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文采"不成"文"——先秦"文"的三维建构

先秦的“文”,其涵义为一个一元形态下的三维建构:于天地而言,为天地之心的外现;于人而言,道德为质,合乎礼乐的行为为“文”;于文章与“言”,仁义道德为本;雕文刻镂之义,亦由礼而来。“文”上为天地之现象和意志及其显现,中为社会制度、发展规律与人的生命本体及其外化,下为文章与“言”的表现对象及其形式。其礼乐道德的义项贯穿于宇宙、社会、人的价值和文章与“言”几个层面,在宇宙层面赋予“文”存在的依据和文章法则;在生命层面赋予“文”主体的生命本质与价值选择,在文章层面赋予审美过程中客体的道德属性;使天道、道德、人与文章融为一体,从本体论意义上规定着中国文学及其思想建构。     

论鲁迅早期思想中的"科学"观--兼与梁启超比较

中国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为了拯救处于贫弱中的中国,纷纷转向西方寻求治国之道,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科学文明”重视。但是,在一场向西方学习“物质文明”和“科学文明”的热潮中,却有部分知识分子对此持更为审慎的态度。他们在肯定西方“科学”与“物质”对中国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同时,也意识到了现代西方社会的精神危机,并由此指出了个体精神发展的重要性———鲁迅和梁启超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代表。     

也谈"李氏将兴"与"刘氏当王"

“李氏将兴”与“刘氏当王”是隋末的政治谶言,它们分别为当时两大集团——太原李唐集团与山东豆子、高鸡泊集团所利用。李唐建立后,更把“李氏”之谶加以发挥,作为自己代隋而立的符命。对于这两个谶言,前贤皆没有上溯及这些谶言的早期历史背景,本文通过对其形成过程的考察,试图揭示它们的发展脉络及其在社会中的强大生命力。     

张载哲学中的"体"与"本体"范畴

“体”或“本体”是张载哲学中的重要范畴。张载通过“体”与“本体”,从不同的层面规定“气”范畴,论释自己认定的事物本原,建构自己的哲学系统。在张载的著作中,“体”与“本体”的范畴的意蕴并不完全相同,需要深入地解读与辨析;这种解读与辨析,既需要注意张载著作中“体”与“本体”范畴出现时的语言环境,又需要注意张载建构其哲学体系的基本思路与理论追求。惟有如此,才能避免对张载哲学中的“体”与“本体”范畴的误读与误释,从而正确地论定张载哲学的旨趣与价值。     

论"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抒情方式的差异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诗学观念、相异的生命体验,他们在诗歌创作中采用了不同的抒情方式——直白抒情和意象抒情。不同的抒情方式源于二者对客观与主观的不同认知,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二者思维方式的分歧。     

水与中华区域文化——以吴越文化为例

水对中华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水文化的发达，是吴越文化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水资源丰富的优势，造就了吴越之地发达的水稻文明；河湖密布的水环境造就了吴越发达的船文化和渔文化。魏晋以后，伴随着中原人口的大量涌人和中原先进文化的植入，江南一改原来的“荆蛮气质”，迅速结出了“苏湖熟，天下足”和“文化渊薮”的硕果。吴越之地民风民俗从尚武到崇文，从刚猛到柔弱的巨大变化，究其原因，是自然环境特别是水环境与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杂剧亚脚色"哮"、"郑"、"偌"考

文章首先界定“亚脚色”的概念,梳理有关“哮”、“郑”、“偌”诸种亚脚色研究的学术史,通过文献以及民间俗语的研究,证明此类脚色专称皆为伶人用语,“哮”为“醋大”之义,即戏曲中所谓酸丁,“郑”的含义即“道人”,“偌”即杂扮艺人,意即模仿、相似,也即伶人所谓“似象”。     

论"奖励扶助"制度

文章所论六个问题,可分为四大方面:其一,首先论述了“奖励扶助”制度实质是计划生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进而论述了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解决计划生育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治本之策;其二,从“奖励扶助”制度的功效和意义的角度,论述其在计划生育工作战略转变与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其三,论证并呼吁应加大力度,全面实施“奖励扶助”制度,指出其巨大效益已为实践所证实,并着重论证了“奖励扶助”制度的资金来源与现行计划生育工作体制变革的关系,指出“奖励扶助”金应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其四,论述了“奖励扶助”制度在我国人口学研究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     

民生不是“活法”是“活路”

“云霄”（福建省云霄县）造“假”贩“假”的乌云还未散尽．中原某地又刮“假”风。仅被新闻媒体披露的假“酒”、假“药”、假“油”、假“米”、假“棉”、假“水泥”（几乎无所不及）等特大案件就有多起，令人触目惊心。然而。有人竞还在背后为其辩之：这是“脱贫”、“赶超”的需要：沿海发展了，西部也有望发展，中原走点“捷径”何妨之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礼法"同体与"天人"合一

传统中国社会为一身份社会、伦理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从当代法律解释学这一视域出发,结合传统中国社会之特质,传统中国具备不同于西法意义的“礼法”文化当属自然。传统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一多相融”本体论哲学决定了传统中国法文化是“礼法”同体法文化。     

试论归降汉族知识分子与明清易代

清朝的建立者满族作为世居关外的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取代大明王朝,除了八旗劲旅的强大和无坚不摧外,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归降对明清易代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些汉族知识分子的参与,加速了明清更替的完成,缩短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时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继续发展。     

