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身份看林译《浮生六记》的跨文化动因

林语堂身处中国文化变革的交替时期,20世纪30年代起从“译入”转向“译出”标志其文化身份的转向。通过“译入”,引进和吸纳各种各样的西方文化,实现对现代性文化认同建构;通过“译出”,评介和传播中国智慧,寻求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并建构自我的文化身份。林语堂以翻译《浮生六记》这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为开端,进行文化身份建构以实现双向认同。因此,研究《浮生六记》翻译的跨文化动因,有助于我们探究译者诉诸的文学相关功能及推崇的文学理想形式,了解译者主体与历史文化、社会现实之互动。     

从翻译文本看林语堂的文化身份与文化选择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多重身份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是文学家、编辑家,而且还是著名的翻译家。林语堂在他的翻译文本中建构着自己作为族裔散居者的跨文化身份。无论是翻译的动机还是翻译的文本抑或翻译的过程,都彰显着林语堂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身份,正是这一跨文化身份的建构,促成林语堂做出了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选择。     

林语堂与中国儒教文化之离合

林语堂的第一身份,首先是基督教徒。这也似乎注定了,他始终游离于中西文化的边缘,而以一名审视者的身份出现和在现代文学上扮演角色。并且,他不仅仅对于儒教文化以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都是个人化的现代性解读。西方文化是属于价值根基层面的,而中国文化的接受与欣赏只属于,也只能属于他的审美情趣层面。     

异教徒？基督徒？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望者!——论林语堂的中西文化选择

林语堂的一生是对中西文化进行艰难选择的一生,虽然他曾称自己是“异教徒”,也曾称自己是“基督徒”,但他的骨子里却崇仰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望者。     

从《浮生六记》看林语堂的文化身份和翻译行为

林语堂是20世纪中国翻译史上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引入文化身份研究方法,分析了林语堂的文化身份构建。以其英译《浮生六记》的翻译行为为个案分析,研究林语堂的文化身份对其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的影响,指出文化身份研究为全面客观评价林语堂及其翻译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从林语堂译《板桥家书》看译者主体性之扬抑

《板桥家书》是林语堂的翻译作品之一。译者借此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翻译过程中,林语堂译者身份之扬抑,使其既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又在传播过程中,努力做到了与西方读者的视域融合。译者主体性之扬抑,是一个译本得以在译语社会被受众广泛接受之基础所在,林语堂译《板桥家书》,正是此一明证。     

论林语堂英文小说的乌托邦与异托邦镜像

林语堂海外的英文小说存在自我与"他者"的纠结。林语堂试图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构筑起一个乌托邦与异托邦二元世界,而他也正是在这个二元世界里,寻求着他的跨文化认同。文学文本中所建构的异托邦之所以能够形成,必须具备以下三个要素之一:一是本土文化心理;二是异域空间;三是异域和本土文化场域中的文化认同危机。林语堂通过对中国与西方(美国)的个性化阐释,使得世界真正地了解了中国和西方。西方世界也正是通过他建构的异托邦世界,还原了"东方主义者"永远也没有表述清楚的中国。     

同踏东西文化 各著千秋文章——托尔斯泰与林语堂之比较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中,无论是中国的林语堂还是俄罗斯的托尔斯泰,他们都有过同样的经历:挣扎于东西文化的夹缝之中,徘徊于两种文化的选择之间。对于站在俄罗斯古典文学之巅的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曾这样说道:如果不说明托尔斯泰与东方的关系,那么,他的传记是不完整的;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的林语堂则是不中不西,却又中又西的“一捆矛盾”。     

林语堂:学贯中西的奇才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风格独特的奇才，1975年其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在维也纳第40届国际笔会上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作品，本人也被公认为“幽默大师”和“二十世纪最有智慧的人物”之一。林语堂在其长达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出版了中文著作17种，英文著作及译著达51种。林语堂一生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通，自谓“最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抨击者和兜售者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探讨中…     

浅析林语堂自译本《啼笑皆非》

译者主体性在林语堂自译本《啼笑皆非》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其警醒国人的翻译目的和中国传统文化取向决定了林语堂必然选择“归化”的翻译策略,其审美观促使他进行了创造性翻译。文章结合典型例句对其译者主体性进行分析。     

在中西文化锋面上——试论林语堂散文创作

林语堂一生著作甚丰,思想内容极其复杂,他自谓“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本文主要关注林语堂的散文创作。林语堂的思想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早期的《剪指集》激昂慷慨,有较强的现实性与战斗性。《大荒集》以后提倡幽默,抒写性灵,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被认为躲进了象牙之塔,逆历史潮流,对历史进步之敌对力量起帮闲作用。本文即对林语堂创作的整体复杂性与具体表现的阶段性进行分析。从他的家庭环境、自然环境、所受教育以及所处时代等方面究其原因,认为林语堂此人其文是中国传统精神与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晶。对林语堂的评价,我们无法超越他那特定的时代,但最终的评价应交给历史本身     

