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辞官原因新论

王羲之是因为和王述矛盾激化而辞官的传统说法不全面.王羲之与司马昱之间、琅琊王氏和司马氏之间,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以及它们与东晋权臣桓温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导致了王羲之的辞官.所以说,王羲之的辞官是东晋门阀士族内部之间争权夺利的结果.     

习凿齿及其相关问题再考辨

习凿齿曾任过荥阳太守,亦曾任过衡阳太守。公元363年4月之前拜见过司马昱,"相王"不是去见丞相司马昱,而是桓温授意他去"观察"会稽王司马昱。但因他称颂了可望为帝的司马昱而忤桓温之旨,故不被觊觎晋廷的桓温所用,不久罢归襄阳。为避苻坚逼用,他于公元379年沿湘江二州入赣,并在江西万载书堂山及新余白梅生活了33年,且最终在此地将巨著《汉晋春秋》54卷完稿。该著的内容并非终于愍帝,而实达东晋元帝、明帝、康帝乃至孝武帝时的人和事。习凿齿的德行与节操,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和习氏子孙。在这1600余年来,据习氏族谱所载,其子嗣中人才济济,而尤以习嘉言、习仲勋等,其功业彪炳史册。     

试论桓温北伐与东晋门阀政治

东晋王朝由高级世族垄断政治、军事大权,继承和发展了魏晋以来的门阀政治,使之达到顶峰。同时,东晋又面临着北方沦亡、山河残破的严峻现实;民族危机是当时全社会关注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焦点。本文对东晋桓温等为挽救民族危机而北伐和东晋门阀政治作初步探讨。桓温北伐前的东晋社会西晋崩溃后,北方陷入了民族战争的灾难之中,世族豪强地主纷纷南迁。为了维护他们的政治、经济等特权,他们扶植了以民族代表的形象出现的东晋王朝。在东晋建立过程中,北方世族代表人物琅邪、王敦兄弟功绩最大,从而操纵了东晋内外大权,形成     

北方少数民族统治与桓温北伐

<正> 桓温北伐是东晋中期南北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历来认为桓温北伐的性质是封建正统的汉族东晋政权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发动的民族战争,认为北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江左内部荆扬之争的牵制。我以为当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封建化进程已有相当发展,民族和融使得北方民族关系较为缓和。这样,桓温的北伐是为巩固东晋封建统治而战的,其性质并非只是民族战争,民族冲突的色彩并不浓重;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桓温遇到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是有实力相对抗的,北伐又得不到北方汉人有力的支持。     

桓温并官省职考释

东晋兴宁二年,桓温主持推行并官省职政策.这次活动涉及到政府各部门官职的裁省和人事的变动.该政策推行达10年之久,桓温卒后渐废弛.它由桓温强制推行,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结局是人亡制废.     

《两晋士族文学研究》简评

门阀士族的相关问题是深入把握两晋历史与文学关系的关键之一。近代以来,从这一视角研究两晋文学的做法逐渐为学术大家重视,出现了《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详见陈寅恪著、三联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55页）、《土族与六朝文学》（陈章灿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东晋南朝的谢氏族文学集团》（丁福林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佳作。《两晋士族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是孙明君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晋历史与文学之关系研究”的结项成果,该书可谓从门阀士族角度研究两晋士族文学创作的代表性著作,在写作上具有以下特点：     

东晋门阀与玄学

本文着重就东晋门阀与玄学的关系作了论证。认为东晋的门阀政治是西晋以来世族集团按照玄学理论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封建政治格局。门阀体制建立后,玄学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蜕变为长生之学。其代表人物是葛洪和张湛。同养生之学相联系的是在晋门阀阶层隐游导养之风的大盛。     

东晋文学的主题变迁与地域分布

东晋百余年的文学发展,从时间上看可分为初期、中期及后期三个阶段;从空间即地域角度来看,与三阶段相对应,主要分布在建康、会稽、寻阳三地.时间更替与地域转换的叠合,使东晋百余年文学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东晋初期主要是以建康为中心的京都地域的"中兴"文学主题的兴起,中期主要是以兰亭诗会为代表的会稽地域"玄言"文学主题的兴盛,后期主要是以庐山为中心的寻阳地域"遁世"文学主题的兴盛.其中文学主题的变迁与地域中心的更替与东晋的政治动荡密切相关.     

中古文学集团考辨

文学集团的出现是文学自觉的标志之一。中古文学集团以其自身鲜明的特质而与一般政治集团或文学家族、文学流派相区别。中古文学集团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以及统系观念的缺乏,凸现了该时期文学尚未高度自觉的时代特征。     

前秦王猛的才能与品格(摘要)

我国南北朝时期,前秦“权倾内外”的王猛,其才能与品格,十分值得称述。王猛,字景略,出生于魏郡下层劳动人民之家,靠卖筐篓、簸箕之类维持生活。他吃苦耐劳,好学博览,对兵书尤感兴趣,十几岁就关心天下大事,胸有韬略。东晋桓温北伐入关,王猛“披褐诣之,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桓温赏其才,以高官厚禄相请,他拒绝了。苻坚     

