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社区组织中公共权力的合理性——以明清时期山西地区农村水利基层管理组织为例

本文以明清时期山西地区的农村基层水利管理组织为例,从公共权力起源,维护个人权利和提供社区公共空间三个方面探讨了在传统乡村社区组织中公共权力存在的作用,为我们理解乡村社区中公共权力的存在和运作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乡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路径探析——以社区能力建设为视角

在增强国家文化自信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文化振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传统的"中心-边缘"政府治理结构往往将乡村社区视为文化建设的客体,而忽略其自主参与性和能动性。虽然以国家为主导的乡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对改善乡村社区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颇有成效,但不能有效解决乡村公共文化物品供给不足、不均衡及不可持续性等问题。通过对闽东一个典型乡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个案的"兴盛—没落—重建"变化发展过程的分析可以发现,社区能力建设在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能起主导性和关键性作用。因此,应从社区能力建设视角构建新的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框架,即以乡村社区为主体,通过对社区资源的利用和社区资源链接能力的提升,从而建设一个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公共文化供给和服务体系。由此形成的社区能力建设路径或许可以为我国乡村文化建设转型和文化振兴提供新的方案。     

乡村公共文化的面孔、式微与再造——基于湖北农村老年人协会建设实践的分析

乡村公共文化具有知识性、规范性和价值性,三者共同形塑出乡村公共文化的面孔。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面临伦理与治理双重危机,不可逆地蔓延开来的消费主义,形塑出异化的社会性竞争形态,并导致乡村公共文化的式微与乡村公共文化危机。老年人社会处境的退化,是乡村公共文化危机在乡村社会中的直接表现。通过外部资源输入与内部组织运作的结合,农村老年人协会的建设与运作实现村庄内部社会文化资源的适度整合和村庄公共文化供给自主化,展现出乡村公共文化供给的"低消费、高福利"模式。乡村公共文化再造的社区主义,不仅为农村老年人供给文化公共品,而且有望实现农村文化公共品的集体化制造与乡村公共文化的可持续生产。     

现阶段乡村公共财政危机与治理——鄂东南X镇个案分析

Governance(治理 )是指统治者或管理者通过公共权力的配置与运作 ,管理公共事务 ,以支配、影响和调控社会。治理是有成本的 ,公共权力组织据此向公众收取税费 ,形成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危机会严重影响治理绩效。以鄂东南 X镇为个案 ,深入剖析了当前乡村公共财政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对乡村治理产生的负面影响 ,认为乡村公共财政危机的不断加剧 ,会导致乡村公共权力组织的瘫痪甚至崩溃。最后提出了解决乡村公共财政危机的思路     

RV减速器间隙及关节摩擦对医用机械臂动力学的耦合影响

乡村文化的研究包括了乡村文化载体与乡村文化价值两个层面。乡村文化载体呈现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不断“嵌入”而乡土文化不断“退场”的过程,乡村文化价值呈现了传统文化价值的“衰退”与现代文化价值的“新生”。两个层面的嬗变表征了乡村文化的历史转型过程。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文化振兴战略,应对乡村公共文化载体治理与乡村文化价值功能做出反思,不仅要寻求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与乡土文化的“接点治理”,而且应推动传统乡村文化价值与现代乡村文化价值的“双向涵化”。为了保证这一路径的实施,应着力提升基层治理和“社区营造”能力,并真正确立起农民和农村的文化主体性。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人本化实践——以中国西部C市W社区为例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话语体系,其侧重于解决乡村社会中的公共生活参与、公共利益联结、公共秩序构建、公共意识凝聚等问题。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种以村(社区)党委为核心,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平台,以村内公共生活的有效参与为途径的价值共同体,其主要表征是公共利益的紧密联结、多元主体的充分参与和公共意识的集体唤醒。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的“三部曲”可归结为：村民日常生活的深刻嵌入和良性联结、初级社会政策的有效教化和正向引导、公共生活参与制度化和共同体价值观凝聚。通过共同体成员“尽责-享有-认同”的日常生活道德实践,增强村民归属感、社区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建立良序善治、以人为本、相互信任、利益联结、多元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     

基层社区网格员队伍的现实困境及建设对策

网格化治理是近年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创新实践形式,网格员作为解决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的重要人员支撑着社区网格化治理运作。然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网格员队伍建设缺乏专业性和合理性,因此亟须优化基层社区网格员队伍建设,不断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村改居社区公共性治理机制重构研究——基于四川省某市H社区的个案分析

随着城乡融合进程不断加快,传统的自然村落地区面临着向就地城镇化的城市社区形态演变,村改居社区能否实现优良的公共治理不但关乎人民的获得感,更会影响到城市群建设与区域联动战略的顺利实施。本文以西部四川省某市H社区为研究对象,以事件—过程为分析视角,阐释了H村落到社区转变中公共性治理的转变历程。研究表明,H村落向现代社区转变的不同阶段存在着不同的治理逻辑,表现为乡村精英、家族—社区、基层政府三者间形成的公共性治理的“圈层结构”。村改居社区公共性治理体系构建需要将多元治理的参与平台制度化,治理过程要注重寻求传统文化与治理规则的平衡点,做好治理重心下移后社区服务组织化承接体系的建设。     

公共空间培育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路径探索——以安徽省濉溪县临涣茶楼“和谐茶室”为例

