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觉醒历程中的另一番景象:佛教思想的输入——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之四)

一、谈玄与成佛中华思想文化史上,在人的自我尚未从自然整体的湮没和束缚中获得解放和独立的主体性以前,以追求无我之境的方式达到对儒家名教纲常的超越,达到从封建社会     

从“独化论”到“名教即自然”——郭象玄学体系的逻辑演化

郭象的玄学体系熔传统儒家的伦常与庄子的自然之道于一炉。以"独化论"为根基,以"性、命"说为连接,塑造出"游外冥内"的圣人人格,并以"名教即自然"为其理论归宿,倡导人们安守本分,追求性分内的逍遥自得。整个学说富于思辨性。     

作为一种武器的“正统”论:太平军、湘军合法性叙事话语评析

"正统"论于宋代定型后分"辨华夷""护纲常"两条主脉向前演进,这两条主脉在历史演进中相互批驳,相互渗透,或分流,或合流,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应用这一资源时所呈现出的不同取向。在湘军与太平军意识形态的战争中,太平天国以"辨华夷"为话语框架,接以"神魔二元"和反压迫话语,建构起"起义"合法性叙事体系。湘军则以"护纲常"为话语框架,通过痛斥太平军破坏纲常伦理的行为,多方面回应民生疾苦,建构起"讨逆"行动的正义性。这一历史案例表明,合法性叙事只有处于广泛且能被共享的价值语境之中,与受众、叙事语境、话语传统、历史发展大势相适应,才能发挥其在合法性建构中的积极作用。     

试论儒家礼教思想的人文价值

儒家礼教思想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基础,如何理解儒家教育思想的性质,关键是如何认识儒家礼教思想与三代政治及封建纲常名教的关系。故本文选择儒家礼教思想为视点,侧重其人文价值,略作一点探讨。     

中国佛教孝亲观初探

中国佛教孝亲观是中国佛教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本文从介绍中土佛教在孝亲问题上寻求与中土传统契合的几种方法入手，考察了中国佛教在孝亲问题上进行自身理论建设的过程，初步探讨了中土佛教孝亲观的成长进程及其理论特色。本文认为，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孝亲观与儒家纲常更加接近，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佛教孝亲观走向中土化、世俗化，终于达成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亲观上的契合。这既是佛法向纲常名教靠拢糅合的产物，又是中土佛教走向注重现实的内在需要，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王安石的本体论建构及其特点

为了回应佛道之学的挑战、复兴儒学 ,王安石在批判、否定佛道空无学说的同时 ,提出了其道本体论 ,并力图由天及人 ,从道本体出发对儒家的纲常名教作出论证。但是其本体论建构的特点是以人法天而非天人合一 ,存在着天人二本的缺陷。相对于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中本体论建构的目标而言 ,王安石的本体论建构是不成功的     

略论《唐律》中的礼教思想

《唐律》"一准乎礼",其律条及律疏深受传统的纲常名教所支配,是儒家的伦理法典。礼教思想主要体现在《唐律》中的立法指导思想、同罪因身份而异罚、依礼教原则解释律条、修律以礼为蓝本等方面。《唐律》伦理法思想的基本精神与特色是家族主义、礼刑合一、义务本位、男尊女卑等。     

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说献疑

"非汤武而薄周孔"是嵇康有所为而发的一面之辞.其实与"至人重身"相比,他更敬重的是"损己为世"愍世忧时"的儒家圣人.其经学论文<管蔡论>,立的就是管、蔡忠贤以彰显文、武、周公圣明之论.他固然提出"六经未必为太阳",却不等于在说"六经非太阳".而将伊尹事汤和周旦隆化尊为典范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也不可能是背弃名教的命题.所以,在不容名流隐逸的魏晋,以"乱教"非毁典谟"论诛嵇康,不过是司马集团在残杀拒绝"归心"的"卧龙"以胁迫天下而已.     

郭象的圣人观

为了系统考察西晋著名玄学家郭象的圣人观哲学内涵，对相关文献进行检索和分析。分析认为：郭象的圣人观融合了儒道二家对理想人格的看法。圣人是得到了自身之“性”的人；圣人是“无往不可”的“无心”之人；圣人是跟随时世而不断变化的人。具有了“内圣”之性，自然能够成就“外王”之事。郭象的圣人观反映了其融合名教与自然、主张用道家的自然情性来规范和补充儒家之纲常名教的思想观点。     

“中和位育”与现代公民社会

如何看待儒家"中和位育"伦理观与现代公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当代儒学重构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既需要我们对儒家伦理的"前现代性"有充足认识,更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儒家伦理的现代性"问题,如此我们才能正确看待儒家"中和位育"伦理观在构建现代公民社会过程中作为一项思想资源的意义.公民社会的这种伦理要求与传统儒家伦理在诸多方面是相颉颃的.因为我们无论怎样拔高传统儒家伦理的"精神价值",无论怎样强调它的超越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儒家伦理是产生于"前现代"的伦理观念,其产生的社会基础是宗法血缘型社会,这与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公民社会是有天壤之别的.     

