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对儒学精神的发展及其局限

儒学研究界尤其是当代新儒家,存在着对宋明理学评价过高的倾向.宋明理学淡化乃至贬斥儒学精神中的"外王"意识,仅仅在"内圣"的基点上,片面地发展了儒学精神,由儒学的"内圣"衍变为"存天理灭人欲".我们在看到它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更要认识到其根本性的局限不仅使自身丧失了真正的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而且对社会历史进步和民族发展,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从不语怪力乱神到奢谈天道性命——从认识论角度对儒学发展史的反思

作为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孔子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理性精神,"不语怪、力、乱、神",对经验世界之外的信仰本体采取"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这种朴素的"理性精神"不仅避免了原始儒学宗教化的发展方向,而且区分了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的知识阈限,暗合了现代化的知识标准。然而自子思、孟子以降,后儒们为了将建立在亲子血缘关系之上的儒学本体化,便试图在天、道、性、命之中寻找人伦法则的先验依据,从而僭越了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的知识阈限,背离了原始儒学的理性精神,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思辨误区。因此,剔除这些独断论的话语体系,不仅可以还原儒学的本来面目,而且有助于建构一种符合现代知识标准的、能够与世界对话的中国儒学。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文化复兴的困局与出路——从“内圣开新”到“公共儒学”

为了破解近代以降中华民族面对的文化困局,国人提出了不少解决方案,而内圣开新是主流思路,并成为现代古典学的主流范式。最近,学者邓曦泽对内圣开新思路进行了严格、尖锐的批评,并提出了超越性方案——公共儒学。公共儒学运用“问题＋方法＋效用”的基本方法论,从公共交往角度论证了历史文化的价值,即以儒学为主的历史文化之重要价值乃是作为古今一贯的思想共源与公共交往平台,促进公共交往,以之为基础,可以得出文化复兴的操作性方案,因此,它是有效的。     

秦始皇与“焚书坑儒”——浅论儒学在秦代的发展

秦统一以后秉承其对东方文化一贯的开放态度,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乐文明也采取了积极吸收的态度。其间因为儒家文化与秦固有文化传统的冲突以及秦始皇个人的原因而有所反复,出现了“焚书坑儒”的举动,但是这种举动并没有对儒家的发展传播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儒学在汉代的复兴正是在秦代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儒学的第一次“嬗变”——从孔子和董仲舒谈起

文章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仔细梳理了儒家思想从孔子创立到董仲舒第一次"嬗变"过程。"嬗变"在这里不是贬意,而是对旧儒家思想的积极的扬弃。文章主要对儒家何以可能、嬗变何以可能、怎样嬗变(即嬗变的"四个维度")进行了分析,明其变,求其因;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分析这一历史过程。     

从认知角度看《论语》中的隐喻——考察孔子的思想体系及其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影响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通过对《论语》中概念隐喻的分析,考察孔子的思想体系及其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影响。《论语》中主要有四大概念隐喻,所体现的孔子的思想既有其先进性,又有其局限性。这些概念隐喻已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与哲学之中。     

从“天理”到“人欲”,从“理学”到“实学”——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之五)

一、"万物一体"之"仁"与名教纲常的矛盾两汉以后,魏晋玄学与隋唐佛学先后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展现了中华儿女蒙眬觉醒的精神面貌,对儒家特别是对董仲舒所改头换面的儒家思想传统——一种湮没自我于纲常名教的思想传统,进行了极大的冲击。儒家传统不可能一成不变地依旧有的方式传承,于是改弦易辙,吸取佛     

先秦“天命”观的发展及其道德内涵 ——从周公到孔子

"天"及"天命"是中国传统伦理所预设的道德彼岸."天"及"天命"作为文化概念的提出在西周初年,其道德内涵则因周公而确立.孔子继承并发展了周公的"天命"思想,使"天命"由眷顾天下的统治者进而惠及每一个有德者.个体"体天命"的过程亦是"天命"的道德内化过程.     

儒学的人文价值与当代使命——2012’中国无锡“儒学当代使命”高层论坛综述

2012’中国无锡儒学当代使命高层论坛于2012年6月15至17日在江苏省无锡市江南大学举行,论坛由中华孔子学会、南京大学儒佛道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江南大学杂志社承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     

“订孔”的延续——从章太炎到陈独秀

如何看待孔子及儒家学说是中国现代思想转型的核心命题。这一问题发端于康有为,而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之前的诋孔,到陈独秀《新青年》时期发起的反孔反传统运动,则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进程的主线。章太炎初刻本《訄书·尊荀》一文建立起损益的历史发展观,在这一历史观内,其复刻本《訄书·订孔》与日本讲学时期的《论诸子学》两文,开启了现代批孔的滥觞。陈独秀是在继承章氏诋孔言论的基础上,站在进化论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普世化立场,指出孔教与现代生活的冲突之处。两人的批孔构成了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微妙关系,能为当今中国的文化发展提供借鉴。     

