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搭台助社会组织“自助”

社区社会组织是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如何培育和发展它们,提高它们在社会服务管理中的协同能力,发挥它们在保障改善民生、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完善社区自治等方面的作用,是一道崭新的课题。从2011年10月开始,北京市东城区尝试实施了＂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工程＂,项目实施一年多来,大多数社会组织实现了＂自助＂。     

中国的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

＂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的英文对应词都是civil society,但实际上＂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意指不同的组织和领域。在当今中国,公民社会指的是享有公民权的公民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指向政治领域;市民社会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人生活领域和社会组织,指向经济领域。     

论社会组织的社会认同及其问题与对策

通过调查,发现我国社会组织的社会认同度并不高,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较小。原因主要在于社会组织的运作更多遵循＂权威逻辑＂,而＂功能逻辑＂的影响较弱。提高社会组织的社会认同度,需要社会组织拥有科学的管理模式,以＂功能逻辑＂代替＂权威逻辑＂。     

论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中社会性别视角的“自觉性”

社会性别视角与社会政策在实现公正公平的价值观上具有良好的契合性,但这种契合性必须以社会性别视角作为社会政策制定的前提为前提,也就是说社会性别视角要在制定社会政策过程中很好地体现出＂自觉性＂而不是＂滞后性＂＂被动性＂。只有把握好社会性别视角的＂自觉性＂,才能够使社会政策对两性平等发挥正功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     

企业家社会责任研究现状及未来展望

对在2000-2009年中国全文期刊数据库上以＂企业家社会责任＂、＂经营者社会责任＂、＂管理者社会责任＂、＂领导者社会责任＂为题名所刊发的有关企业家社会责任方面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分析了企业家社会责任的研究现状;对企业家社会责任导向、影响因素等方面的一些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进行了归纳总结;结合国内外研究的相关成果,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2011年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与法治建设研究综述

2011年度法学界关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与法治建设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一是肯定了法治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价值作用,其提法有基础说、价值说、关键说、保障说四种。二是提出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整体目标与基本原则,认为现代社会管理的最佳状态应当是构建＂法治型的社会管理模式＂或＂法治主导的管理模式＂,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法治化建设应该遵循坚持＂以人为本、保障权利自由、建构法治秩序、保障改善民生＂等基本原则。三是分析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实现路径,认为应充分发挥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完善社会管理的法律体系、积极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社会管理方式的多样化、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推动体制改革、提高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     

评《社会伦理学研究》

《社会伦理学研究》是一部具有创见性的学术著作,它表达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价值诉求,另一方面它又为规导社会发展的方向提供参考。它确立了这样一种理念：以＂生活优先＂而非＂逻辑优先＂的原则,来谋求人之＂所是＂与＂所应是＂相统一的＂成人之学＂,来阐释个人与社会的相辅相成,《社会伦理学研究》一书问世,不仅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而且也表征着中国社会伦理思想研究走向了一个新里程。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与履行——基于公司、责任与社会的研究

基于英文概念翻译过来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并没有、也无法完全反映原文的真实涵义。西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中的＂企业＂并非我国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概念,而是指＂经理控制型＂大型公司制企业;＂责任＂具有担当责任与尽职尽责二重性;＂社会＂包含了受企业经营行为影响的社会部分以及广泛的社会两个层次。企业并不具有承担整个社会责任的职能,对于不同层次社会的责任也是有区别的。企业社会责任反映了（大型）公司对受其经营行为影响的社会部分承担责任,并对整个社会高度负责的思想。公司应该在遵守社会规则的前提下对社会负责任,并尽力为全社会的发展做贡献,它是以客观责任为前提,以主观责任为根本。     

论社会管理中社会协同机制的构建

构建社会管理协同机制,是调整社会结构、调节社会利益,培养社会成员公民意识,促进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实现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基本路径。按照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思想,理顺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关系,具体构建五个机制：权力整...     