广大农村地区是涵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据地,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条件。受传统宗族观念、家国情怀和邻里互助文化影响,乡村社会中公共空间普遍存在。在基层社会构建公共空间、培育场所精神,需借助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的有机融合,加快乡村治理政策的落实。公共空间培育能够化解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纠纷和难题,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社会资本——中国“草根民主”的文化基础

改革开放30年来,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包括农村基层民主在内的"草根民主"建设也在实践中遇到了各种困难。问题的症结在于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未能和支撑制度运作的社会资本等文化基础结合起来。文章在分析中国城乡民主发展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所赖以运作的社会文化基础,认为乡村民主建设必须与基于传统乡村社区互动文化网络在内的社会资本相结合,才能突破草根民主建设的困局。     

司法判决与民意冲突原因探析

从国家法律与社会民意、规范思维与普通理性、法律事实与民意认定的事实之间的冲突详细论述了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的司法判决违背民意的情形,正确认识司法判决与民意冲突的原因,也是提高司法权威性和司法判决社会认同度的基础。     

论公益诉讼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公益的提倡及维护 ,是现代法治运作行为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一般认为 ,公法侧重于对公益的调整 ,私法偏重于对私益的调整。但是 ,行政诉讼如同民事诉讼一样 ,偏重于对私益的救济 ,所以 ,在经济生活中 ,公益经济的司法救济是相当缺乏的。本文着重从公益的内涵入手 ,检讨传统诉讼在救济公益经济方面的制度缺陷 ,分析公益诉讼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公共治理中的意识形态供给：一种交易费用分析

公共治理的目的是运用公共权力去引导、规范和控制公众的各种活动，运用公共权威维持政治秩序，实现公共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由于公众的经济人理性不完全性，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和公众博弈，以维持保卫公共系统的存续。意识形态通过其无微不至的“观照”面孔和修辞技艺来形塑和开拓政治格局，说服人们相信社会生活就应该如此，诱发人们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与偏好。意识形态的供给具有降低交易费用，促进政府和社会公众合作与协调发展的功用。     

中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的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呈现出＂行政吸纳服务＂的一元化服务模式,表现为公共服务提供主体单一;公共服务条块分割、封闭运行,其结果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负担。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社区成为承接这些剥离出来的职能的主要载体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平台。目前,我国城市社区已呈现出＂服务吸纳行政＂的社区公共服务多元模式,开始倡导政府、市场与社区合理的分工和有效合作来提供公共服务,在实践中也进行了新体制和机制的积极探索,提出加快城市社区公共服务模式多元转化的政策建议。     

论法律权威之确立

确立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基本要素,法律只有促进国家意志与民众意愿进行良性互动才具有生命力。如果民众不认同法律权威,那么法律就只是国家单方面的意志,并不能真正定纷止争。长期以来,围绕传统儒家思想与西方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如何将法律本土化一直是困扰民众认同法律权威的根源。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在于公开民主地制定良法,让民众监督执法,提高司法水平,改进司法权的运行机制,提高民众运用法律维权的能力,共同构筑民众认同法律权威之路。     

和谐社会建设中公共理性发展战略与策略初探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进行全民基础上的开放持久的学习,从而使公众在整体上拥有进行公共选择的理性和监督的能力,这是中国21世纪文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方向。通过对公共理性内涵的界定,提出了基于网络环境发展公共理性的策略与方法。在对处理人类活动系统问题的软系统方法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用于发展公共理性的公共智能模式以及公共理性的形式化表达方法,从而为网络环境下公共理性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以被认知和实践的途径。     

基于公共价值的我国政府采购绩效管理创新

目前对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研究,大多局限于财政资金效益的范畴,绩效管理的管理主义和工具理性以及效率至上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发展方向,相伴而生的是天价采购、资源浪费、权力异化等问题,这使得政府采购自身所蕴含的公共价值无从体现。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价值内生于公共价值当中,政府采购对资源的配置、对物品的分配、对利益的调整等,均应以公共价值为宗旨和归宿。基于公共价值的政府采购绩效管理的终极指向是为公众创造更多的公共价值,而非仅仅重视政府采购任务的完成和单纯的方法、技术的改进。从对政府采购的公共价值分析入手,从顶层设计、实现路径、协同管理和绩效评估四个方面提出基于公共价值的政府采购绩效管理创新的框架。     

公共理性发展：从一元、多元到合作理性

从18世纪到20世纪,康德、韦伯和罗尔斯等人的公共理性思想具有一元性特征,但它们具有不同的思维基础和不同的发展主旨。康德的“普遍的人类理性”立足于认识论层面,留有中世纪理性的道德痕迹;韦伯的“工具理性”则完全融入了组织,从属于法的形式并舍弃了价值属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尽管局限于政治领域,但试图融合法的形式性和道德的引导性。总体而言,工业社会的公共理性主要是一元公共理性。后工业化过程中,博曼等人假设公共领域及其价值的多元化,提出了多元公共理性。这是公共理性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化,但两者都无法摆脱其本质的竞争特性,不利于合作治理的实现。因此,公共理性的发展将走向合作理性的形态。     

程序正义视角下网络民意参与司法的现实制约

网络民意有序参与司法是新的时代背景下推进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的重要内容。程序正义是公正、权威司法的前提和基础,是任何参与司法的外部力量必须遵循的一道底线,由此成为网络民意参与司法的基本限度和现实制约。程序正义、程序理性及其正当程序机制,为网络民意非理性因素提供过滤机制,为网络民意实体正义倾向和实质推理进路提供平衡机制,从而促成并推进网络民意对司法的有序和有效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