焦虑、寻觅与重建:赛珍珠的文化身份

在文化上,赛珍珠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但中国人并不认同她;她的美国血统决定了她的美国身份,而美国却没完全接纳她。她不能像一般人那样拥有单一而又确定的文化身份,因而内心里总有种无“家”可归的焦虑。她终生都在寻觅和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一个中西文化的融合者、沟通者。这正是她从事写作和中西文化交流工作的强大心理动力。     

林语堂与现代中国的语文运动

1920年代,西方语言学科班出身的林语堂,语言学家身份逐渐退隐,几乎彻底转入文学领域,成为世所熟悉的小品文作家。林氏在两个身份之间徘徊、转移,全面参与了包括白话文运动、汉语拼音运动、国语统一运动在内的现代中国的语文运动。林语堂倡导汉字与罗马字通约并行,并将追求“一等文学”作为文学革命的主要目标,而非偏执于白话与文言之争。他与传统小学大师章太炎弟子周作人文字、文学观念的投契,为〖JP〗审视现代中国的语文运动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即具世界主义色彩的西洋语文观念如何与从民族主义出发的中国语文思想之现代创构合流。林语堂作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主席主持《歌谣》的方言调查,并参加“数人会”,拟定“国语罗马字”,贡献卓荦。但中国当时建设现代语言学的专业环境缺失,语言学家内部就“革命”与否又分歧不断,这都冷却了林氏的语言学热情,而激发他与《语丝》文学团体趋近,促成了他的转型。     

林语堂译介《论语》考论

林语堂的《论语》译介自具特色,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影响深远。就其促发因素看,闽南地域文化,特别是作为主导的儒家思想,不可轻忽。林语堂译介《论语》,既是向西方世界展示真正的中国文明,也为东西方沟通交流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通道。作为濡染儒家传统的知识分子、深谙西方文化的学者、作家、翻译家、基督徒,兼具错综复杂身份的林语堂对《论语》的译介卓尔不群,独具一格。     

后现代语境下的“他者”文化形象

在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新当代文学的影响中,“典型”的形象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演变为“他者”的身份,而受到关注,作者与其塑造的“典型”互为主观。中国新当代文学在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互为文本”过程中,中国当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作品中的“他者”,更是一个文化形象的“他者身份”,这个身份隐喻了一个以意识形态为主体的形象。     

文化与艺术之间的镜像互证与内在超越——论林语堂的小说创作

林语堂一直自觉地向西方社会推介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和正在洪波涌起的新文化,即使当他从事小说创作时,也难以忘怀传播文化的使命,这就使他的小说在向艺术高峰攀升的时候,也闪耀着中国文化的光芒,从而使文化推介和艺术创作具有了镜像互证的特征,即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思想影响下形成的群体性民族精神气质与个体性文化人格,在林语堂小说中得以完美呈现;同时,因为林语堂的小说有着深湛内在的文化支撑,从而获得了超越时空的共时性特质。对文学不朽意义的自觉追求,使林语堂的小说获得了某种永恒的意义,实现了其内在超越。     

基督精神与林语堂的人生追求

林语堂作为“二十世纪的智慧人物” ,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与基督教文化的相即相离 ,即从接受到放弃、又从放弃到再接受的迂回复归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一过程 ,既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 ,也和 2 0世纪整个世界文化的大体系有关 ,并对他的思想和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显示了林语堂的人生追求     

简论林语堂的跨语际传记写作

传记写作是林语堂“文化翻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跨语际的传记写作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中不仅价值独特，而且触及了传记叙述主体的自我塑造，传记叙述中文化“差异性”的影响等诸多理论问题。通过对林氏传记作品的解读，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他颇具文化使命感的身份自许，而且还领略了其超越的叙述智慧。     

“文化间性”视阈下的《京华烟云》翻译研究

翻译的文化传输功能是显而易见的,通过译者的努力,使多种文化间建立起对话关系,《京华烟云》是林语堂用英文写作的长篇小说,但由于他的文化身份及文本中国文化特征,使其具有翻译的特征又彰显出文本的文化间性特征。文章试图通过具体实例分析,阐释哲学意向翻译的文化间性特征,呈现文化间的交互对话关系在文化传输中的强大动力。     

破旧立新的文化身份建构途径——对20世纪50—70年代民族小说的一种考察

50-70年代民族小说的文化身份建构主要是破旧立新,它形成了两条具体的实现途径:一是内在认知意识的“破旧立新”,二是外在实践行为的“破旧立新”.这有效更新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却消解了其传统的文化身份属性.理想的文化身份建构应该促成他者与自我之间的有机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