃去,并总结了黄庭坚诗有为而作的命意特点。此外,史容注还对任渊《内集注》有所补正,并从事了校勘工作。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的诗学阐释

为探究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在诗学阐释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在历代特别是宋代诗歌注释重视诗学研究的学术背景下,以任渊《山谷内集诗注》为参照,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分析认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总结了黄庭坚诗的重要用典技巧,并以＂心解＂的方法阐释言外之意,从而高度评价了《山谷外集》的整体价值;总结了黄庭坚诗高古、含蓄委婉的艺术风格,讨论了＂换骨＂说这一重要的诗歌创作理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对黄庭坚诗歌研究有重要意义。     

论沈钦韩的“以考证注诗”方法——以《苏诗查注补正》为例

乾嘉学者沈钦韩以经史考证见长,兼具诗文创作的才能。他综合两方面的长处,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深的考证功力从事诗歌注释,形成了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在《苏诗查注补正》中,沈钦韩针对宋代苏诗的类注本、施顾注本、清代邵长蘅的补施本、查慎行注本的错误作了详尽精细的补正:首先针对性苏诗所用的古典作了补注。其次,沈钦韩拓展了宋代以来诗歌注释中的以史证诗方法的内涵,将证的重点从印证转移到考证上来,从而将以史证诗方法上升为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对苏诗诗题与诗句中涉及的人物、时事等史实作了严密的考证,尤其将重点放在职官典制、地理方面,从而对苏诗的句意、篇意作了完整可靠的补充。     

乾嘉注释学视野中的《苏文忠公诗合注》

乾嘉学者冯应榴撰有《苏文忠公诗合注》,该书汇集宋代王十朋的集百家分类注、施顾注、清代邵长蘅等补施注、查慎行注、翁方纲注等苏诗旧注,选用了较佳的版本,并对旧注的引文错误进行了考订。在此基础上,冯应榴又受乾嘉时期重视考证的诗歌注释风气影响,将史实考证的方法融入到"以史证诗"的诗歌解释思路中,将"以史证诗"方法升华为"寓考证于注释"的释诗方法,对旧注的编年、人物、事件、地理、职官等方面作出了全面精确的补正。冯应榴的合注,是苏诗注释史上的集大成者。     

从诗歌注释的视野看王文诰的苏诗批评

自汉代以来,古代诗歌注释就包含了在详细释意的基础上开展诗歌批评的传统。受此影响,清代苏诗注释者王文诰一反清代诗歌注释重视实证、轻视批评的风气,在总结苏诗的立意、发掘言外之意,并分段释意的基础上,在随文注释中评论苏诗的创作方法,总结创作技巧,其中包括:对苏诗的总体创作成就做了精辟的概括;对夺胎换骨、以文为诗等的创作方法进行了分析;总结了苏诗的开头与结尾、行文的章法结构等创作技巧;还分析了苏轼咏物诗、和答诗、挽词、应制诗、转韵体等题材或体裁的创新之处与独到之处。这种寓诗学研究于注释中的方法,在诗歌注释史与诗歌批评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论史容《山谷外集诗注》的当代史阐释

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延续了宋人注宋诗的优良传统,在当代史的视野下,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解释黄庭坚诗.史容将《山谷外集》由分体改为编年,在利用黄庭坚《山谷年谱》编年成果的基础上,对黄庭坚的编年加以考证,纠正了不少编年错误,利于读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理解黄庭坚诗.史容又利用各种宋代史料,考证了黄庭坚诗的创作背景,点明了题旨,并重点解释了与时事相关的诗句,特别是使用典故与比兴的诗句.     

