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中期吴中的“古文辞”运动

明中期,为矫正时弊,拯救吴中文学传统,吴中士人发起一场规模浩大的“古文辞”运动。这场运动重视学植,既师古又师心,强调作品应抒发作家的真情实感;但终因阵营松散,取法不一而失败。“古文辞”运动与七子复古运动不同,它与政治无甚关系,更注重个性与情感的张扬,但其组织、观念皆比较松散,不能构成一个真正的文学流派。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却对公安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桐城文派一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曙光——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析论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是曾国藩改造桐城、中兴桐城之始。它师法《古文辞类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古文选录的时空跨度与文体构架方面,曾国藩都表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扩宽了桐城堂庑。收录辞赋,超越方苞《古文约选》桎梏;垂爱骈文,突破姚鼐《古文辞类纂》樊篱;别树一帜,添增“叙记”与“典志”,使史传文与经世文纳入选编范畴。《经史百家杂钞》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突破一宗唐宋的桐城派文统,使桐城古文从狭小胡同迈向康庄大道。     

中唐古文运动与“攘夷”无涉

中唐时期藩镇割据不具有普遍性,佛老蕃滋起到了维护皇权的作用,两者并非古文运动的社会背景,中唐古文运动与＂攘夷＂无涉。     

唐代"古文运动"概念平质

＂古文运动＂是近代才有的概念,是人们用近代＂运动＂的形态来观照古代的反映。但在使用中有非确定性和语义不准确性,宜改作＂古文思潮＂。     

《古文观止》与桐城文派关系之探讨

《古文观止》为我国流传最广的古代散文选本。其与清初的桐城派的古文观有着莫大的相似性。通过考察方苞的《古文约选》和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对《古文观止》与后两种选本进行简单的比较可以论断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     

论桐城派文体之韵致：余音绕梁

桐城派古文耐人寻味,与姚鼐提出古文创作＂八要素＂论、刘大提出＂为文十二贵＂,以及曾国藩、吴德旋、姚永朴等众多作家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分不开。桐城派以多种方式营造诗文作品的韵致之美,如采用寄托和隐喻、使用太史公笔法、运用含蓄方式、在平淡中饱含深情等。     

西学的输入与晚清古文的新变——郭嵩焘外交日记《使西纪程》的文化解读

文学、文化与古文辞的互动,在晚清发生了深刻的裂变。日记作为古文的变风变雅,晚清桐城诸家情有独钟。作为其代表人物,郭嵩焘既是古文高手,又身兼洋务大员和首任钦差使臣。他放大、扩容古文而写就的外交日记《使西纪程》,以西洋新知与洋务理念替换了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标示着古文随着"西学"的输入自身发生了深刻的新变。由于其真实、理性、高雅,具有权威性、思想性和可读性,厚重的文化份量由此震撼了晚清帝国。但亦因此文字贾祸,负独醒之累。     

浅谈韩愈散文的明道与抒情特征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练,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对于韩文的评价古已有之,要想系统论述韩文的特征实在太多,也很难全面、系统表述清楚,本文仅对于韩文的明道与抒情特征由来和相互关系表述一孔之见。     

汤显祖“才情说”的理论内涵及其思想渊源

晚明剧坛＂才情＂论的兴起离不开对汤显祖剧作美学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当时一般语义上的＂才情＂主要着眼于文辞美,这与汤显祖对于＂才情＂的理解存在着差异。汤显祖＂才情说＂的特定内涵在于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上的统一,即剧作丰厚的情感世界与深邃的思想意趣只有通过文辞之美才能得以完美体现,并认为宥于格律者必损＂才情＂。汤显祖的＂才情＂主张导源于六朝＂情采说＂,这使得汤氏的剧作乃至诗文带有六朝文学的某些特点;另外,这又使得作为公安派先驱的汤显祖与袁氏兄弟在文辞的审美趣味上分别显现着华美与平淡的不同追求。     

才性论与清中叶古文思想的分化

才性论是清中叶人们选择学术领域的重要依据。在才性论基础上,袁枚选择了"入文苑",为了提升文学的地位而建立起"古文之道形而上"的理论,将道学与考据逐出古文壁垒,从理论上把古文创作导向纯文学之路。章学诚则重"神解精识",倡"比事属词",认为"必具纪传史才乃可言古文辞",不承认韩愈等人文家正宗的地位,实则要用史学取代文学。姚鼐"天与人一"的古文理论实现了对义理、考据、辞章的统合,既重先天禀赋,更重后天的学习,立论中允,影响力也最大。     

江南文化与明中期吴中文人团体

明代中期,在席卷全国的文学思想新变和复苏中,文学运动和文学派别表现得尤为突出,且南北方呈现很大的差异性。一是北方“七子派”的文学复古运动,一是南方吴中文人团体的文学活动。与北方文学的雄浑质朴不同,南方吴中文学多表现出缘情自适的文学风貌。这种现象从地域的角度考察与江南文化对吴中文人的浸润密不可分,同时这种地域性文学风貌又对北方复古及明代中后期文学发生着冲击与影响。     

