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家伦理实践如何可能的先验分析--以《韩琦杀庙》与《赵氏孤儿》为中心

在中国儒家伦理学的实践理性原理中,由于在概念上未能严格区别开"道德"与"幸福"的本体差异,因而在现实世界中总是要面临各种无法摆脱的困境.本文指出,中国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历史实践中做出各种悲壮的道德行为,完全是因为在中国民间话语中还有一种以直观形态存在的"义务理论".它主要通过戏曲以及说书人的小说文本等非主流的文学形式,从而把一种真正崇高的伦理义务直观地延续和传播下来.这是中国儒家伦理学的命脉所在.     

1910-1920年《小说月报》翻译小说研究

1910-1920年<小说月报>域外小说翻译主题以科学小说、情小说、军事题材小说为主,且多为短篇小说;翻译策略上体现为"译述".无论是翻译题材,还是翻译方式都是民初这一特定时期的产物,而对晚期"林译"的解读无疑是全面了解这一特定时期翻译行为的有效路径之一.     

翻译学的新兴分支——翻译伦理学刍议

随着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近年来翻译社会学的兴起,翻译与伦理学的关系日渐成为国内外翻译界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翻译伦理学由此诞生,并逐渐成为翻译学的一个新兴研究分支。本文对翻译伦理学进行了概括式的探讨,对其进行了界定,概述了其研究对象、学科地位、理论和现实意义以及研究方法,以期能对翻译伦理学的进一步研究和翻译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是品质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是德性伦理学,"德性是什么"是其关键性问题.亚氏用下定义把德性的种差规定为中道,把德性的属规定为品质.品质是一种特殊的状况,更是一种稳定的习性;这种品质是一种卓越,是人之为人本性的圆满;这种品质的实现,是指德性作为一种倾向性会产生与这种品质相同的德性行为.亚氏的伦理学既是一种德性伦理学,也是一种品质伦理学.     

生态伦理学的使命与宿命

生态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应用性分支,具备伦理学的所有基本属性.一方面,正如伦理学的使命不是提出道德要求,而是为道德要求提供道德理由一样,生态伦理学的使命也不在于提出"保护生态"这一道德要求,而在于为该要求赋予道德理由和依据.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正是生态伦理学为完成该使命而形成的两种基本论证方案:前者以"等差式的伦理关联"为理由,而后者以"一致性的伦理关联"为依据.另一方面,生态伦理学同样具有伦理学的根本局限,即,纵然提供了很好的道德理由或依据,也不能担保人们在实践上必然遵循道德要求.因此,针对生态问题的讨论必须突破伦理学层面,而去挖掘那些阻扰人们保护生态的政治症结.     

从林译小说看赞助人对译介活动的操控

赞助人是影响翻译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文学系统的外部因素,赞助人操纵着译介的兴衰、翻译的选材、翻译策略及翻译方法.从勒菲费尔的操控理论假设出发对林译小说之所以"不忠"却又能风靡一时的原因进行考察,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改良派、商务印书馆及清末民初读者对林纾译介活动的强大操控力量.     

鲁迅小说的心理描写

诞生于"五四"时期的鲁迅的白话小说,是作者在经历了多次政治革命失败后,怀着对"方生"的民族"新灵魂"的慎重抉择,开始对"未死"的国民"精神痼疾"的严肃剖析.1918年当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表时,就产生过振聋发聩的效果.原因是,它陡然揭穿了素来敬为圣物的孔孟之道,讲究仁义道德的民族,是吃人的民族.不仅压迫者吃人,被压迫者也有意无意的在吃人或帮着吃人.作品透露出觉醒的民族自我观照意识.接着,他在小说创作中,把国人的卑怯、愚昧、麻木、冷漠、无聊、孤寂、颓唐的"灵魂",呈现在读者眼前.产生了对民族灵魂启蒙的巨大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这,简直就是"灵魂"对灵魂的惊醒,"灵魂"对灵魂的教育,"灵魂"对灵魂的暗示和启迪.鲁迅小说中显示"灵魂"之深的特点,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并从美学、社会学、历史     