从任渊《后山诗注》看后山诗法

宋代学者任渊著有《后山诗注》,该书能发明陈师道之意,对陈师道诗中的典故语词,能详尽准确地引出与其意义契合的出处,并由此看出陈师道对杜甫、韩愈、黄庭坚、王安石、苏轼等人诗法的继承和变化,从而总结“后山体”的特点。陈师道诗歌善于继承模仿前人的字法、句法,在此基础上点化诗意,包括化用、反用、合用、展用等方面,达到“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效果,最终自成一体。     

论沈钦韩的《范石湖集注》

乾嘉学者沈钦韩以经史考证见长,并将经史考证方法移植到诗歌注释中。在《范石湖集注》中,沈钦韩发展了孟子的知人论世观点,赋予了传统诗歌注释以史证诗方法的新内涵,将证诠释为考证,从而将以史证诗方法转化为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对范成大诗题与诗句中涉及的人物、时事等史实作了严密的考证,尤其将重点放在职官典制、地理方面,从而对范诗的句意、篇意作了完整可靠的解释说明,同时还指出了范成大的不少错误。     

论《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

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苏诗佚注》保存了稀见而重要的赵次公注,展现了赵次公创导的重要注释方法：其一,赵次公注的释意,以＂心解＂的方法逐句详细释意,揣摩苏轼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并有根据苏诗的结构分段释意,在宋代诗歌注释中独树一帜。其二,在此基础上,赵次公注详细分析了苏轼富于创新的创作个性,包括不用古人事、语、意而自命新意、翻新意于古人之上、自创新格等方面,是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典范。《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集注分类东坡诗》的历史阐释

《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注者众多,且距离苏轼生活的年代较近。这些注者根据苏诗与当代史实密切相关的特点,运用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相结合的诗歌阐释方法,考证与苏诗相关的大小事件,展现诗歌创作的背景,揭示引发诗歌创作的事因,从而解释全篇之意。对使用赋体、比兴体、典故等不同表现方法的诗句,都能以本事为根据,准确地解释其意义,对后来的苏诗注有重要的启发。     

诗言志 词缘情——浅论姜夔诗词思想内容之异

词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诗有着明确的分工,文载道,诗言志,词缘情,这种风尚在姜夔诗词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便由于时代等原因而引志入词,姜夔仍力求词的当行本色,因而其诗、词思想内容各有侧重。其主要表现词多写恋情,忧民忧贫之情只见于其诗;词中多咏物之作,诗中多亲情酬赠之作。这种不同主要源于其对诗词分工的认识。     

一点灵犀必暗通——试论李商隐诗对苏轼词的影响

风格多样的苏轼词受到了李商隐诗的广泛影响。苏词中有32处涉及李商隐诗,其中,在集句词中直接引用的有6处,其余则均为变化、揉合李诗入词的情况。对李商隐诗多方面优长的有意吸收,使得苏词意境、内涵等显得更为丰富。     

试论赵壹的抒情小赋

通过赵壹的抒情小赋与汉大赋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比较 ,以及赵壹的创作的影响 ,来论述赵壹的抒情小赋在汉赋发展中的地位     

施宿与"以史证诗"

宋代是史学与诗歌注释学兴盛的年代,史学对诗歌注释的重要影响表现为“以史证诗”方法的确立。南宋施宿的《注东坡诗》题注与《东坡年谱》,采纳了陆游的观点,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从题中人物与事件出发,引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材料,展现苏诗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苏诗产生的事因,从而诠释了整首诗意,并附带解释了关键诗句的意义。施宿的题注,在诗歌注释史上有重要地位。     

苏轼词中用典及其文体学价值刍议

用典是中国古典诗词一个重要的特点,诗词中频繁用典素有掉袋书之称,在宋词中用典,往往成为作家才学的展示手段,典故使词在内涵上增添了许多文赋的色彩。它成为苏轼“以文为词”的突出表现——苏轼词中典故对于以文为词具有深刻的文体学价值。     

赵嘏诗歌的“江湖意象”解析

晚唐诗人赵嘏,虽然和当时文士一样有＂平天下＂的志向,但其宦海沉浮的独特经历,又给他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深刻影响。结合诗人生平事迹,分析其诗歌中＂江湖意象＂的文化内涵的多种表现,并探讨由其文化内涵所折射的诗人内心情态,由此形象地展现赵嘏诗歌创作中＂诗缘情＂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