论竟陵派出现的契机及钟谭的诗歌创作

晚明时期,经济因素、社会生活、思想界、文学界的种种变化以及上层统治者的执政表现等导致了文学领域“公安派”等重真情、重自我、重现世的文学流派的兴起。然不久又出现了虽讲文学写性灵却又崇古尚厚、写“幽情单绪”的“竟陵派”。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古代有一种极为深固的以古为高、蔑视下俚的审美心理基础,容易导致对俚俗的反拨;晚明本身就有一种有别于狂禅的主张渐修的思想流派;“破舟漏屋”般的朝政与每况愈下的形势又使文人充满无奈与失望,只能缩回到内心的天地。诗文“代而趋下”的观念也使他们只能到古人那里找致“厚”的良方。这些观念决定了竟陵派的创作面貌。但钟谭二人的创作是同中有异的。     

晚清国粹派与文化遗产保护

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清廷不得不寻求变革。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清末新政都将学习西方当成第一要务,直接导致了西学的兴盛、中学的颓败,国粹派应时而兴。国粹派是晚清重要的学术文化派别,不仅致力于宣传民族主义思想、复兴传统文化,还孜孜以求于对古籍这一文化遗产的保护。国粹派较早地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提倡并践行着文化遗产的保护。国粹派保护文化遗产的方式多种多样,除征集、购买古籍外,还亲自访查古籍、示范编撰古籍,并将宣传和传播古籍当成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鉴于近代中国文化遗产流失严重,国粹派呼吁通过制定文物保护法来保护文化遗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统一论

中国古代伦理史上的义利之辨历时长久,在为人熟知的重义轻利的儒家和重利轻义的法家之外,有主张义利统一的流派：墨家的义利相合论;西汉司马迁、东汉王充和桓潭等人的义以利生论;宋代李觏、陈亮、叶适、王安石、清初颜元等人的义利并重论。梳理把握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义利统一流派的基本构成,可以对其理论价值及其异同进一步加以确认。     

明初文学复古现象之考察

明初文学复古现象的形成,既缘于这时期文人对新王朝盛世的认同和期望,更由传统文学自身的发展趋势使然。明初文学保持着元末割据状态下的地域性特点,因此各个文学流派的复古理论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呈现为多元化中有所趋同的现象:当时文人有的标举以情为诗,但同时也有人倡导继承道统,文以载道;有的主张转益多师,但同时取法汉魏盛唐的呼声也很高;有的要求师其意不师其辞,但同时掇拾词语意象的摹拟风气已经形成。     

浙江江山刘氏与清末民初词学

浙江江山刘氏是清末民初两浙词坛一个重要的词学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刘履芬、刘观藻与“吴中词派”后期成员有直接交往,他们的词学观念有兼融浙、常两派思想的倾向。清末民初,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兴起和繁盛,现代分科教育的大力推行,词曲之学也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大学讲堂,成为中国文学学科的主流课程,词学研究格局开始出现新变的迹象。刘毓盘在承继父辈思想的基础上对传统词学进行了系统化的改造,由过去偏重于家庭、师长、朋辈的创作指导转向以知识传授为主,这是中国词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表征。     

“仿拟”叙述与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演变

当今各学科的跨边界研究主要从跨文化、跨学科、跨文体、跨文本四个层面展开。若从跨文本层面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仿拟叙述视角特别有洞察力。此之所谓仿拟叙述,特指后人以一种神遇气合的方式效仿或拷贝前期小说经典叙述片段或叙述话语的叙述方法,大致包括袭拟、戏拟等方法。以往,以鲁迅为代表的小说研究者在撰写小说史时更多地关注文体仿拟,而今从仿拟叙述视角观照小说演变则重在关注文本仿拟。通过这一视角,我们发现,号称四大奇书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在不断完善各自经典化的源叙述之余,还在自身及彼此间仿拟。明末清初,诸多人情小说除了向前仿拟四大奇书的经典叙述,还仿拟同时期流行的其他小说的经典叙述。这从《姑妄言》之着意仿拟《金瓶梅》即可见一斑。清代三大小说《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的作者更是善于转益多师。如吴敬梓《儒林外史》仿拟了包括唐传奇、《三国志演义》、《水浒传》、《金瓶梅》、《姑妄言》以及才子佳人小说等等多种文本,更遑论尚有《红楼梦》对《金瓶梅》的仿拟。就小说家而言,仿拟叙述是一种文本撰写策略,在古今小说文本演进中有迹可循;从读者方面看,仿拟叙述又是一种阅读经验,有助于人们对前后文本进行互动式...     

西周金文动词用字例释

上古汉语中词义的演变往往表现在文字上的假借和分化,西周金文动词字与词的关系可分为三种：假借关系、同源关系和异体关系。对西周金文动词用字中孳乳和分化现象的考索,既是对西周语言中字与词关系梳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上古汉语动词词义演变脉络的必要补充。     

论宋初诗坛崇尚晚唐之原因

宋初诗坛为何崇尚晚唐,这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难点,究其原因,一是宋初诗人对晚唐这一概念的认定跟后人有所不同;二是对晚唐现实主义诗人对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发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三是没有从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上说明宋初与晚唐诗坛既相互承接又共同转折、完成唐诗向宋诗过渡的意义;四是忽视了宋初的社会政治现状和文化思想对宋诗创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