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发端于屈原的逐臣文学

逐臣文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它的创作者们都是胸怀远大抱负的忠义耿介之士，却因种种原因身遭贬逐，不得不“移情”文学，于是造就了内涵丰富、独具个性的逐臣文学。逐臣文学发端于屈原，并与整个封建社会相始终。它的共同特征是表达出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思想、悲愤心理、孤寂情怀、狂傲个性和抗争意志。逐臣文学取得辉煌成果的主要原因在于作者具有激荡的感情、强烈的创作冲动和长达数千年的丰厚累积     

宋之问贬谪的心路历程及逐臣心态研究

宋之问是初唐诗坛重要的诗人 ,他和沈亻全期对格律诗的定型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对宋的贬谪历程进行分析 ,来解析他的贬谪心路 ,并由此兼及对中国古代逐臣的心态研究。     

惠、儋瘴地上的特殊逐臣--岭海时期之苏过论

没有任何官职和罪行的苏过,随父亲苏东坡在惠州、儋州度过了6年的流放生活.6年的流放生活,使他饱尝各种困苦,却也成为他一生成就和盛誉的开端.他赢得了"纯孝"的美誉,他的主要人生哲学"斜川之志"发端于此,他的诗词书画才能得到良好的训练并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他受父亲影响而形成的"居闲未敢忘忧国"的品格使他对海南黎事问题的思考在我国少数民族政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无信息的规则“——结构主义叙事学

本文在重点对两大叙事流派之一的结构主义叙事理论的起源和发展进行梳理的同时,对结构主义叙事学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研究现状作了概述,以期了解其局限与不足,把握其优点与长处,以促进国内的叙事学研究.     

唐五代文人逐臣分布时期与地域的计量考察

在中国贬谪史上,唐五代是文人逐臣最盛的时期,在三百四十余年间,可考知姓名和贬地的文人逐臣共计1040人次。从其分布时期与地域看,中晚唐人次最多(594人次),占唐五代文人逐臣人次的57.11%;而南方则是流贬文官的主要地区,其人次为北方的2.29倍。在南方诸道中,江南西道、东道、岭南道是处置文人逐臣的首选之地,此三道所辖43州逐臣数已达341人次,占唐五代文人逐臣总数的33.5%,因而最值得重视,同时,也构成相关历史文化分析的必要参照。     

中国古代南方逐臣遗迹的地域分布及其旅游文化价值

中国古代历史上大批遭受贬谪的文学家在其伤心之地先后留下了可供后人访寻和凭吊的痕迹与遗存,位于南方的古代逐臣遗迹保存至今者多成为旅游胜地,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活动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其旅游文化价值不仅表现在为旅游者提供阅读历史的悲剧"现场",建构寄恨伤怀的精神平台,更为重要的是具有弘扬优良传统,继往开来的文化驿站的功能。因此,应当切实做好逐臣遗迹的保护与开发工作,使逐臣遗迹的旅游文化价值得以真正而全面的实现。     

论叙事的闭合机制——叙事学中“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的客观基础

在叙事话语中包含着一种闭合机制,它由情节闭合和叙述形式的闭合两方面构成。情节的闭合在于,因果机制使事件不依赖于外部现实而在情节整体中获得意义;叙述的闭合在于,叙述行为的层级化使进入文本的话语形成内部的对话性,从而造成了自身指涉的封闭效果。叙事的闭合机制把叙事文本变成一个意义充实的封闭体,造成了一种自身完满的假象,这是叙事学理论中结构主义意识形态产生的客观基础。     

后结构主义视角下的隐喻

在比较塞尔“传统隐喻观”和戴维森的“无意义隐喻观”的基础上,文章以后结构主义哲学视角探讨隐喻,认为隐喻具有几个特征：隐喻就是使用;对真值和指称的回答呈现出隐喻的多元化、开放性与创造性;隐喻的不确定性和对语境的依赖性提升了隐喻的语用研究。     

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弃子逐臣之作——《小弁》作者及本事平议

《小弁》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名作,自古以来聚讼纷纭.考察关于其作者及本事的几种观点,“伯奇”说存在着文献上的重大不足和难以自圆其说的若干问题,“太子之傅”说因缺乏文献支撑及非亲历其事的代言特点而难获认可,至于新出的“弃妇”说,也因举证不力、忽视重要文献及《小弁》中一些关键话语和情节,而形成解读上的若干盲点.从文献、文本、事理、训诂诸层面看,“太子宜臼”说最具说服力,而《小弁》也应是中国历史上现存最早的一篇弃子逐臣作品.     