社会转型时期期刊翻译文学的社会性解读——以民国初期《小说月报》为例

作为翻译文学的一个主要源头,期刊翻译小说研究远未展开。将上个世纪初大型文学期刊《小说月报》翻译小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其译本生成的"适应"与"选择"作出客观的描述与解释,是期刊翻译研究的一种新尝试。"文学功利性"、"家族翻译行为"、"译入语杂合"、"演译"是民国初期译者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学、语言生态系统的优化选择。     

“林译小说”的总体评价及其影响

随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中国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不仅认识到欧美诸国具有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而且也初步看到它们在文学上的光辉成就。于是有少数文士开始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入了近代文学翻译的繁荣期。以小说为例,翻译小说的数量远远超过创作小说。在近代翻译小说中,“林译小说”占着显著的地位。这不仅仅因为林纾一生翻译了170余种外国小说,约1 200万字,遍及英、法、美、俄、希腊、日本、比利     

论老舍的长篇小说《牛天赐传》

对<牛天赐传>的研究,长期以来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老舍深思并表现了我们这个国家民族如何"教"与"养"我们的下一代,并循环往复的.作家巧妙地批判着钱本位和官本位,但没有彻底否定牛老者这个"老派"商人;而通过牛老太,则召示了在我们特殊的国情下,"钱本位"对"官拳位"的归顺.牛天赐这个私孩子二十年的生命是"拘束的积累".小说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不但对"名利场"中的沉迷者是一种清醒剂,对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也很有反思的作用.小说中的幽默,更侧重与理性的诙谐作用铺垫的俏皮.     

近代外国文学译介中的民族情结

中国翻译活动起源很早，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应当溯源于东汉开始的佛经翻译，而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翻译则始于近代。在近代文学翻译活动中，民族情结是突出的一点，内容上的关注民族精神、形式上的本土化选择是其主要两个侧面。挥之不去的民族情结不仅制约着翻译主体的文本选择，而且它也强化了翻译文本中主体文化的渗透力度。这是20世纪第一个20年外国文学译介中凸现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论德·乔治的"经济伦理学"观念

美国经济伦理学家里查德@T@德@乔治坚持道德原理多元论的立场,提出了作为理性分析工具的"经济伦理学"观念,其合理之处在于肯定道德生活中的民主和自由,注重伦理学的实际应用;其缺陷在于不利于从比较强的规范定向的意义上组织社会的道德生活,为社会成员提供共同的道德观念和理想.从而,在当代社会的条件下,就确立一种比较合理的伦理学观念而言,我们既要看到伦理学的"方法"和"工具"性质的突出,反对权威主义和独断论;同时又要强调伦理学的世界观理论性质,反对伦理相对主义和激进的道德多元论,把坚持本民族的道德定向和对其他文明的道德的尊重和宽容结合起来,把各社会成员的道德差异和整个社会的共同道德和理想结合起来.     

各擅胜场的近代小说翻译家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促进下,伴随着晚清谴责小说的勃兴,文坛上同时兴起了翻译文学热潮。而在近代翻译文学中,又以翻译小说的数量最多,影响最大,一时译家蜂起,译作缤纷。据阿英先生在《晚清小说史》中的统计,当时的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至少在一千种上”,而“就各方面统计,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二”。近代不仅翻译小说的品种齐全,涉及到政治小说、虚无党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教育小说以及爱情小说,大大丰富了我国的小说种类;而且涌现了一大批各擅胜场的小说翻译家。…     

