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与魏晋南北朝小说之比较

本文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唐代传奇与魏晋南北朝小说从创作动机、创作题材到表现方法诸方面，都予以全面比较，翔实论证，从而结论为：唐人小说较之魏晋六朝小说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极为突出的进步：一、从“并非有意作小说”到“有意作小说”；二、由“志鬼神之‘怪’”到“传人事之‘奇’”；三、从“纪实”到“作意”。     

魏晋南北朝墓志所见辞书未收词语试释

魏晋南北朝墓志属出土文献,语料丰富,特色鲜明,其中有数量不菲的词语被《汉语大词典》、《辞海》、《辞源》等普通辞书所失载,这里抽出10条词语试加诠释,以期对《汉语大词典》等大型工具书的编撰和汉语史的研究提供参考。     

魏晋南北朝佛教文学之差异性

百年中国宗教文学研究大致涵盖了宗教文学、受宗教影响的文学和文学中的宗教三大领域。其中,备受学者关注的是受宗教影响的文学和文学中的宗教,而宗教文学尤其是宗教徒创作的文学反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严重影响了学界对中国宗教文学的体认。有鉴于此,武汉大学中国宗教文学与宗教文献研究中心在北方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邀请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一批中青年学者撰写12卷24册本《中国宗教文学史》。这部《中国宗教文学史》是国内第一部全面清理包括道教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在内的宗教徒的文学创作通史,也是国内第一部兼含汉语、藏语、维吾尔语、蒙古语、西南少数民族语种在内的大中华宗教文学通史。经过5年的酝酿,在清理文献的基础上,课题组就《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理念、主要内容、写作体例等展开了认真思考,现发表一组笔谈,恳请各位学界前辈、同道多提宝贵意见。     

魏晋南北朝律学与古罗马法学之比较

一律学之名,是因为商鞅改法为律后,各朝代的主要法典多称律,故有此称。古代律学的鼎盛期是在晋代,而其初步形成则是在汉代[1]。董仲舒《春秋》决狱,推动了律学的发展。此后,许多官员与儒学大师都仿效他的方式来解决实际司法问题。东汉时,“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天子[2]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3]在律学的发展过程中,有一特点值得注意:律学知识的继受多由父子相传,子孙并业,聚徒讲授来实现。从而…     

魏晋南北朝饮茶与饮酒之风

魏晋南北朝饮茶与饮酒之风孙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饮茶与饮酒之风盛行的时期，不仅民间种茶、酿酒十分普遍，而且士人们清谈成风，生活上以茶酒自娱，促进了茶文化与酒文化的发展。唐代陆羽的《茶经》是我国第一部有关茶的专著，但饮茶的记载却早见于汉时王褒的...     

庾信晚期文风之变

庾信的一生可以公元 5 5 4年 (元帝承圣三年 )梁元帝江陵之败、梁朝灭亡为界 ,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文学创作亦据此划分。前期是他少年得志时期 ,也是文风浮艳时期。创作上多描绘性 ,少抒情性 ,比较讲究形式、技巧 ,体现了梁诗极貌写物、穷力追新的特点 ;内容上空虚、轻浮、绮艳 ,具有“宫体诗”的特色。后期 (晚期 )是庾信羁旅北国、楚材晋用时期。其创作题材从狭小单一走向阔大多元 ;其作品的情感基调从纤弱苍白走向沉郁悲凉 ;其艺术表现手法从以绮丽取胜走向藏骨于艳、纳绮于质。形成了深沉凄怆、苍凉激楚的晚期文学风格。     

谶纬与魏晋南北朝佛教

佛教传入华夏初期,为了迎合本土的心理需求和理解习惯,难免要借助在地人习知的信仰方式、观念体系、话语符码来译介和传递有关佛典、佛学、佛教的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谶纬思想及政治谶言信仰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拥有广泛深厚的基础,故而佛教僧人热衷于通纬、作谶,其思维、撰译处处可见谶纬话语、意象、观念的渗透;而汉末以来蕴含大量谶纬内涵的本土经典的出现与流行,也有助于佛典的本土化与普及化.     

佛教与魏晋南北朝美学精神之流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佛教心性论、中观论、形神论的影响下,中国古典美学发生了重要流变:一是强调"心"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二是在艺术概括的基础上追求更本质的"艺术真实";三是强调自形入神、形神兼备而终止神似的艺术审美理想。由此,中国古典美学确立了"崇心""求真""重神"三大基调,步入了自立、自觉、自为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与西方思辩美学截然不同的诗意化风格。     

谶纬与魏晋南北朝赋

谶纬包罗繁富,是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必读书。它推动了赋的繁荣。谶纬的五德历史观是赋家颂扬君命天授的最有力工具。谶纬的祥瑞之象是赋家歌功颂德的最佳材料。赋家还广泛吸收借鉴了谶纬中的天文地理等丰富内容。谶纬的想象丰富、语言精美还影响到赋的奇丽之美。     

琴文化与魏晋南北朝诗歌之表现

琴是联系音乐与诗歌的桥梁.琴所体现的"和"之音乐美感是其深远且重要的文化意蕴.它包含着儒家所倡的"天地之和"与道家所主的"自然之和".在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上,琴文化是从创作主体的人格精神,悲观的感情抒发和创作新变三个方面来表现的.     