试论宋初武将精神面貌的转变

北宋在国防上长期被动挨打 ,以“积弱”闻名于史 ,这在相当大程度上与当时武将萎靡、怯懦的精神状态有关。而北宋将领消极精神状态的产生 ,则要追溯到宋朝开国时期的有关政策。正是在宋初统治者 ,特别是宋太宗的刻意打击、压制之下 ,原本强悍的武将群体在精神上逐渐发生了巨变 ,并由此对国防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梁季政治斗争再探讨——以王僧辩与陈霸先之争为视角

梁季王僧辩与陈霸先之争,陈霸先取得了最终胜利,标志着南方土著豪强势力在南朝政治舞台上的崛起,这是南朝后期政治、社会阶层的重大变动。陈霸先之所以能击败王僧辩,原因不仅仅在于南朝梁末自身政治局势等方面的逐渐变化,更在于当时北齐对江表的强大军事压力直接左右了王僧辩对陈霸先的斗争策略。当南北形势稳定之后,王僧辩欲重新调整对策时,陈霸先却抢先利用京口形胜之势,偷袭王僧辩得手,从而为王、陈之争画上了句号。     

北朝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对府兵制形成的影响

北魏时期,因为军事需要,各地建立了乡兵组织。但到了北齐、北周时期,乡兵组织逐渐分化,北周在乡兵基础上建立了府兵制,北齐乡兵没有转化为政府军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北方种植结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自汉武帝时期开始在黄河流域扩大的冬小麦种植到了北朝时在一些地区逐渐萎缩,粟豆又成为该地区的主粮之一。种植结构的变化,使农民的闲暇时间也有一定的改变,也使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一些制度发生了变化,府兵制在关中地区兴起就是其中的反映。在北朝时期,由于气候发生变化、战乱及关中地区降水量减少,冬小麦种植面积减少,农民闲暇时间增多,亦兵亦农的府兵制逐渐形成。而在关东地区,由于还普遍存在小麦的种植,这一地区的兵制没有发生变化。府兵制的出现,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状元研究

《宋代登科总录》收录了大量宋代状元文献,通过统计分析可以确定,除118 位文科状元外,宋代还诞生了72位武科状元、12位贡士及第状元. 宋代文状元有近八成来自于低层官员与平民家庭,与唐代形成极大反差,折射出科举考试对整个社会政治的深刻影响. 宋代武科状元仕途不显,而文科状元中近六成曾在政府机构中担任宰执与侍从官等重要职务,这既是国家“右文”政策导向的结果,也验证了科举取士在人才流动方面的推动作用.     

唐五代时期的江陵城

江陵曾作为唐代荆南节度使的治所、唐代南都以及五代十国时期高氏荆南政权的都城,对唐五代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江陵城城池的规模有所扩大,并且使用了砖城结构,添设了瓮城和敌楼,强化了城池的军事防御功能。唐五代江陵城除草市之外,还有固定的市场。便利的交通,市场的发达,为其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无论是成汭还是高氏荆南的历任统治者都把通商作为其第一要务,这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唐五代时期江陵城的发展变化反映了这一时期长江中游中心城市形制及其变化。     

再论清初的“复明运动”

清朝初年旨在推翻清朝统治、恢复明朝的政治活动被称之为“复明运动”,它是南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复明运动”的性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通过对“复明运动”个案的研究,“复明运动”应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它是清初民族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参加者不仅有明朝的宗室、文武官员,还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的目的是为恢复汉族的衣冠文物制度。     

汉代属国兵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两汉时期,政府采用属国制度管理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组建性质特殊的属国军队并形成建制,戍守边防。属国兵建制的发展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数量由少增多。它与中原军相比较具有领导制度不尽一致、兵役制度不同、兵种有别等特点。自汉武帝后,属国兵成为汉朝边防线上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不仅巩固了汉代边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有利于当时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同时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融,也是汉王朝边防思想和政策在边地的实际运用与体现,给以后历代王朝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文武并用”:汉代治国方略的改革与创新

汉代在总结秦朝以“武功”、“刑法”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革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思想,提出了“文武并用”的治国指导方针,成功地实现了由秦尚“武功”重“进取”的“革命”理论向尚“文治”重“守成”的“建设”理论的转变,并把这两种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用仁义道德治国的“文治”,又用权威、暴力和刑罚治国的“武功”,把握“文武之道”的刚柔之术。“文武并用”的治国方略主要包括以下治国的方案和策略:坚持“以民为本”,实行富民、惠民政策;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和选拔人才;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制,改革财政经济政策,奖励“耕战”,加强“武备”,增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实行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政策,把德教和刑罚结合起来,既注重礼乐教化的预防作用,又重视法律刑罚的惩处作用;加强制度建设,分权制衡,依法限制官吏的权力;倡导义利统一,把“仁义道德”与功名利禄结合起来,用功名利禄引导人们践履“仁义道德”,用仁义道德求取功名利禄。汉代“文武并用”治国方略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教化、刑罚和制度结合起来,把礼乐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武功”对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利民、治吏、治财结合起来,把富民、富国、强兵结合起来。汉代这种治国方略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也为以后历代帝王治国方略提供了蓝本。     

小议居延汉简中的"私去署"问题

从已经公布的居延汉简中看,汉代屯戍吏卒的"私去署"、"不在署"现象非常严重.尽管各级屯戍组织对此问题都比较重视,且有严格的处罚规定,但此一问题却屡禁不止.从对"私去署"和"不在署"现象的分析可以看出,汉代屯戍组织并非严格的军事组织,组织内部存在复杂的经济生活,庸工、经商等经济现象的冲击,就是大量吏卒"私去署"和"不在署"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