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媒介的“红色地铁”：意识形态传播与公共空间争夺

“红色地铁”将红色文化融入地铁空间，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重要渠道。“红色地铁”通过嵌入式“看见”、直陈式“劝服”以及流动式“捕捉”使主流意识形态进入公众日常生活，即通过空间嵌入将主流意识形态置于公众视觉审视的中心，通过空间修辞增强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通过空间延伸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然而地铁空间中消费主义的渗入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冲击，以传播消费主义为中心的商业广告与以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红色地铁”之间形成空间竞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断通过空间渗透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空间争夺。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应不断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生活空间转向，使主流意识形态牢牢占据日常生活空间。     

网络交往“信息茧房”的意识形态效应及其治理

伴随我国互联网事业的蓬勃发展,“信息茧房”在我国互联网情境之中出现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产生了影响。就其生成和发展的脉络来看,“信息茧房”的条件是“回音室效应”也即同质化信息的反复传播,受众被困于同质化信息中从而形成“信息茧房”,其可能的后果就是“群体极化”。“信息茧房”可能会阻碍主流意识形态的社群传播,也为负面信息的群体传播创造了条件,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导致狂热化的网络舆论事件。为了降低“信息茧房”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负面效应,必须要从思想层面唤醒网民的公民意识,以尽可能消除“茧房”的壁垒,从文化层面针对不同类型的“茧房”进行不同的文化传播,还要从法律层面构建网络监管机构,以保障紧急情况下对信息的及时监管。     

多元叙事下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困境与出路

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叙事在遭受着巨大挑战,各种非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所蕴含的非理性主义、游戏主义、实用主义、直观主义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等价值观正在解构着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合法性。当前,我们要从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彻底性、兼容性以及实践性着手,以坚守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新问题及其对策思考

十七大以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出现了一些积极地变化,然而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化与淡化主流意识形态,网络等大众传媒影响的扩大化,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泛滥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倡导马克思主义义利观,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注重宣传方式方法的创新,主动维护和发展主流意识形态.     

论高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推进维度

在当前的文化多样性时代,以文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要素组成的"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渐凸显,而意识形态是软实力的核心指向。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当前在高校和社会的认同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被边缘化、被误读化、被教条化等危机与挑战。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要发挥传播和推广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渠道作用,必须恪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不动摇这一基本原则,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理论创新和理论认同这一核心问题。     

算法推荐赋能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作为一种工具存在的技术,算法推荐在算法设计、数据筛选以及信息推送等过程中潜藏着技术使用者的价值取向和传播观念,因而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算法推荐的应用给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带来了双向效应：一方面,算法推荐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数据支撑、精准信息和实时评价;另一方面,算法推荐存在的“算法黑箱”“信息茧房”以及“受众本位”等不断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信仰,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统合,解构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为此,我们必须积极发挥算法推荐的正向效应,有效规避和抑制其负面影响,通过增强技术赋值、完善法治监管、培养意志自律、聚焦民生热点等方式,助推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中国社会转型期中政治权力"合法性"问题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中,转型造成经济利益分化,社会结构变化,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出挑战.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国家的社会职能,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为指导,拓展理论与实践的空间和领域,重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品牌竞争力与CSR

市场营销、品牌传播的重心在于,既从产品定位出发,又超越产品本身,去发现意义、制造意义和输出意义,让品牌成为”意义”的代言或载体 从物质匮乏的年代大步迈入物质丰富的年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剧烈的演变,商业化的力量渐成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我们面对的世界,其实就是由无数品牌符号构建的“景观社会”。品牌和产品的关联在弱化,另一方面,品牌与我们的生活方式、社会价值之间正在形成全方位的链接。品牌理论研究中已经关注到这样一个现象,品牌愈来愈走向独立,甚至出现了脱离产品的趋势,一些品牌授权、品牌延伸的案例便是如此。这对传统的品牌传播观念构成了挑战,品牌原本是依附于产品的标识,代表着产品产地、品质与技术等物性方面的承诺,那么,未来品牌传播的价值重心在哪里呢？     

社会整合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以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功能的关系为基础,论证了社会整合对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增强其执政能力的重要作用。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完成利益整合;通过“思想上建党”和发展工人阶级构成理论,扩大其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完成政治整合;通过构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引导社会,鼓舞人心,完成文化价值整合。     

论网络政治参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在当代社会,网络化政治参与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但网络背景下的政治参与是柄双刃剑,它不仅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网络传播、提升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加速公民政治社会化进程,而且也可能因为无序、非理性的参与导致网络舆论失范、降低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功效,从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而影响到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及其基础建设。因此,必须切实关注并研究网络政治参与现象。     

当代青年“躺平”现象的亚文化解读

近期,“躺平”一词经媒介舆论场创造,以亚文化现象的新形式发酵传播,呈现出青年消极厌世的群体画像及社会心态,实现了从符号到现象的样态转变、从现实到虚拟空间的场域转变,表现出独特的反商业收编特征。“躺平青年”通过自我表达和群体归属的双重认同,实现“躺平族”身份建构,其消极态度尽显现代犬儒主义情结,使“躺平”亚文化在抵抗主流文化的尝试中显得相对温和。透视“躺平”亚文化,其导致当代“躺平青年”劳动价值观偏离、自我身份建构出现偏差,虽个体及社会焦虑借助“躺平”现象得到了抒发,但其消极避世的错误价值观同样是主流意识形态收编的对象。因此,主流文化应积极实现对“躺平”亚文化的收编,并致力于培育新时代有“志气、骨气和底气”的青年,促进青年与“躺平”的和解。     