从《唐诗玉台新咏》看唐诗与《玉台新咏》的因缘

《唐诗玉台新咏》是成书于清康熙年间的一部断代诗选 ,所选诗歌在言情特质、情感类型、表现方式等多方面 ,与徐陵所编《玉台新咏》相比 ,存在着明显的承变关系。从中可见唐诗与《玉台新咏》的深刻因缘。     

庾信行事作品系年

庾信是六朝集大成的作家,又是唐诗的先驱者。在艺术手法上,特别讲究形象、声色,长于骈偶、用典。从当时为其编全集的滕王宇文,到杜甫、倪、沈德潜、刘熙载,都高度评价他在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本文将其行事、作品略加系年,并列举同时代作家主要事迹,试图为古典文学研究者提供方便。     

契嵩的“非韩”及其在宋代韩愈接受史中的意义

北宋仁宗时期,随着古文运动的高涨,＂尊韩斥佛＂思想也随之达到高潮。为了抑制时人对佛教的攻击,契嵩举起＂非韩＂大旗,力图护教。对韩愈的思想、人品、文学等,契嵩的接受以批判为主,区别于之前释智圆的韩愈接受而具有自己的特色。他的＂非韩＂对当时的排佛运动、韩愈评价、理学建构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新普育堂看慈善组织与政府机构间的互动（1912—1937）

北洋政府时期由于中央政权的弱化,对慈善事业的协助只能依赖地方政府。上海地方政府对新普育堂进行了积极的扶植和协助,但在管理上并未进行全面的介入和干预,对新普育堂的监督主要来自社会舆论,新普育堂与政府机构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协作关系,它的慈善救助弥补了政府社会职能的不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颁布了一系列监督慈善团体的法规,给上海地方政府对新普育堂的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政府与新普育堂之间在保持相互协作的同时,加强了对其的监督和控制。     

汉唐治边方略之比较

汉唐治边方略的相同点,主要表现在汉唐立国之初都制订了类似的安内和外的方略,且带有强烈的为我所用之目的。同时,根据当时政治、军事需要和少数民族自身的风俗特点,汉唐都采取了以夷治夷的方略。汉唐治边方略的相异点,主要表现为,唐代更能娴熟运用以夷制夷及以夷攻夷的方略,同时能根据区域的特点制定十分灵活的管理制度。在战略上,唐能根据地域特点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进取方针。另外,汉代的治边方略失于僵硬,而唐代的治边方略则失于过度宽松。     

《文心雕龙》与汉代易学

南朝刘勰的不朽之作《文心雕龙》是深受汉代象数易学影响的。刘勰对汉易象数之学中一些重要解易体例的吸取主要是通过承袭马融、郑玄两家《易》注中本于京氏易的解易体例而实现的;但又以古文经学的治学理念为尺标,对今文经学的象数易学加以取舍,从而扬弃了象数易学中繁琐的解易套路,也抛弃了今天经学中论阴阳灾异的神秘主义内容。《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是:就易学史而言,《文心雕龙》的易学基础是汉代象数之学,而不依取魏晋王弼派易学;就经学史而言,属古文经学系统。总之,《文心雕龙》归属于儒家经学体系。     

试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

《世说新语》历来被视为表现“魏晋风度”的杰出范本，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那个时代历史、政治、文学、风尚的珍贵材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世说新语》文本获得的巨大成功与其所采用的富有创造性的艺术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世说新语》的体例、人物塑造手法和语言运用三个方面加以论析。     

《世说新语》书名、类目与编次问题思考

《世说新语》常见书名有三种:《世说》、《世说新书》、《世说新语》,但究竟何者是它的本名,至今没有定论。《世说新语》类目的设定、秩序的编排与容量的控制彰显着作者的编撰意图,也产生了客观效果。《世说新语》的编排体例实有所本。     

论韩愈对《文心雕龙》创作思想的认同与借鉴

以创作思想为例,论述韩愈对<文心雕龙>之认同与借鉴.韩愈创作思想主张以情为主,强调"不平"之思、感激怨怼、"勃然不释"之情对文学的感召、激发,与<文心雕龙>"立文本源"之"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一脉相承.创作修养上,二者皆主"虚静"说,主张多积累、多体验;文学风格上,韩愈认同刘勰之风格多样化的主张,坚守执正驭奇的基本指导思想.韩愈从创作思想上,认同与借鉴刘勰之理论主张,从而建立了正确而通达的基本文学理论,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     

韩愈与衡湘文化

韩愈诗文将＂衡湘＂合称,＂衡＂多指衡山,＂湘＂指湘水。韩愈途经衡湘一共四次。他的作品涉及到了其中第二次和第三次的经历,尤其是第二次与衡湘文化密切相关,写下了著名的散文《送廖道士序》和诗歌《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南岳衡山是道教的圣地,而韩愈信仰道教。他的散文创作先于诗歌创作成熟并且影响了诗歌创作,最突出的是体现了地域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