2011年MPA系列讲座——公共政策学的引进及其中国化

4月22日晚上6：00,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宁骚教授在文法楼301教室为文法学院2011级及2010级MPA研究生做了一场题为＂公共政策学的引进及其中国化＂的专题讲座。此讲座为我院2011级MPA入学首场学术讲座。     

“80后”新生代的社会认同建构与社会建设参与

从＂个体—社会＂场域情境、社会运行系统看,＂80后＂新生代社会认同建构与社会建设参与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的内在逻辑和机理。抽样调查数据表明,＂80后＂新生代存在着积极的社会认同,然而社会建设参与现状并不乐观,因此,需要建立合理有效的参与体制与机制,并通过社会制度、意义系统、社会组织等方面促进他们的社会认同。     

论经济法的社会整体利益观

经济法是社会整体利益本位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立法宗旨和终极目标。它所追求的整体利益是经济社会化、现代化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种既不同于个人利益,又不同于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新型利益,是一种发展中的动态的＂社会利益＂和＂增量利益＂。经济法通过立法宗旨、社会整体调节机制、制度架构和个体协调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它是一种追求实质公平、结果公平的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利益,是科学发展观对经济法理念的客观要求和科学反映。     

社会动荡的一般模式及对策——兼论中国社会动荡的特点及传统对策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历史中,动荡岁月约占40%。从科学的角度看,社会动荡是社会的一种现象。它与社会和谐、安定构成社会的两面。历史上将这两面称为乱和治。从居安思危的主旨出发,研究中外历史上的社会动荡,以结构主义的方法分析这类现象,根据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引发动荡的成因,大致可看到社会动荡呈现三种基本形态,即＂灾损—经济型＂、＂震动—政治型＂及＂侵扰—信仰型＂。以不同的动荡形态确立社会动荡的模式,探讨治理动荡对策方面的得失,显然有益于珍惜、促进社会和谐。     

社会组织培育与社会建设制度框架建构——基于北京市西城区社会组织的调查

依据对社会组织的实证调查资料,描述了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障碍社会组织发展的外部环境问题和组织自身的问题;探索了政府培育社会组织的机制,社会组织培育与社会工作、志愿者队伍、社区建设和社会领域党建的关系,并尝试建构整合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和社区建设的＂三位一体＂的社会建设制度框架。     

鬼神信仰及其惩罚性社会控制机制研究

＂惩罚＂与整个社会关系、文化网络密切相联。传统社会中关于＂鬼＂的种种言说及仪式,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惩罚性的社会控制功能。今天的国家应当结合简单社会复杂化的现实,更好地顺应社会需求,配置社会控制资源。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中的马克思

西方社会理论的核心人物吉登斯和贝克认为,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同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批判是同一的,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个生产过程暴露了为它服务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潜在矛盾性和自裂性。作为经典的社会学家,马克思提出的社会理论也是现代社会理论架构过程中跨越不了的门槛。同时,吉登斯和贝克通过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社会观的批判,来解释其＂错过＂了＂风险社会＂课题的原因。虽然马克思的经典理论确实没有直接论述风险社会的专题,我们必须要看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审视当代风险社会理论仍然蕴含着数个重要的视角。     

构建大学生“三进三同”社会实践新模式

阐述了大学生＂三进三同＂社会实践新模式的重要依据,在明确＂三进三同＂社会实践新模式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大学生＂三进三同＂社会实践模式体系,并从组织领导、管理运行和考核评价三方面构建了大学生＂三进三同＂社会实践新模式的长效机制,最后对实施大学生＂三进三同＂社会实践作了重要说明。     

从扁平化中寻找创新社会管理的突破口

创新社会管理,抓手何在,落脚何处？近三年来,无锡市以＂社区扁平化管理＂为路径,以＂把社会管理抓到位、把公共服务送到家＂为目标,以＂一平台三机制＂和＂四项保障措施＂为着力点,成功绘制出创新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的＂无锡样本＂,实现了政府、社区、百姓＂三满意＂,使创新社会管理在基层层面找到了＂突破口和落脚点＂。     

民国时期的社会体育探析

民国时期社会体育的兴起,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受＂东亚病夫＂称呼的刺激;另一方面是鉴于国民体格普遍衰弱。为了＂增强中华民族体质,洗刷东亚病夫耻辱＂,民国历届政府和体育界人士将社会体育从西洋体育和传统体育两方面加以推广。但由于缺乏协调发展的社会大环境,成效并不显著。但是,＂以平民化的运动去实施全民体育化＂、＂以我国固有的国粹体育,衡取合我国情的外国运动＂的思想对于今天社会体育的推广具有借鉴价值。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对我国创新社会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形成是一个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过程,这种批判与构建既有哲学批判与建构,又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建构。通过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确立了自己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哲学原则,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揭示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实质以及克服该分离的途径,实现了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扬弃。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于我国转型期的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政府应大胆放权于社会组织,帮其提高治理社会事务的能力,激发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从而形成社会组织与政府治理良性互动的共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