结构主义视角下的陈凯歌与贾樟柯电影作品比较

以结构主义理论为理论基础，对陈凯歌和贾樟柯的电影作品作比较分析，分析他们影片的艺术风格和影片意念内蕴差异，从而对两个导演的影片风格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     

从商业品质看元杂剧的兴衰

元杂剧作为劳动成果,其演艺谋生性盈利与市民娱乐性消费公平交换,现实而直接地实现其使用价值,具有独特的商业品质。从艺术行为到商业行为的发展变化,使元杂剧走向成熟,其中瓦舍勾栏的创设起着关键作用;以盈利为目的,以竞争创效益,名家名作不断涌现,优秀演员人才辈出,元杂剧迅速发展。雅化曲、教化剧的出现,观众消费群体不再成为杂剧艺术最后完成的能动主体,此乃元杂剧走向衰亡最根本的原因。     

论元杂剧中母亲形象的类型化

元杂剧是元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剧作家以其奇思妙笔成功地塑造出一大批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其中,母亲人物形象类型多样,蕴含丰富,使之成为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然而元杂剧中母亲形象存在着明显类型化的痕迹,分析其特点并探讨形成类型化特点的成因,客观指出其类型化的塑造方法。     

《元史续编》及《元史弼违》探析

明永乐初年,胡粹中政纪传体为编年体,撰成《元史续编》,对成宗以下治平之迹及版帝时事有所增补,书中评语多以儒家传统君臣之道立论,虽篇幅不多而颇便省览。嘉靖年间,周复使授编年体史著《元史弼速》,是从卫道者及汉民族本位的立场来评价《元史》的。此书的纪年及书法体现了孔子的正名主张,承袭了儒家思想,尊家而贬元,但也纠正了《元史》一些史事记载上的失误。     

元散曲中"扬陶抑屈"的价值重估

元散曲中,涉及陶渊明和屈原的作品很多,但与前代相比,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二人的评价则大不相同。对陶渊明无一例外地褒奖有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明智、高洁、旷达、淡泊的智者和隐士,一位率性、潇洒、豁达、闲适的饮者和诗人;而对屈原,在承认他文才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对于他的思想和行为所投以的质疑、否定,甚至是讥讽的态度,从而形成“扬陶抑屈”的特殊倾向。这一价值重估不仅与元代文人地位低下的社会环境和科举制度废除的政治制度有关,而且与元代士子的处世之道有关。他们把积极入世的屈原视为“仕”一极的代表,把退隐山林的陶渊明视为“隐”一极的典范,在仕与隐的价值取向中更显示了他们抛开“兼济天下”而走“独善其身”的人生选择。     

青徐兖籍官吏与曹魏政治

曹魏时期青徐兖地域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地理单元,出自这一地域的青徐兖籍官吏是曹魏官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活动影响着曹魏国内政局。一方面,他们在曹魏立国、魏吴战争以及平定国内叛乱中均功绩赫赫;另一方面,以唐咨为首的利城兵变和诸葛诞叛乱致使曹魏政局跌宕起伏。     

元诗文献新证

一度曾比较普遍地认为,元代已至近世,诗人与诗的问题,主要是资料收集得是否充分,所依据的版本是否完整。通过《全元诗》的编集,我们的体会是:元诗文献研究,并不只是体现在收集、汇录、整理,也就是说,其研究成果并不只反映出一个数量问题,其研究成果并不只是单纯的保存文献。对文献的辨析考证,是其立足点。正因为缺失了这个环节,使得以往的元诗研究的进展步幅不大。新的元诗研究从文献的辨析考证起步,才拉开了与前人研究的距离。     

《翰墨全书》辑录的元史资料价值述论

元代前期编纂的民间交际应用类书《翰墨全书》辑录有一些元史资料。这些资料有的它书亦载,但过去未被关注和利用;有的目前仅见载于此书,价值更高。     

略论元代中州散曲作家

元代中州籍散曲作家有作品流传的共8人,其中前后期各4人,且不乏像王恽、姚燧、钟嗣成这样的大家。他们不仅在中州本土参与了散曲的创作,寓居他乡时又将这种创作传统带到了寓居之地,对散曲艺术南北创作个性的交融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州士人的遭遇,是华夏民族在蒙元时代悲惨遭遇的缩影;他们以散曲写景咏物、言情抒怀、交际祝颂,而借散曲发抒其不平之鸣,则代表了元代散曲创作的主要倾向     

流人遣戍与清代东北儒学的演变

儒学在古代东北地区的传播,是"用夏变夷"与"忻慕汉化"合力的结果.但在清前期,源于少数民族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性质,东北儒学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历程.在清初"旗民两属二重管理体制"与封禁政策所构成的基本框架与空间内,为了维护本民族特质,官办儒学发展滞后,为文化流人儒学教育活动所补充,特别是在吉林、黑龙江地区,儒学的传播主要是由文化流人推动的.文化流人传播儒学的活动,最初与维护"国语骑射"等满洲习俗并不相悖;但随着儒学的传播,八旗子弟学习儒学热情的高涨,有碍满洲风俗,导致东北儒学政策有异于汉地儒学,由此可见统治者维护本民族特质的目的.     

20世纪元曲研究刍议

元曲研究在２０世纪的中国戏曲研究中，占有最为重要的位置。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以来，几代学人的坚持不懈使得元曲研究在各方面均取得重大实绩，但因为种种历史原因，２０世纪的元曲研究也不免留下了一些缺憾和问题。谋求未来研究的突破，研究思路的转换是重要的，今后的元曲研究可以“讲一点还原法”、“重一点形式研究”、“多一点纵横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