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周恩来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理论和实践

周恩来在重庆对中间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 ,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 ,都源于抗战时不断变化的实际。正是他关于促进中间党派转化为民主党派、发展民主党派力量以促成多党派联合政权的实现这种统战工作新思路的实践 ,推动了中国民主党派的产生、中共的“民主联合政府”战略目标的提出 ,为日后的新中国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     

加强党派成员政治引导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当前民主党派的思想状况是健康稳定,积极向上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极个别的党派成员身上,还存在着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思想倾向,这些倾向既是这个时代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烙印,也是统一战线工作不力的某种表现。我们要从努力释放多党合作制度的优越性、促进党派成员学习能力的成长、完善民主党派内部治理等方面着手,培养党派成员对现有政治体系的归属感,对现有政治规则的认同感,帮助党派成员"政治自我"的成熟,从而为多党合作制度乃至于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更加合格的政治主体。     

论抗战时期黄炎培调解国共争端的努力：以国民参政会为中心

抗战爆发后,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抗战的顺利进行,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中的重要工作就是积极调解国共之间的争端.为此他和许多中间党派的参政员提出设立特种委员会和特别委员会这两种政治组织用以解决国共争端.在抗战胜利前夕,为了促成国共继续和谈,他曾和其他参政员共同访问延安.黄炎培的这些努力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共矛盾,但这些实践为促进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借鉴.     

美国在1961-1963年老挝危机中的政策演变

为了控制东南亚和遏制苏联和中国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援助的名义下对老挝进行了经济、政治上的大规模干涉 ,并扶持右翼政府上台 ,直接导致了老挝危机。接任的肯尼迪政府采取了老挝中立化的政策 ,并最终通过召开日内瓦会议政治解决了此次危机 ,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其前任的僵硬立场。通过对 1961年至 1963年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的研究 ,可以揭示美国在老挝危机中政策的发展和转变过程     

从拥蒋到反蒋:抗战时期的中间党派

抗战时期除了国共两党,还有一种政治力量引人注目,那就是介于国共之间的中间党派。中间党派虽然都是一些中小党派,但抗战期间步调基本一致,十分活跃,对时势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纵观整个抗战时期,中间党派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态度明显有一个变化,如果说抗战初期他们曾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蒋介石,那么抗战中后期他们渐渐发生了转向。中间党派的向背,对关系微妙的国共两党来说无疑是很重要的,本文所要探讨的是,抗战时期中间党派为何对蒋态度会     

试述旧政协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团结奋斗的历史经验

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亦称旧政协),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共同奋斗,取得了有益于人民的胜利成果。周恩来同志指出:“政协就是党派会议,在政协决议中承认了联合政府。照政协的决议改组的政府,就是联合政府”。     

抗战期间邹韬奋的民主政治观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和政论家,邹韬奋为中国新闻出版事业和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民意机关、民权、党派三个方面来论述其民主政治观。针对民意机关,邹韬奋认为必须由人民自己选出来,而不是随便由人指定的人民代表组成,在此基础上,才能产生真正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对于民权,他认为人民的民权表现为人民在法律面前平等、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和普选权,而人身自由是无须说明的,并提出政府和人民应该共同努力以保障民权;而其政治观更具时代特色,邹韬奋指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全国各政党的共同要求、共同利益,因此团结各党派才能集中全国力量以取得抗战胜利,为此就要实现党派平等,保障各党派的政治权力,并取消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     

新中国外交史上的浓重一笔——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

正1954年4月至7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的讨论和解决重大国际政治问题的多边国际会议,也是周恩来首次以五大国之一外交部长身份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高超的外交智慧,为推动会议的顺利进行作     

霍桑及其《红字》之二:“海关”及通奸罪的政治解读

本文是系列论文“霍桑及其《红字》”的第二篇，对小说的“超长”绪论和通奸主题作了一个政治解读。霍桑因党派倾轧被解职，将对美国政治传统的满腔愤怒泼墨于《红字》序言之中。他选择了通奸这个最敏感、最忌讳的题材作为《红字》的主题，对北美的清教传统进行了清算，借古讽今，直抒心中“不快之事”。     

