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历来被论定为“守旧派”、“顽固派”和“天命论者”。这一定论是不客观、不科学的。具体分析司马光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就不难看出,司马光既不是政治上的守旧派,更不是思想上的顽固派。一司马光与王安石生年相近,经历相仿。司马光二十岁中进士,历任地方及中央官职。王安石二十一岁中进士,历任知县及知州等地方官。1068年,王安石任翰林学士,     

近年来司马光研究简述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北宋的一代名臣。由于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建国以来被说成是“守旧派”、“顽固派”。“四人帮”统治时期,司马光更被诬之为“复辟派”、“复辟狂”。近年来,史学界对司马光和《资治通鉴》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现将1980年以来司马光研究中提出的新观点,简述如下。关于《资治通鉴》以前,史学界一致肯定《资治通鉴》是历史巨著,但对司马光的政治及史学思想,大多持否定甚或冠之以“反动”的态度。在1982年10月郑州举行的宋史讨论年会上,许多史学家仍然认为,《资治通鉴》是一部内容丰富、有很大价值的历史巨著。书中有很多值得肯定的东西。但是,《资治通鉴》这部书有强烈     

评司马光的哲学思想

司马光因反对过王安石变法,而被扣上诸如“政治上反动保守”、“思想上顽固倒退”、“哲学上唯心主义”、“反对辩证法”种种帽子。颇少刊出有见地、有分析的探讨司马光哲学思想之研究论文,致使其历史学巨大成就,得不到科学的哲学解释。笔者拟就司马光哲学思想中的几个根本性问题,重新进行评议分析,拋砖引玉,就教于同仁。司马光对于哲学是熟悉而又有兴趣的。他不仅博览经、史、子、集,而且对颇多哲学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他系统地研究过周易哲学,并撰成《易说》六卷,系统地研究过道家哲学,并     

论司马光的文学创作观念

司马光作为宋代的名臣大儒,有很大的空间进行学术探讨。司马光有着深厚的儒学积淀,同时又时刻以儒者的规范要求自己。本文由此从三个方面对司马光的文学创作思想进行论述：一是司马光对文学“文以载道”、“有适于用”的文学功用的认识,二是司马光对文学创作诚实不虚、严谨朴素的态度,三是司马光在诗歌创作与鉴赏方面对隐逸生活、平淡闲远的追求。     

漫评司马光的民族思想

对司马光的民族思想,历来贬多褒少。有说他是“妥协苟安”的,有斥他为“民族罪人”的。这些看法,如果稍加分析,就会发现不符合司码光的思想实际。     

王安石与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比较研究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民族关系思想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兼制夷狄”与“华夷两安”、“先治其内后立功于外”与“欲胜夷狄,先强中国”以及德力观与礼信论三个方面。其思想分歧产生的主要原因和他们的政治理念、个人经历息息相关。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民族关系思想是对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司马先赔缸

古时候有个小孩叫司马光,他急中生智砸缸救人,令人拍案叫绝赞叹不已,不料却惹出了不少麻烦。缸的主人得知司马光砸破他家的水缸,火冒三丈,怒气冲冲地走到被砸的水缸旁,愤愤地对司马光说：“水缸是我祖爷爷留下的传家宝,你把它砸了,赔吧!”司马光一愣,     

论司马光《通鉴》史论的内容特点

司马光《通鉴》史论寓论于史，是《通鉴》全书的有机　组成部分。它的突出特点是，以“礼治”的思想为核心评论历史是非，以君臣为中心论述致　治之道，以“鉴古”“考今”为目的服务于社会现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史事。《通鉴　》从纪事到史论都围绕着取鉴“资治”的原则，但史论部分更直接地体现了司马光的思想观　点和撰史目的，是《通鉴》的点晴之笔。     

评司马光的认识论

司马光是北宋时期一位很有思想深度的思想家。他在学术上议经驳传,独立思考,颇有见地。他在认识论方面的观点,也是有创见的。司马光在许多著作中阐发了自己对认识事物、学问修养的看法。他所撰《致知在格物论》,是对儒家经典《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新解,也是司马光本人的认识论的核心。司马光说:“人之情莫不好善而恶恶,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盖寡,恶且非者实     

重评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

司马光与王安石,都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者,但后人对他俩的评价,却几经反复。宋徽宗和蔡京等曾将司马光等上百人打入“奸党”。十年动乱期间,司马光再次受到打击。“四人帮”以所谓评法批儒为名,给司马光戴上顽固派、复辟派等帽子。其矛头所向,早已路人皆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批判了“四人帮”的阴谋史学、影射史学,对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的研究与评价,渐趋活跃。这与批判“四人帮”的阴谋史学,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因而在研究中出现意见分歧,只能通过学术讨论,逐步解决。本文力图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对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讨论中的主要问题,提出看法。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王安石在北宋神家时期以理财为中、主持变法。他在“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思想指导下，颁布了诸如免役法、青苗法等等‘’富国理财”之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此，王安石的反对派首领司马光曾与王安石有过一段争论：司马光以为，‘’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算放，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王安石则说：’‘此非善理购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①又说：“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O王安石声然给人们一种激进的生产发股论者形象，与司马光的保守言论形成鲜…     