马克斯·舍勒伦理学奠基的策略及其演进

舍勒的伦理学奠基旨在寻求对道德标准和道德起源这两个元伦理学问题的一种综合,这种综合促成了一种"目的论的直观主义"立场.在道德标准问题上,舍勒不仅批判了一般目的论而且还指出康德义务论对前者的批判也必须建立在一种质料价值之中,为此舍勒区分目的和目标概念,并说明了从意欲到追求再到追求目标的关联过程,进而指出追求目标也奠基于价值之中,如此证成一门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在道德起源问题上,舍勒肯定康德心向伦理学对成效伦理学的批判,但指出道德心向也只是道德行动的一个环节而已,前者必须奠基于后者.在后者的分析之中,舍勒说明了道德价值对道德起源的奠基作用.舍勒伦理学奠基其实是要在反对道德相对主义和(唯理论的)道德绝对主义的时候,建立起一门既具有质料多样性又具有价值先天性的伦理学.     

论《小说丛报》中的辛亥革命叙事

《小说丛报》是民初重要的文学杂志,其对辛亥革命的叙述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其中"革命加爱情"的叙事形态复杂多样,其革命叙述中的民族国家话语表现在小说文本的叙述声音与小说文本人物形象的建构中,其革命叙述中的人道主义话语表现为叙述者对革命者亲人生死别离之悲苦的关怀与对战争中平民苦难命运的书写。《小说丛报》对辛亥革命的呈现与反思构成了民初小说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同时小说也以自身的话语行为参与着民初社会思想文化的建构。     

"和"的伦理意蕴探析

"和",彰显着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向来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亦是人类把握自身和世界的一种独特的精神追求方式.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对"和"的理念进行审视与梳理,挖掘其丰富的伦理道德内涵,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伦理学角度看, "和"是一种道德态度,也是一种道德实践方法. "和"既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积淀相承接,又融入时代精神的共生共赢、兼容并蓄的博大情怀.     

经验之痛——论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的语用学之争

哈贝马斯和阿佩尔在反对实证主义和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的过程中,都致力于对话伦理学的研究,试图将道德规范的合理性定位于理想的主体间同意(agreement).不过两者的思想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而最核心的分歧就在于对"经验"的态度.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不仅是先验的,而且也是向经验敞开的,是一种较弱意义上的先验性.而阿佩尔语用学是在一种"严格反思"下的强先验性,与经验保持着距离.     

论"五四"现代小说结构与传统的关系

"五四"是现代小说的开端,她的发生发展与西方小说的引进介绍不可分,但她与传统文化、文学的联系更不容忽视.现代小说生成之中,其小说结构形态(文类)的形式背后,也联系着宇宙观、人伦精神、"士"阶层特征、"逍遥"人生的自由追求等诸多传统的内涵.最重要的是,现代小说家一方面自觉地对传统进行着创造性的转换,一方面在其创作中始终抹不去一种传统精神的保留.因而,她昭示了现代小说中国化的某些本体和核心命题,以及"五四"小说现代性究竟是如何再造传统和精神延续的.     

文化词语的异化翻译

语言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镜子.作为文化载体,语言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深深地烙印着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反映和折射着某一独特的文化现象.词语是语言的建筑材料,同样负载着文化信息.透过词语,尤其是文化词语,可以窥见一国民族文化的状况.词语的翻译策略有归化和异化两种手段,但对于文化词语而言,异化翻译似乎更胜一筹.     

试论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的四重理论限度

作为一种哲学语言学转向以后的普遍主义伦理样态的对话伦理学,虽表明了哈贝马斯在伦理诉求和解决多元社会冲突的基本旨趣上独树一帜、别具匠心的运思,但是也存在其有待突破的几个理论限度,主要表现在:一是对话伦理学过分夸大了"语言"的决定作用,二是对话伦理学混同了"规范的正当性"和"道德的应然性",三是对话伦理学忽略了对话参与者在达成规范共识的对话过程中所存在的"知识占有量的差异"问题,四是对话伦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内容空泛"与"乌托邦"之色彩.对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理论限度的揭示不是为了对之加以否定,而是旨在开拓其可以更进一步发展的致思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