西方主流媒体“恐中”报道的叙事逻辑批判与中国形象国际认同的叙事重塑

西方主流媒体“恐中”报道对中国形象的国际认同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其报道镜像囊括了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表现于微缩层面的“中国防疫”“中国倡议”“中共党史”“国家形象”等。“恐中”报道的底层逻辑建立在丑化、贬损中国形象的基础之上,具体表现为黏附时代议题的新闻炮制、冠以“正名”的意识形态内容嵌套、扩大“恐中”传播的措辞加工、强化“恐中”传播的“媒体联盟”等。审视西方主流媒体“恐中”报道的镜像表现和内在逻辑,目的在于从聚焦并澄明西方主流媒体“恐中”报道的具体内容出发,揭破西方主流媒体“恐中”报道的存续逻辑,“有的放矢”推进内生性新闻报道和充实国际话语传播场域,形成内外双向一体化格局的中国形象的国际认同建设进路,共促新形势下国际认同建设取得实质化成果。     

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的多维透视

“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列为中国未来10年的严峻挑战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当下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复杂情况和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这种现象的存在是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差距,社会结构的急剧分化导致各种社会思潮纷纷登上意识形态舞台争夺话语权,“理念崇拜”的历史心态容易接受西方的社会思潮,消费主义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渗透等诸多原因造成的。     

征用符号与借用精神：主流文化与粉丝亚文化互动共生机制研究

网络空间的群体传播特征使得粉丝亚文化异军突起，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其与主流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关注的焦点。在资源有限场景下，相关研究主要从“冲突—斗争”和“抵抗—收编”模式关注文化互动。在媒介化社会中，网络技术以其创新、链接和共享等底层逻辑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动态延续，传统的文化互动模式对此难以解释。借鉴文化共生理论，以协同共进作为切入口，关注主流文化与粉丝亚文化间的互动，可以发现主流文化通过征用符号获得进入粉丝亚文化的通道，实现国家在场，同时通过约束性条件抑制亚文化的反抗性冲动；粉丝亚文化则通过借用主流精神尤其是伦理道德增强其社会合法性，形成符号嵌入，进而获得长期生存的空间。     

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五大着力点

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决定着意识形态主导权,影响着意识形态安全。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和众多话语主体的相继出现,网络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信息碎片化、表达泛娱乐化、话语“平权化”、传播方式圈层化等不利影响,致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受到削弱。当前,必须把准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着力点,重点解决好“谁来说”“说什么”“怎么说”“向谁说”“在哪里说”等问题。应通过打造话语主体、创新话语内容、融合话语媒体、增强话语导向、扩大话语空间等有力措施,不断提升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胜任力、说服力、传播力、向心力及国际影响力,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筑牢根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全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的理性审视

全媒体已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形态,改变了传播范式和舆论生态,开启了传播的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需要适应转变要求,审视媒介的迭代意味,洞见媒介迭代对话语主体、话语表达和话语环境等维度的冲击.我们要运用辩证思维看待全媒体的发展,通过主流意识形态主体的主导与引导、话语的释义与赋义、环境的引领与协同,在解构中建构,变挑战为机遇,做好媒介与意识形态的有机契合,进一步筑牢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人工智能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机遇、风险挑战与应对

人工智能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深入到人类社会之中，并使得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产生巨大变革。而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其效果关系到思想政治工作的成败。人工智能凭借其高效快捷、真实立体和实时精准的特点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提供了发展机遇。同时，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也引发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主权失语、信息失真、舆论失控、治理失效等风险挑战。为此，需在强化主体领导、提升技术水准、加强舆情把关、建立制度保障等方面共同发力，促进人工智能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良性发展。     

论主体与课程变革的关系

主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意识形态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形成其"个人观点"。这种"个人观点"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主体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作为中国近代高等学校课程变革的主体,他们在课程目标的确定、课程内容的选择和课程结构的调整等过程中,也同样深受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个人观点"的影响。      

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王科一的《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为例

翻译研究文化派认为译入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起着一定的操控作用。基于勒菲弗尔操纵论中意识形态的相关学说,本文尝试以王科一的《傲慢与偏见》中译本为例,探讨其文本翻译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从译本的选择和翻译方法的运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期证实翻译不是纯粹的文字转换,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着翻译活动。     

主流文化的传播规范及价值层次——兼论我国媒体应该向全世界推广和谐价值观

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作为主流文化的重要载体,既要传播主流文化,更要遵循主流文化的传播规范。这种规范主要作用于政治、法律和道德三个传播领域。在我们的社会中,主流文化的价值体系存在多种层次,既有制度性层次,也有社会性层次,同时还有普世性层次。我国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应该大力树立与弘扬和谐价值观,并且应该把推广和谐价值观作为重要的传播理念和国家文化发展的核心战略,有计划、有步骤、有目标地向全世界推广“和谐价值观”,使其逐渐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选择和普世价值观,这将是我们国家对世界价值宝库的重大贡献,必将对我国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