司马光祖宗之法不可变浅析

“祖宗之法不可变”作为司马光保守思想的重要依据,在史学界似乎已成定论。或斥之为“十足的腐儒之论”,或认为它“不达时变”,有贬无褒。我认为对“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历史背景和内涵缺乏细致具体分析之前,仅从字面之义对之一味贬斥,有欠公允。因此,对之进行细加剖析,为之正名,大有必要。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内涵“祖宗之法不可变”出自司马光文集。《宋史·司马光传》稍作改动,比原文更为简洁。全文为:“安石得政,行新     

政学互动：“子改父过”孝道说及其与元祐更化之关系

宋神宗去世后,面对《论语》“三年无改”孝道说对更化的挑战,司马光主要以“子改父过”孝道说进行反驳,其依据为《周易》中的“干父之蛊”。“以母改子”仅为此说的补充。除政治目的外,“子改父过”亦是司马光的学术主张。将“干父之蛊”解释为“子改父过”非司马独创,在儒家经典内部本就存在“子改父过”与“三年无改”两种孝道说的冲突。经司马光阐发后,“子改父过”说为旧党沿用,成为元祐更化的理论武器。宋哲宗亲政后否认此说,终结元祐之政。随着元祐被美化,“子改父过”说被广泛接受。朱熹在《周易》阐释中采纳了“子改父过”说,并解决了该说与“三年无改”说间的矛盾,为后世沿袭。     

司马光的义利统一观

本质为道德价值观的义利之辩是中国伦理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尤其是在两宋,更成了伦理思想斗争的中心。在两宋激烈的义利之辩中,司马光的义利统一观最富合理性。司马光自称以“朴儒自守”,但在义和利的关系上,却并未死守儒家正统的“重义轻利”的戒条,司马光认为,道德并不排斥功利。恰恰相反,道德必须蕴含功利,道德的价值就在于它所追求的特有功利性,道义必须以一定的功利为其指归。他明确指出:“夫唯仁者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圣人者……以利人为仁”;“道者,所以保天下而兼利之也。”肯定了仁义道的功利性。     

王安石“天变不足畏”新论

本文认为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没有否定天人感应理论 ,相反 ,王安石试图利用董仲舒以来的传统灾异观保护自己 ,以反击反对派用自然灾害为口实对新法发起的进攻。而在哲学层面 ,王安石的灾异思想与反对派并无根本分歧 ,王安石与其政敌的争论是传统灾害理论内部的争论 ,在本质上是另一形式的政治斗争。司马光将其解释为“天地与人 ,了不相关” ,其实是一种曲解。     

《温公易说》探佚

司马光以政治业绩和史学成就著称于世,同时在哲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著《潜虚》,注《太玄》,解说《周易》,阐发他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社会政治思想,在北宋时自成一家,后世史家称为“涑水之学”。司马光的这几部著作,是研究宋代学术思想史和他本人思想的重要资料。不幸的是,司马光的《易》学研究著作《温公易说》,曾经亡佚了相当长时间,直到清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才由《永乐大典》中辑出。这个辑本,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一笔者近整理该书,查阅有关文     

孙伟与桂学之开创

北宋末年,孙伟为静江幕官,期间曾受学于司马光门人刘安世,并将其所学传入桂林,以实际行动昭告“桂学”的诞生.孙伟既得司马光“诚”与“刚健笃实”的学术思想与学风,又以兼收博采的学术胸襟突破了司马光之学的“纯粹”.孙氏后学刘芮等人继承并发扬了孙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品格.     

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之异同

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有许多相同之处 :都提倡直笔 ,对统治阶级的阴暗面和人民的反抗斗争能实事求是给予真实地记载 ;都具有无神论思想 ,重人事而不言天命 ;都具有总结历史盛衰的自觉意识 ,善于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但是 ,他们的史学思想也存在许多不同之处 :司马迁持异端史观 ,而司马光持正统史观 ;司马迁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 ,而司马光认为古今不变 ,求古之道是为了施于今 ;司马迁旨在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写成一部包罗万象的通史 ,而司马光旨在关国家盛衰 ,系生民休戚 ,为帝王们写成一部政治课本。通过对比 ,可清晰展现自司马迁至司马光期间 ,我国传统史学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     

司马光与故乡

司马光既不出生在故乡,也不寿终于家园。尽管如此,作为故乡的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在司马光心目中仍占有重要位置,他在故乡的行迹,应当作为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司马光具有浓重的儒家思想。早在康定元年(1041)给彦太初杂文集所写的序言中,就有明确阐述。他称赞彦太初“读先王书不治章句,必求其理而已矣;既得其理,不徒诵之以夸诳于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与乡党。”从字面看,是称赞别人的,但实际上,正是发表了青年司马光(二十二岁)对读书、修养和治世的看法,即读书为求义理,求义理在于修身。考察司马光的一生,其修养极高,履道醇固,诚心自然,在朝为忠臣贤     

简析司马光的法律思想

司马光生活在北宋中叶,当时朝野上下有志之士,从忧国忧民角度出发,纷纷提出改革弊政和加强封建法制的建议与要求。在主张改革洪流中,司马光、王安石都跑在前面。司马光虽忠于儒术,但仍很重视法的作用。他在《资治通鉴》开头讲的礼,实际上就是法。“天子之职莫大于礼”。此处的“礼”司马光本人讲得很清楚,“何谓礼?纪纲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又说:“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