从“内圣”到“外王”:儒家人性论反思

"内圣"与"外王"演绎了儒家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一般逻辑,"内圣"为"外王"预设了前提假定,"外王"则是"内圣"的逻辑推论。较之于西方基督教人性观和康德的人性观,儒家的人性观显然是高调而又乐观的。由于儒家人性观缺乏对人性幽暗面的直视与警醒,一直致力于内在圣贤人格的修成而少有外在制度方面对权力进行防范,这导致了传统中国政治实践中德治和人治观念的盛行,从而难以产生出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由于"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因果逻辑,新儒家从"老内圣"推出"新外王"的理论努力值得商榷。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周秦之变”背景下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

周秦之变后,在以暴力为基础的新政统与强调权力道德基础的旧道统之间,客观上呈现出既格格不入又必须合作的局面。"焚书坑儒"宣告了旧道统的承担者——儒家士人与新王朝磨合的失败。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基本上解答了汉武帝的关于治国总方略的疑问,他从"天人感应"的角度为儒学的实施提供了系统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理论依据。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教育、选官及法律的儒家化。秦皇汉武统一意识形态的尝试对后世的启示表现在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进行意识形态建设,而意识形态建设要根植于社会的既有价值,不宜过分以利禄倡导等方面。     

朱熹“天地之性”概念的理学分析

朱熹以"天地之性"言"性",其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一是以"理""物"为坐标,"天地之性"是"专指理言",却仍然是"性",使"性"的考察提升到"理"的高度,进而可整体地、形上地论"性",同时也使"性"始终就着"物"来说,界定了"性"的理学内涵,明确朱熹理学视域下人性问题思考的基本范式,即以"性"而论人性;二是以"气质之性"为坐标,与"气质之性"相对,以"天地之性"言"性",既使"性"的考察从"性"的实然层面抽离出来,又在理学视域下重新厘定"天地之性"("性"的本然状态)与"气质之性"("性"的实然状态)二者间关系,进而给予传统儒家"性善"论理学解释,同时也为理学工夫论奠定了哲学基础,指明了实践方向。     

试论鲍敬言的“无君“思想

鲍敬言主要反对儒家的纲常名教,用无君反对尊君,也反对玄学。他由对道家思想的改造而走向唯物主义。他从天地本无尊卑的世界观出发,提出“无君论”;又从无君论出发,提出空想社会的蓝图。这种空想社会在当时是不能实现的,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     

董仲舒“王道教化论”理路透析

董仲舒以“德主刑辅”的王道教化观和“中民之性”的人性论为理论依据,在对儒家孔孟荀的教化理论和汉初陆贾、贾谊等人重教化轻刑罚的教化思想进行吸纳发挥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系统的王道教化思想。董仲舒的王道教化论重视仁德之施行和封建伦理纲常的教化作用,强调王道必须以教化为大务。这一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对于我们今天以德治国和构建和谐社会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崇公抑私”到“尚公重私”——儒家公私观的现代转化

儒家传统文化从"天下为公"的政治维度、"重义轻利"的利益维度和"公善私恶"的道德维度提出了"崇公抑私"的思想,在道德意识和政治理念上要求人们"大公无私",使得"崇公抑私"构成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主流。然而,儒家传统的"崇公抑私"的公私观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为封建统治阶层服务的"天下为公"导致"天下为私";抑制个人私欲的"以公灭私"导致"假公济私";将公私等同善恶的"公私对立"导致"公私两无"。在时空变迁和语境置换之下,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必须重视"私"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为了构建公民社会,儒家传统的公私观需要转化为"尚公重私",以适应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除末”以“上农”:从猎人到农夫的农政学

中西方经验中的"反本"与"反谷"的史实及考古报告显示,人们并非自愿为农。因此,文章重构了农业起源的问题,将农业与采集渔猎作为两种竞争性生产模式。问题的核心在于农业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而这些条件是谁推动创建的,它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循此,文章提出要把国家带回农业变迁过程之中,而不是在进化论框限下考察技术性农业发明的线性累计过程。资源汲取效率与治理术效应,构成了国家介入农业变迁的双重必要性。中国经验为理解国家干预农业变迁的方式,提供了一种制度性机制,即所谓"除末"以"上农"的农政学假设。它运作机理是"排除性纳入"的事本逻辑,"山川林泽之禁"是它的制度装置。     

文官和逊国诸臣所属地方在逊国诸臣名誉恢复中的作用

朱棣为维护靖难合法性，诬蔑践行纲常名教典范的逊国诸臣为奸臣。出于对儒家伦理的认同和维护，文官①和逊国诸臣所属地方从一开始就不认可朝廷的做法，并通过记载逊国诸臣忠义事迹、推举逊国诸臣入祀乡贤名宦祠和疏请朝廷褒扬逊国诸臣的方式，最终促使朝廷在万历时期恢复逊国诸臣的名誉。     

晚清守旧派对儒家纲常思想的维护——以《明夷待访录纠缪》为中心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晚清得到士人们的高度关注,或借之阐扬民权等新思想,或批判其离经叛道。黄宗羲从祀文庙的圣谕颁布之后,李滋然经过"五夜思维",指出《明夷待访录》存在"废弃君臣大伦"、"反圣王"、"背六经"、"诬毁恩深之故主"等违反儒家纲常思想的谬误,并逐条批驳,撰成《明夷待访录纠谬》一书。此书既体现了李滋然维护儒家纲常思想的特质,又折射出了晚清新思想对儒家纲常思想的突破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夷待访录纠谬》既是守旧派反对新思想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其为维护儒家纲常思想而谱写的一首挽歌。     

从"天道"到"人道"--评《道德理性与社会控制》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学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一直在社会各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儒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其思想学说,但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即重建与规范一种社会政治等级秩序,重构儒家一以贯之的一种"修、齐、治、平"的政治价值理念,重塑一种以"天"道"理"为最高本体的、形而上学化了的政治伦理的宇宙观与哲学观;并通过人类世世相继的文化精神的超验性传承,将这种政治秩序、价值理念、政治伦理与哲学观念代代持续下去.他们试图重构以纲常伦理为超验形而上本体("天"道"理"),同时又以这种天赋合法的超验道德理性来指导人伦日用、进行封建社会有效控制与整合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