整合地方政治资源发挥民主党派在科学发展中的促进作用

本文从地方政治的视角，分别从党政、政协、党派各个层面，考察了通过规范化建设和联动创造良好气氛两种手段促进民主党派基层参政议政的主题。     

黄宗羲诗学中“元气”的现实语境和理论内涵

宇宙天道层面的“元气”看似玄远,但在黄宗羲这里却有着切近的现实语境和思想理论内涵,具有易代之际的时代文化特征。黄宗羲在诗学中论述的“元气”,意在强调主体性情。黄宗羲诗学中的“元气”以主体的政治立场、道德意识、学术理念为归旨,其中具有阳刚之气的风雷之文与黄宗羲的处世策略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     

五千年民族血脉与文化自觉自信——2012年黄帝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黄帝文化学术研讨会对黄帝文化的内涵及其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作用给予了解答。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黄帝文化的内涵主要是文明创造,黄帝崇拜体现了人文的、理性的特征;在肯定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祭陵可以振奋民族精神;承认文化自觉是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和核心理念,文化自觉要建立在人的自觉的基础上,德性自觉与理性思潮才能推动文明进程等。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

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13亿人民选择的适合我国基本国情、国体的一种新的政权组织形式。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自身建设,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一环。     

儒家民本思想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

黄宗羲对天下与君主做了区分,明确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非一姓之私,相对于天下而言,君主不再是＂公＂的代表。在＂天下为公＂的思想境界下,黄宗羲对君主职责和为臣之道作了深刻的反省,君主和臣下都应该担负为万民兴公利除公害的责任,民众成为评价政治得失的标准。面对后世君主背离职责、反客为主的现实,黄宗羲认为君位是可革的,并且将批判对象由暴君独夫的个体上升到＂后之为人君者＂的群体。黄宗羲的政治主张实现了从＂君主民本＂到＂君客天下主＂的转变,达到了民本思想的极限。     

黄远生政党观浅析

民国肇造,“组党热潮”兴起。著名记者黄远生,依托新闻媒体,批判党同伐异,倡导两党政治,其政党观既颇为系统,又不失深刻,是民初社会众多政党言论中很具特色且重要的一种,值得认真整理与探究。     

协商民主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国对协商民主理解的实质,是在不同利益群体的形成、民众参与要求日益高涨和多党合作逐步活跃的情况下,对如何整合群体利益、扩大政治参与、推进社会和谐而作出的一种政治选择。随着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已逐渐显现出协商民主的某些特征和趋势。协商民主的发展需要制度上的建设相配合,要大力完善和丰富协商民主的形式,要完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还要处理好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同其他民主形式的关系。     

黄遵宪研究述评

从史学的角度对黄遵宪研究现状进行回顾,其研究状况纵向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点。横向则回顾了有关黄遵宪外交活动及思想,文学主张及地位,政治活动及其思想,教育实践和思想以及与同时代人交往等热点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黄遵宪研究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努力扩大政协影响力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科学命题,明确了人民政协在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主渠道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主渠道作用,必然要求进一步扩大人民政协的影响力。根据人民政协的整体情况,尤其是市州以下政协组织的情况,扩大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必须着力解决好一些政协组织不敢发声、不善发声、不能发声、不会发声的问题。当前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从加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高度,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内涵和实质,去掉各种思想杂念,发扬民主,勇于发声,发出好声,为民发声,扩大声音。     

论黄老思想与刘邦的治国实践

无为而治是黄老思想最根本的特点,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它在西汉初年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刘邦作为汉代的第一任皇帝,也是汉代黄老之学的首推者。黄老思想在其治国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地运用,并对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周恩来议会斗争的一次伟大实践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的前后一段历史 ,实现和平民主成为一种可能。周恩来认为在中国走资本主义议会民主也成为一种可能。在政治协商会议进行过程中 ,周恩来运用了议会斗争的艺术 ,使之达到了挥洒自如的地步。他总结了当时中国进行议会斗争的经验是互相承认 ,互相商量 ,互相让步 ,互相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