河汾诸老探赜

河汾诸老是金末元初一批出生或落籍于黄河、汾河流域的诗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丰富了文坛巨星元好问“以唐人为指归”诗学思想的内涵,为肇启元明宗唐复古诗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严格说来,他们应被称为诗人群体而非诗派。其群体性活动和文学创作可先后以金室南渡和蒙古灭金为断,分为三期。其诗作以反映战乱带给人民的灾难和表现隐逸生活、山林情趣为主,兼有“陶之达”和“杜之忧”两种倾向。其诗学宗尚与金末元初学唐复古诗风相一致,但在学唐诗诸家方面特别强调转益多师,不拘一格。河汾诸老是金元易代之际文坛的重要现象,是一个有影响的金遗民诗人群体,对当时文学的继往开来和促使元诗繁荣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儒学融通与东晋文运的演进

东晋儒学具有鲜明的融通特征,但并未丧失固有的理论品质和精神立场,它在政治观念、道德修养、审美倾向等方面都对文坛产生深刻影响,并赋予了东晋诗文正大、中和、渊雅等审美特色。这种审美风貌迥异于占据当时文坛主流的玄言风气,更在晋末宋初文风变改之际焕发出新的活力,推动了文坛演化的进程。     

魏晋嬗代史事探微

魏晋嬗代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讨论颇多。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魏晋嬗代过程中一些关键事件和人物的考订,分析了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的原因和依靠的主要力量。对司马师在魏晋嬗代中的作用和功业进行了考证和阐释,并对齐王攸地位的形成过程提出了新的解释。     

汉魏六朝哀辞研究

哀辞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哀悼夭亡者的文体,形成于东汉至魏晋六朝时期,与当时浓郁的感伤文化、感伤文学氛围有关。汉代哀辞无存。现存魏晋六朝时期曹植至梁简文帝等人的哀辞18篇。其中3篇有短序,序用散语,辞用韵语,或骚体,或骈体,或诔体,篇幅在数十字至二百字之内,内容以抒发丧失亲人的悲伤哀痛之情为主,极少叙事因素。与哀辞相近的文体有诔、哀策、吊文、祭文等,这些文体互有异同。此时期的挽歌和悼亡诗也很特殊,但与哀辞有诗、文之别。     

论鲜卑段部的源流和兴衰

段部出于东部鲜卑,其远祖为先秦时期的屠何,早期活动于徒河地区,北朝时段部与慕容部、乌桓又同称为徒何。段部的兴衰与晋末十六国时期的政局变化有着密切关系,段部与司马越、王浚结援,在司马越当政之时而走向强盛,随着司马越集团的败亡及临敌石赵、慕容燕的崛起而逐渐走向衰亡。同时,段部的兴衰也对晋末十六国政局产生了很大影响。     

论郭璞的忧患与超脱意识

西晋后期,诸王及诸胡的战争惨烈而频繁,终致两都毁弃,西晋灭亡。然而,这种局面并没有引起东晋统治者强烈的兴亡之思。遗落世务、旷放闲逸成了东晋世族文学创作的基本情趣和格调,社会上也盛行清谈之风。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东晋诗人郭璞在他的诗文中尤其是在他的赠答诗和游仙诗中反复表达了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深深的忧患意识和超脱思想。     

论金代渤海文学

渤海民族文学自唐代到元初,有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其间出现了渤海国和金代两个黄金时期,尤以后一时期的成就为高,而它却是迄今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因此极有必要做专门的探讨。渤海民族文学在金代复兴的历史成因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两个方面。金代渤海民族文学最引人瞩目的特征就是它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在体质、文化方面融合的巨大历史功效和优势。王庭筠是金代最优秀的渤海作家,代表当时渤海文学的最高水平。李、张、高、王四大文学家族的出现,在渤海文学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渤海民族文学是中国古代多元一体、优势互补的文学格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南家族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势力的膨胀 ,导致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家族性特点。河南是士族较为集中的地区 ,浓厚的门第观念及推崇个性才情的时代风尚 ,促成士族对文化的垄断。特别是东晋以来河南士族大批南迁 ,侨居的身份及以后寒庶力量的崛起 ,使文学的家族性特点得到加强。这不仅体现在文学之士累世而出 ,而且还表现为创作上的共性特征 ,以至于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家族文学集团。陈郡谢氏便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晋元帝立国江东的政治地理格局——兼议“王与马共天下”的空间结构

晋元帝立国江东揭开了东晋南朝的序幕,也开启了东晋门阀政治时代。在元帝立国江东的政治地理格局中,国家空间结构有五个较为明显的区域,包括沿江核心地带、拱卫辅助区、边缘区、边境区等四个功能区和一个沦陷区。这一空间结构反映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士族政治形态,王敦兄弟通过军事和政治控制了沿江核心地带;元帝则苦心经营核心区两侧的拱卫辅助区,以与王氏宗族抗衡;边缘区则因士族风气、习尚的影响被进一步边缘化;边境区活跃的北伐或南逃的流民帅基本上为朝廷所支配,关键时成为掣肘王敦的外援;沦陷区是名义上的疆土,中原最终淡出江东政权的空间视野,江东的侨置政区安置了南渡士族,也慰藉了其对故国家园的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