从“支那”到“西洋”的转折点——试论日本近世思想家本多利明

本多利明是日本江户时代后期颇具特色的经世学家 ,他以独特的风土史观为依据 ,力说日本应摆脱传统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 ,努力接受西洋的文明成果。他的具有近代合理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倾向的政治经济主张 ,使日本学术界将他尊为日本接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先驱。但是利明极具近代特色的经世主张实际上仍与传统儒学有着内在的思想关联 ,利明面对西洋文明的挑战 ,以独自的方式完成了从中国文化到西洋文化的价值转向过程 ,而这也正是日本社会从中国文化到西洋文化的价值转向的写照     

“内圣之学”是“道德的宗教”还是“道德的信仰”——从孔子仁学思想观儒学的终极关怀

雅斯贝尔斯提出的哲学信仰为儒家思想的合理定位提供了可能。而以西方宗教优先的价值判断体系为儒家争取价值地位的做法,无益于真正把握儒家思想的实质。仁构成了孔子不断超越自身、完善自身的力量。孔子对仁的超越性追求,充分体现了儒学的道德追求与道德信仰性质。从孔子行仁的方法和行仁的途径来看,儒学与宗教信仰有明显的不同。儒家哲学既不属于宗教信仰,也不属于理论哲学信仰,它重在道德方面,故此属于实践哲学信仰。     

从“为仁由己”到“良知见在”——兼论儒家体用一元的思维模式

孔子思想的终极指向是践仁以成圣,这一终极追求必然包括成圣之何以可能的内在根据与实践途径两个基本方面;前者是本体论,后者是功夫论。本文以《论语》为基本文献来阐述本体依据和功夫路径之间体用一元的内在关系,由此展开,宋明理学中的一元论思维模式是对其继承和发展,而王龙溪的"良知见在"正是这一思维模式的典范和大成,将体用一元推向了顶峰。     

从道教仙山到儒学圣地:徽州紫阳山文化形象塑造与“紫阳记忆”的生成

唐至清代,徽州紫阳山的人文景观分作道教和儒学两类,前者以紫阳观及其前身许真君祠为代表,后者以紫阳书院及其文化源头紫阳书堂为典型,二者并存山中。人文景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紫阳山道教空间的萎缩和儒学空间的扩张。经过地方士人的长期塑造和清朝皇权的直接干预,儒学圣地取代道教仙山,成为紫阳山最主要的文化形象。徽州名山众多,紫阳山脱颖而出的关键原因为其具有的崇高文化形象。在徽州士人的塑造下,赞颂紫阳山之高的诗文不断涌现,紫阳山形象愈益高大,竟被视作徽州居中最高之山,形象与地位抬升至极点。这一塑造过程最终成功,根源在于"紫阳记忆"。"紫阳记忆"生成于朱熹游览紫阳山之时,历宋、元、明、清而日渐强化,在地点上由紫阳山扩散至徽州乃至全国。在紫阳山名声日隆之时,其儒学圣地的文化形象愈加突出,再加上"紫阳记忆"的作用,使紫阳山成为徽州的象征,"紫阳"一词也成为徽州的别称。     

“文以宣化,字以载道”——从《说文》看汉代儒学的价值系统

《说文》将文字的功能定位为"宣化载道",故其对文字的阐释着意揭示了文字所载之道,其道主要体现了汉代儒学价值系统,此一价值系统的根本主题在于探寻由阴阳观、教化观、德化观所构成的天人一体关系。阴阳范畴为汉代儒学价值系统之基石,它贯通作用于整个宇宙、社会、人生;教化观建立在阴阳观基础上,以王侯为教化主体,以人性最贵为前提,经由神道设教、"三才之道"诸教化活动展开;汉儒有意将儒家价值扩展为宇宙的普遍观念,使整个世界披上了浓重的德化色彩,这在《说文》对器物之德、禽兽之德的诠释中体现得尤其鲜明。总之,《说文》对汉字的独特诠释,从一个新的视角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汉代儒学的价值系统,显示了汉代儒道互渗的特色,对当前价值系统的重建具有借鉴意义。     

从“重生”到“知死”——简论孔子的人生哲学观

以《论语》为原典,集中分析和讨论了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生死有命＂和＂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等人生哲学思想,指出：孔子重视＂生＂并不意味着忽视＂死＂,强调人之＂知生死＂就是＂知命＂,即明白＂死生有命＂;面对＂求之在天者＂而非＂求之在我者＂的生死问题,人所能做的就是以＂践仁＂来实现生命的永恒价值,并借此获得对个体生死的超越。     

晚周汉初学术传承中的变与不变——关于“传统经学”、“孔门经学”及“儒学”的分野

战国至汉初是学术史上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但在变动的大潮流下,似乎也隐藏着一些未曾变动或少有变动的学术面相。本文将"儒学"与"经学"区别而论,既把握到"变"的一面,也考虑到"不变"的因素,进而提出从春秋到前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经由了"传统经学"向"孔门经学"的演变,而在"行政理论"层面中,则是法术、黄老术以及儒术的交替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